2007年左翼论战焦点：毛事后篡改自己著作，掩盖玩弄权谋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真相

按：这是2007年4月“红草”（即我本人）详细回应“袁史驽”三个月前批驳文章（2007年毛派撰文怒斥托派，为毛泽东篡改... ）的文章，借此回应，更揭示了毛玩弄权谋损害无产阶级实际利益（包括性命）和政治觉悟、事后毛又篡改自己著作以掩盖这些历史事实的真相。

粗体是我重读时标记的。原文删除个别无关紧要有碍理解的冗语，对较长段落做了分行，更新了结尾几个链接。

（Infj幻琴，说明于2025年1月6日）

驳袁史驽们：无产大众需要真确的革命史，而非神话

——兼初步反思毛泽东思想及现代中国革命史

小辈谨以此一拙文缅怀《毛泽东思想论稿》的作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凡西先生（1907——2002）百年诞辰。

红草

    去年8月，我在共产主义入门网开辟了理论专栏“毛泽东思想以及未经篡改的毛泽东著作”（red1917star.googlepa...中有一些“编者按”是连带着毛著从香港先驱社网页转载过来的，虽然我当时就特别注明这一点，但激愤下的崇毛派分子袁史驽仍搞混了，一口咬定这是我写的（还有网友柴荣，此君与我及我的网站可是没关系的呀）。当然，这问题倒不大，因为我也赞同公开被篡改毛著，不然我就不会转载了。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公开被篡改毛著的真实意义。而这个问题我在去年8月时并未正式说明，在袁史驽那里却以庸俗的逻辑提了出来并作了庸俗的回答，柴荣君的《从<毛选>篡改一例浅谈毛主义权术与工人政权的逻辑》也未正面回答此问题（据他说，其文也只是非常简略的分析）。考虑到问题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为了反驳而反驳），我有必要做出自己的答复。由于毛泽东思想涉及方面广大，本文仅重点论述权谋、纲领与阶级觉悟之间的关系（第二节）。

一、袁史驽的提法庸俗透顶

   关于毛著被篡改问题，袁史驽在其文章《撼山易，撼毛泽东难——评托派份子柴荣和红草的谬论》中指责我们“是从道德层面提出这个问题的”，指责我们要对毛老人家“诛心”；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如下“批判”：“毛泽东影响的存在，成为托派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托派为了消除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开辟自己的阵地，便用造谣、歪曲的手法，在毛泽东的著作上做文章，企图利用年青人缺乏历史经历，缺乏理论修养，对他们进行蒙骗，与我们争夺群众。”这便是袁史驽提出问题的基础——为着排除“托派的影响”，澄清毛著被篡改问题以正视听。显然，袁史驽坐在短浅的宗派井底所观察到的历史的天空是那样的狭隘，以至于毛领袖永远正确的神话一被戳破，宗派分子就要勃然大怒了。

   如果袁史驽们以为托派共产主义者要顺着他们的唯心史观——“从道德层面”臧否毛泽东，那他们便根本地错了。作为一个历史和现今仍存在的因素，毛泽东思想部分地反映了和意味着被压迫奴隶的造反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左翼同情分子和众多城乡无产者怀着对十月革命前景的憧憬，投入到剥夺有产阶级的社会变革中，毛泽东思想由于自觉地反映并能动地促进了这种群运涌流，而具有真正令人敬仰的光辉。在四十年代的阶级决战中，朱毛红色割据最终成功领导了全国性的土地革命运动，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及其全国政权，这一功绩应受国际无产阶级的肯定和捍卫。托派对此也毫无疑问。同时我们还指出（而且一开始就指出），这个新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公有制经济基础规定了它的社会主义历史前途，但它却是被一个官僚集团统治着，需要通过一场政治革命推翻它、并以工人阶级民主政府来取代它（顺便说一句，托派的这种反官僚理论比毛泽东后来发明的实质上基于唯意志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科学得多也彻底得多）。

   中国革命不仅是一场已成历史的民族革命，对于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国际性、历史性的伟大事业来说，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某一重大的而且还是成功了的革命——中国革命恰恰是这种情况——给了整个运动留下了怎样的经验教训，而对此的解决有赖于两个最起码的文化条件：一切关乎宏旨的真实的革命史资料必须放在阳光下开诚布公；国际共运在思想言论上必须有充分的讨论自由，以便为尽可能正确的阶级纲领及其相关政治分析获得空间。

   在十月革命之前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时代，没人能真正垄断运动的话语权，真实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的物质基础当时还依赖于资本和市场——弱小而分散。十月革命给客观历史进程造成了一个物质因素：包括工人国家的政经实体及其实际精神光环，这是加在国际阶级斗争天平上共运一边的重磅级砝码，使运动具有一个强大的物质向心力，因此也使阻断运动前进的上述文化条件成为可能。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一场叛卖十月革命的成功政变使共产国际这一强有力的指挥棒落到以斯大林为发言人的官僚新贵阶层的手中。从此往后，这伙罪犯仿佛有了什么呼风唤雨的广大神通似的，不但在一次又一次恰恰被十月革命所激起的国际革命高潮中扮演了叛卖工人阶级的反动角色，而且有组织有系统地把对革命史资料的掩藏、删改、伪造变成了一种真正工业化的（极具讽刺性的！）流水线作业，以此“创造”着斯大林一贯正确神话的“历史证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工人国家的确立，作为与斯大林权威斗争的结果，在形式上有助于打破对斯大林的崇拜（虽然在表面文章上毛及其跟随者以捧斯大林来贬赫鲁晓夫）；但毛领导的乡村民主战争并未有助于产生革命工人觉悟，相反，克里姆林宫的宫廷文化和儒家传统的“四毋”哲学[注释1]使中国革命领导层对耍弄权谋深信不疑，反资本革命的胜利（哪怕只有这一次胜利）使这种信念完成了功利主义逻辑：“我们胜了，说明毛主席英明正确。跟随主席一定是对的。”同样为了维护官僚专权统治，不同只在于经济文化上毛北京比莫斯科更落后，崇毛较崇斯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七十年代更精心炮制出历史上十二回合路线斗争，回回论证毛太阳一贯正确无往而不胜的神话。

   苏中阵营崩溃标志着一个历史阶段的完结。共运的强大光源消失了，共运客观上陷于低迷，另一方面也使巨骗、官迷和党棍们独断共运解释权的企图真正成为妄想。马列文化长期断代的和谐地区，泛左翼的思想精神贫瘠苍白，上有经院御用文化，下行权谋手段崇拜。在远离现实群运的泛左圈子里，泛滥的宗派病和政治狂想症令人晕倒。今天多数和谐泛左翼看到写几篇文章，办几个网站，搞几下辩论，就以为了不得了，以为“我们有力量了”，以为谁谁谁要“与我们争夺群众”，好象真有那么回事似的。主流崇毛派口头上吹捧人民群众，内心里把群众当成可以被“蒙骗”、被“利用”、被“争夺”的大傻B，群运要由“我们”来定期分阶段地“推动”“指导”，就像不断地给玩具上发条一样。而真实的马列文化左翼资料却稀薄得可怜：关于卢森堡的革命理论、考茨基论基督教历史的著作、三十年代西班牙内战的革命内幕、1968年法国革命以及八十年代波兰团结工会史等等，这些反映运动在不同状态下的有代表性的理论、组织和实践的原生态，没多少人能够了解到——且不论他们今天是否愿意了解——必须为潜在的、将来的革命阶级运动提供养料。以公开未经篡改的毛著为例，其原版应当公开，用以对比运动实践过程和结果，以确定毛泽东思想中哪些是先见之明，哪些是“过后方知”，这是从真实的历史主客观方面评估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应当从这样的即唯物主义的立场并且辩证地研究毛泽东思想。然而众多崇毛派却反过来立足于毛泽东思想来考察客观历史，继续着“十二回合路线斗争”的幻影闭眼瞎捧毛委员，结果他们之所以研究革命历史，仅仅因为要证明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无比正确。他们为毛神话的辩护，幸而只代表着已死的历史因素的惯性；它已经不能有效地危害运动（下面我将逐步提及毛思想革命战略的现实危害），只是运动之外令人生厌的几丝噪音。

二、阶级纲领，权谋，与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

   为了解释1947到1956年大革命中民主革命实际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既成事实，毛泽东的后来辩护者大谈革命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是并行不悖的，关键是如何将之结合起来。已故的王凡西先生在《毛泽东思想论稿》第六章《不高明的战略家（上篇）》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官方透过《红旗》主要理论家施东向的文章《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和衔接》第一次试图郑重地将阶段论与不断论这两种说法结合起来。直到今天，部分毛左派仍说不断革命论本身并不错，但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在实践中把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辩证地统一起来，光是不断革命论的“托派的正确空谈”是毫无意义的。

   其实，中国在1947年之后发生的激进社会转变并非中共一厢情愿使然，相反，这一历史进程的实际走向是违反中共自二十年代以来的一贯的阶级纲领的。因为，中共的阶级纲领从建基之初到五十年代初期，实际上都是斯大林主义的革命阶段论，即把革命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阶段——民主革命阶段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所谓完全独立是指两个阶段不仅有性质不同的任务，而且这两个阶段有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性质与政治性质（政权）。在所谓的民主革命阶段——毛泽东赋予此概念以“中国民族特色”而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一个既不同于无产阶级民主、又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特殊阶段。这个阶段作为革命的第一步，“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甚至到了50年代初期，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共中央还认为农业合作化的完成需要十五年乃至更长时间，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方针正是基于这种革命阶段论（本质上与斯大林主义别无二致）。王凡西先生在《毛泽东思想论稿》第六章以详实的原始文献资料说明了在俄国革命渊源中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的来由，以及中共阶级纲领的嬗变。只要不是顽冥不化的老古董，都不会否认中共阶级纲领发生了这样一种嬗变。

   袁史驽说，《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所抽出的那个章节即《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虽然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但这话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论新阶段》第五节第五小节所提出的前两种组织形式。据袁史驽说，如果没有这前提才等于“是服从国民党和蒋介石”，因此这个前提的有无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分水岭”。据袁史驽对历史的解释：“共产党的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国民党和其他党派的独立性同样也不能超过统一性”。袁先生真是想当然地引用和曲解！——且不说就在他所提及的第二种组织形式中明明强调了“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拥戴蒋介石先生作这个联盟的最高领袖”（而第一种组织形式则直接呼吁把国民党当做民族联盟），就是在同一篇《论新阶段》的第三节第十八小节《国民党有光明前途》、第四节第二小节《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反对分歧与分裂，反对任何的汉奸政府》，毛泽东号召工农群众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又恰恰是在同一篇《新阶段论》第四节第六小节，毛泽东似乎惟恐日后有人歪曲其意以为要国共“平等相处”、因而特别明确地再次强调“没有问题，全国任何地方政府，应集中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不应因行政区域在地域上之被散分割而有任何不尊重中央领导的表现。全国必须是依照中央法令而推行民主制的。但全国必须是统一于中央的”（这个中央政府是哪个政府，只有“傻子”不知道）。

袁先生又指责我们“只顾找岔子，不认真研究六届六中全会解决什么问题”，据他说毛在会上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年11月5日），“严肃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时，共产国际已经得到任弼时报告，认定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以此证明毛的路线与斯大林派的王明路线是有根本区别的。真的如此吗？让我们看看毛的原文。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虽然仍有很多资料仍未公开上网，但假定此篇未经篡改）中，最重要的几句话是：“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很明显，这话只是反对“一切服从、一切经过”，但要不要在根本上、主要上服从、经过统一战线呢？它只是反对“一切服从蒋介石”，要不要在根本上、主要上服从（或者是“批判地服从”）蒋介石呢？仅就这篇从六届六中全会上筛选的结论中他是没说清楚的。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切未经篡改的毛著中，毛泽东却说得一清二楚。于是我再拜托袁先生睁大眼睛看看，《论新阶段》第七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第六小节谈到：“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是也只能是相对的东西”（在将第七节抽出独做一篇即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时删掉了这句话），这句被篡改掉的话按毛泽东上述同样被篡改掉的“全国必须是统一于中央的”，不难理解这里的统一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按袁先生的本意，“服从国民党和蒋介石”便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公开的原始资料恰恰证明了当时的毛泽东恰恰在理论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但袁先生却认为我们是污蔑。这是什么逻辑？这是无赖党棍的逻辑。

   可是，又有人说，这正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因为他并没有拘泥于自己的理论与阶级纲领，他实际上坚持了斗争。毛泽东对革命阶段论的纲领（应该认为这种纲领首先是莫斯科官僚强加的）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他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如王凡西先生所言他首先是一个实行家而不是理论家、是一个高明的战术家和策略家却不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善于使用权谋，善于把握时机来推进革命斗争。因而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顺应国内革命形势主动抛弃原有阶段论纲领、加速了农村合作化进程，并宣布他的同志们犯了右倾错误（参见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之后》对1955年毛泽东突然宣布向社会主义激进转变的精彩记述）。

   诚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的权谋与心计部分地帮助了一场反资本主义革命（我只能说是部分地，实际上中共坚持独立性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在物质方面即它当时已逐步形成了一个自觉的地方军政割据利益集团），但这一点却是以大大地损害其所代表的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为代价的。仅以抗日战争史实来说，中共在阶级纲领上的投降路线（以及种种公开宣言）等于号召工农群众将抗日胜利冀望于资产阶级，但实际上阶级矛盾并未得到真正调和，客观上使广大工农群众在相当程度上被麻痹，使他们相当程度地放弃对自身独立阶级立场和阶级斗争的信念，这必定会使阶级群众迷茫、动摇乃至真正放松革命警惕。1941年皖南事变中近万新四军战士被屠戮并非偶然（这是所谓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中心事件），它是阶级斗争大懈怠和阶级觉悟大削弱的直接后果。

   很可能会有人轻蔑地以为：阶级觉悟算什么？它看不见摸不着，它只不过是一种由先锋队教育训练出来的意识而已；高调地大谈原则不难，但要灵活地使用策略才叫难呢。我们所坚持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共产主义事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开篇第一句话。1864年10月，马克思起草）；无产阶级在这个事业中最重要的物质财富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及依赖此而存在的先锋队组织。据我所了解，一些深受斯毛思想影响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无产阶级乃至任何阶级视为一种本质上属于主观意志的因素，而所谓阶级觉悟就更不过是一种意识罢了（许多西方毛学者也准确地指出，“阶级”在毛思想中被视为一种意志因素）。只要持这种唯心的观点，就不能理解无产阶级自我解放事业的本质。鉴于主题限制，我在这里只能简略而不加论证地指出：某个人的觉悟与无产阶级的觉悟有着根本不同，前者本质上是偶然性的意识，它来自人的头脑对一定客观现实的能动反映，而后者——阶级觉悟则植根于现代大生产环境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成熟的对立关系中，它不依任何意志的转移为转移（阶级觉悟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客观存在有其物质特点，参见网友开端的《读<巴布石金回忆录>散记》对工人阶级觉悟性的简述[注释2]）。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觉悟会永远不变，它如任何物质一样会随着实际条件的变化有所损益。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阶级觉悟是无产者对阶级独立性（包括不轻率地盲从权威、不信任一切有产政治等）、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性、共产主义理想的自主的革命信念，而非历史上那些红色官僚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独裁专权统治而吹捧的假冒伪劣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正由于阶级觉悟的这种本质，敌对的有产阶级不论通过思想文化渗透，还是通过某些社会改良或所谓“和平演变”，也极难真正磨损无产者阶级觉悟；可是阶级群众的领导（先锋队或领袖）的策略和权谋，通过其组织、地位、威信等现实影响力（而不是通过某个意识本身）却能对阶级觉悟有所损益。正因为阶级觉悟的这种特点，使得它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最可贵而又需要先锋队倍加珍惜的物质财富。

   可见，置身于阶级运动中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应当时刻注意保卫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但我并不是说，决不能使用权谋。有些人也认为托派的原则不错，但是托派没认识到策略乃至权谋也是必要的，没认识到干革命应当不择手段，而不应拘泥于道德。托派真是如此迂腐吗？恰恰是托洛茨基，否认了道德的抽象化和外在性，认同“目的需要合适的手段”，指出“凡是真正趋向于人类之解放的手段，都是允许的”（参见《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纪念里昂·西道夫》）；在一封信里托洛茨基更明确地说：“是的，我认为，手段本身无所谓好或坏的，世上也没有什么与某一绝对的、超历史的原则相关联的好手段或坏手段。凡是能提高人对自然的征服力量，凡是趋向于取消人压迫人的一切手段，都是好的。在此一宽广的历史意义中，手段之是否正当只能由目的来决定”（《致温台林·汤马斯的信》）。让我们进一步来看托派对策略权谋的看法。王凡西明确地写道：“说大革命家只重原则，不重策略，其可笑正好像说大政治家只谈仁义，不讲权谋一样。那是迂腐的书生之见，或者是年青的革命家易犯的幼稚毛病”（《论稿》第五章《高明的战术家》）。王凡西更是推举列宁在其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话来证明权谋在革命中的必要性：

   “为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间的普通战争中最顽强的战争困难百倍、长久百倍、复杂百倍；要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就拒绝采用机动手段，拒绝利用敌人间的利害矛盾（那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与各种可能的同盟者（那怕是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么？这岂不正像我们想攀登一座艰难险阻，未经考察，未通人迹的高山时，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折转回来，放弃已选定的方向而试走各种各样的方向么？”

   那么，对于权谋问题，托派与斯毛派的真正分歧在什么地方呢？

   托洛茨基在1928年就专门地谈了这个问题：

   “自然，这并不是说，手段是根本不能用的，是与工人阶级的革命战略不兼容的。但是，必须弄清楚，手段对于革命的斗争基本方法说来，只能属于从属的、辅助的、权宜的性质。必须永远记住。手段、手腕等东西决不能在大事中决定任何问题。如果施用计策似乎能够在小事上解决一些问题，那总是以损害大事为代价的，一个正确的手段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仅仅是因为它提供了赢得时间和用较少力量取得较大效果的可能性。依靠手段来逃避根本性的困难是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矛盾，正因如此，企图靠组织和个人施用计策把中国资产阶级控制住并迫使它屈从于计谋家的计画，这并不是什么手段，而是可鄙的自欺，即使手段的规模很庞大，也还是如此。阶级是不能靠施用计策来战胜的。从历史上看，这适用于一切阶级，而对于统治的、有产的、剥削的和有教养的阶级说来，尤其正确。这些阶级的经验非常丰富，他们的阶级本能非常灵敏，他们的侦察机构的种类非常繁多，以致想用装模做样的办法骗过他们必定造成这样的结果：实际上中圈套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

   一般说来，在工人阶级的一切历史行为中，运用权谋的主要工具是党。但是，党并不是权谋大师手中的驯顺工具，而是一个自觉的自我行动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一般自我行动的最高表现。所以，在运用权谋的全部期间，所有权谋都必须被党清楚地理解。这里讨论的当然不是外交、军事或地下革命工作的秘密，即是说，不是无产阶级国家或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技术问题，而是权谋的政治内容。因此，所谓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苏维埃对富农的妥协方针是一次‘伟大权谋’的解释是荒谬的和罪恶的。富农没有受骗。他不是凭言词而是凭行动、税收、物价和纯利作出判断的。然而党、工人阶级和贫农倒很可能受骗。没有别的东西，能比无原则的运用权谋和背着无产阶级政党玩弄权术的做法更适于瓦解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精神了。

   适用于一切权谋的最重要、公认的和最不能改变的规律是：你决不能大胆将自己的党组织同属于另一个阶级的政党合并、混合或联结在一起，哪怕这个党今天是最‘同情’你的。不要采取这样的步骤，如果这种步骤使你的党直接地或间接地、公开地或隐蔽地隶属于别的党或其它阶级的组织，或缩小你的宣传自由，或者使你对其他政党的政治路线负责，即令只负一部分责任。你不应将你的旗帜同别的旗帜混杂起来，更不用说跪在别的旗帜之前了。”
（《列宁之后的共产国际》第二章第九节《革命战略的权谋性质》）

   请读者原谅我摘引了如此长一段托氏语录，因为据我所知，当今的毛子毛孙们不是骨髓里淫浸满了权谋崇拜的臭泥，就是瞧不起保卫阶级觉悟的“空谈家”。承袭儒家哲学并弥漫着官僚做派风气的左翼圈，已对马列文化太陌生了。这段话很清楚，权谋应从属于革命战略（战略由阶级纲领所规定），权谋的政治内容（老托说得非常清楚，这里排除了技术机密之类的）应当对党公开，权谋应有助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精神——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托洛茨基正是这样做的，而与托洛茨基并肩为十月革命而奋斗的列宁也是这样做的。一个最显著的典型例子就是1917年底、1918年初的布列斯特和约的谈判，列宁一派主张不惜一切代价签约，而托洛茨基一派（是多数派）则主张既不战也不签约（尽量拖延谈判）。两派都是希望促进德国工人的革命觉醒，但对这种觉醒的时间估计有误差（前者认为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后者认为已迫在眉睫）。在这两种对策无疑都是一种权谋；列宁一派的观点最终取胜（而且历史证明他是对的），当时俄国割了大片重要国土给德国，“为了俄国革命正处于无法作战的情况中，为了要取得喘息时机以待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无产阶级及时起来，因此俄国工人政府不得不暂时屈服于德国强盗的军事勒索之下。这个立场、这个说法，非但在对内解释和对外宣传中不折不扣地明言实讲，而且在正式谈判的议席上，也不许任何外交辞令掩盖了那个痛苦的真相。因此，俄国革命的此一「屈服手段」，非但不曾降低了国内外无产阶级的觉悟与斗志，反而将它大大提高了”。

王凡西还举了很值得注意的“列宁坐德国‘密封火车’回国策动十月革命”的著名事件，在这个事件中，列宁为了回到俄国发动革命，“便勇敢地向敌人申请过境，与敌人缔结条约，坐了「密封车厢」回去”，这自然是一种灵活度非常大的权谋。但是，列宁为了“要消释国内外无产阶级对于此事的疑虑”，就与西方的国际工人革命家签定了“这样一份宣言：「俄国的国际主义者，他们……现在正要动身到俄国去，以便在那里献身于革命事业，他们将帮助我们唤起别国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的无产阶级，去反对各自的政府。」列宁等借道德国，答允交付的代价仅仅是坚持释放同等数目（三十人）的非军事俘虏，他绝对不曾在事实上或形式上对德帝国主义者作丝毫让步”。

   “当那些大师们，特别是列宁，采取「机动、通融和妥协办法」的时候，不论任何时候，或任何条件中，总抱着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藉此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精神、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一般水准，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准。」（见同上引书。红草按：指《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认为这乃是「全部问题」之所在。所以当他应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时，不管其暂时的与立即的原因是为了它能损害敌人，或为了它能保全自己，或为了环境所迫无法不作的屈服，或为了避免一场形势显然于己不利的战斗，或为了使主要敌人孤立而对次要敌人让步，或为了要并力克敌而与某些动摇势力联盟……不管为了什么，他们心目中却始终树立着这样一个标准：这样做会使无产阶级（国内的与国际的）的觉悟性及革命性提高呢，还是降低？怎样做可以提高？怎样做便会降低？这样的问题永远在列宁心中占据第一位置的。

   “列宁托洛茨基在这上面和斯大林之间不同，基本上乃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与革命官僚之间的不同。

   “毛泽东运用权术时候的基本态度，究竟是属于列托一类还是斯大林一类呢？不幸得很，他是远前者而近后者的。毛泽东曾经取笑不懂策略的革命者说：「和蔡廷楷握手，必须同时骂他一声反革命。」按照说话人的意思，跟那些原来反革命的暂时同盟者妥协，就必须至少在形式上要做出客气姿态，必不能揭人家的疮疤，一定要亲善尊敬。和蔡廷楷握手的时候，纵使不称他为革命者，至少得叫他一声亲爱的朋友，在人前表示一下亲热。其实，这态度与列宁态度根本相反。依照列宁，当我们有必要和蔡廷楷或蒋介石握手之时，我们的责任必须同时以加倍力量告诉无产阶级以他或他们的反革命本质和原形，并向他们解释目前为什么要同这些敌人暂时妥协，以此提高而非降低本阶级基本革命群众的觉悟与斗志。如果照毛泽东的做法，一旦有必要与可能和反革命者「握手」，那就必须做得亲亲密密，非常「老友」，那末试问无产阶级大众看了这个表演将作何感想呢？知道蔡廷楷或蒋介石过去的人会发生莫大迷惘——究竟蔡、蒋进步了还是共产党退步了？不知道蔡、蒋过去的人则自会因此而相信他们真是很好的革命者。无论前一感想或后一感想，总之都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群众的觉悟与斗志的。

……

   “毛泽东应用策略手段时候的态度正是如此（红草按：指斯大林应用策略的态度）。为要与蒋介石再度握手，他非但收起了一切反革命的骂声，而且竭尽力气来使「卖国贼营垒的总头子蒋介石」（见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变成为「伟大的领袖」（见「论新阶段」第十八节），同时宣布共产党接受三民主义，政府和军队接受改制，一切服从国民党中央。他认为「全民族的第二个任务，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务使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的威信不受任何影响。」又说：「全国必须是依照中央法令而推行民主制的，但全国必须是统一于中央的。」因此，他再三声明：「我们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以上引文均见「论新阶段」）

   “毛泽东此种矢忠矢诚的拥蒋表示，目的当然可以说是要维持联合战线，以便共同抗日，因此不惜讲讲「现实主义」，与蒋介石「针锋相对」，玩弄「纵横捭阖的手段」。我们承认他是在用手段（即不是有意的叛变或投降），我们也承认：革命者是应该与可以对敌人用手段的；但手段玩弄到这般田地：明知某人为「贼」，却为了权术之故，号召全党全民「诚心诚意」认贼作父，并且以此定为主要任务，要大家坚决拥护其领导，决不能使此「贼」及其政府的「威信受任何影响」。如此做法，纵使有一万个最好理由，也总无法为下述那样的坏结果作辩释，即：无产阶级大众会因此而降低其觉悟与斗志，会因此减弱（甚至消灭）其革命性。因为，我们在上面再三说过，正是这个结果，乃是列宁当年运用「机动手段」的最高标准。诚然，我们中国这位大军事学家孙武说过：「辞卑而益备者，进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为了欺骗敌人，让自己加紧准备，不妨用些卑恭的口气，委婉的谢辞，可是这种主要适用于古代战争的计谋，毕竟不适用于近代的革命政治。今天，一方面由于政治的群众性与民主化，另一方面由于出版与广播之无远弗届的影响力，任何政治家的心智术与明显的虚伪，到底只能有损施术者本人的威信。毛泽东自己不会得见不及此，所以在选集中，这篇有名的「论新阶段」的报告，只收入了八个部分的一个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而且被选取的这一部分中，一些过于碍眼的字句也删去了，例如在该部分的第二节中，就删去了这样几句：「全力援助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是天职，是责无旁贷，在这里，不能有一点消极性。」在第六节里，删去了：「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且服从统一性。」

   “像这样的「卑辞，委谢」，根本不会出之于列宁托洛茨基之口，却常见于斯大林的笔下，因此，斯大林也和毛泽东一样，当著作汇集出版时，不得不先做一番精密的选择和改作工夫。这无论如何都不是大革命者的应有作风。”

（以上引用除特别注明，均见王凡西《论稿》第五章《高明的战术家》）

   毛泽东的那些权谋对于阶级纲领来说已不是“属于从属的、辅助的、权宜的性质”，正如我们前面所述，毛泽东根本地抛开了阶级纲领，在毛泽东思想实践的历史中，权谋是第一的，纲领则无所谓。不是在托派这里，而恰恰是在毛泽东的权谋世界里，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则真正成了空谈，成了英雄伟人的权谋诡计的牺牲品。

   前面我提过中共在抗日期间的投降路线对皖南事变的产生负有很大责任，其实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皖南事变仅仅是众多阶级对抗事件中的一个而已（仅官方统计的就有所谓“三次反共高潮”，实际上国民党军阀袭扰是相当多的，而使工农群众在政治上对敌缴械的中共要对一切灾难性后果负重大责任）。错误的政纲的危害性，的确有可能摧毁中共，就像法共在同样错误的二阶段论的纲领下彻底并入有产阶级的“人民战线”而政治破产那样。只是由于三四十年代的中共已形成了地方军政割据利益，在激烈阶级斗争的压力下才保存了自己的政治存在并发展壮大。毛泽东这种实践中置纲领于不顾的权谋斗争，最终是胜利了，他也使中国革命获得了胜利。“但正因为它的胜利很少得力于无产阶级上述的精神和能力，以致胜利后的中国革命及其新创造的国家，遭遇到许多难于克服的困难和危机，陷于深刻的官僚主义的乃至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泥淖中”（引用同上）。

三、斯、毛阶段论理论贻害无穷

   毛泽东不拘泥于——恰好是错误的——两阶段论的纲领，以权谋顺应有利于革命的客观变局赢得了反资本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却鼓吹、神话了毛曾贯彻了的路线纲领，并“创造性地”把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辩证地统一起来”，在国际共运中公开鼓吹这种路线，却是造成了极大危害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是曾经因为忠实地执行了革命阶段论——需要特别指出印尼共当时是亲北京的——完完全全地重演了因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而导致的1927年反革命大屠杀的悲剧。印尼共坚信苏加诺的“民族资产阶级”能够与工农一道进行民主革命（当时的毛北京大加支持并吹捧苏加诺政权。这里略为指出：对“资产阶级左翼”的吹捧客观上起到为“资产阶级右翼”打掩护的作用，实际上资产阶级并不存在独立的左右翼，阶级矛盾一激化，所谓资产阶级的“左右翼”完全能够瞬间合流，并将被动地防守的奴隶们打得措手不及）；印尼共为拉住“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盟友”多次拒绝群众的自发革命行动，最后在苏哈托的右翼政变中被屠宰，数十万（或上百万）工农群众、左翼积极分子与“进步人士”们倒在血泊中。

   今天的各国毛派包括菲律宾毛派，尼泊尔毛派，还在重复斯毛的二阶段纲领路线，以掩盖其随时投降于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叛卖路线（尼毛派的普拉昌达分子们，他们就正在不遗余力地为实现这种叛卖路线而奋斗）。

   斯派、毛派的阶段论纲领以及被篡改、神化了的革命史不只误导、葬送了外国共产党和革命运动，还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障碍。“即使当年毛泽东实际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做对了，但是他死不认错，说变就变，还要篡改历史文献，以便维持自己永远正确的神话”（刘宇凡《胜利中的失败——<毛泽东思想论稿>代序》，无特别注明则下同），这种毛泽东一贯正确的神话就成了红色官僚专权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以至于一切官僚改良斗争（包括文革，本质上也未能超出官僚自我改良范围。而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本人其实就是那个畸形工人国家的头号官僚），以及官僚集团对自己造成的一切灾难——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的补救措施“都始终要以维护毛主席的一贯正确的神话为条件，是以任何补救办法都是半吊子的、没有持久成效的。要等到毛主席终于去世之后，他的后继人才敢用分期付款的办法去批评他和局部改正他的错误。但那个时候社会主义的名誉已经被毛泽东彻底败坏了，因此邓笑贫的「拨乱反正」能嬗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红草注：笑贫同志之所以走资顺利，更大原因在于无产阶级觉悟的低下，而这，又是与现代中国革命‘的胜利很少得力于无产阶级的觉悟、精神和能力’密不可分的）。由于旧的错误理论（新民主主义论）没有认真清算过，还始终被当作正确的理论，所以在新的复辟形势之中，新民主主义的错误理论又复活过来，成为复辟的理论根据之一。这就像一个人病根不除，难免旧病复发一样。中共党内最大胆的走资派很快就以毛反毛，利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来为复辟张目。他们论证道：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根源，恰恰是因为他实际上否定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犯了「左」的错误，导致中国过早进入社会主义。所以，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办法就在于重新实施新民主主义，就在于补资本主义的课。「补资本主义课」──这未免……未免有点不好听。所以，邓小平在「补商品经济的课」的幌子下实际执行走资派的纲领──或更准确些说，毛泽东的原订纲领”。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觉醒者开始自觉探索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出路，随着毛泽东思想重新受到民间的重视和研究，国内有些改良分子倒了旧汤，又把毛泽东错误的二阶段纲领路线（新民主主义论）包装为新药，拿它来骗人。为了提醒年轻的泛左翼朋友，我不妨公开指出这方面的一个典范，那就是许建康2006年4月15日在北京乌有之乡书店的发言[注释3]。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托派并不认为有了正确的理论，革命也就万事OK了。实际上，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之胜利，其纲领路线理论上的根本错误，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十月革命所造成的强大指引力以及身边站着苏联这个物质因素，也很难仅靠权谋诡计予以克服。对于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来说，“如果其所抱持的理论从头就错误，那么，在苏联消失的情况下，想革命不失败，就不如望天打卦了”。

四、拨开伪造迷雾才能展望将来

   “新一代的左翼要找到正确前途，恐怕前面还有漫漫长路。最大障碍之一，就是他们许多时候连历史真相也无法知道。斯大林、毛泽东的其中一个最大罪恶，正是他们歪曲和伪造历史。诚如乔治·奥威尔在《1984》所言，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斯大林和毛泽东为了自己永远控制未来，于是大规模伪造了过去。新一代革命运动在能够发展起来之前，恐怕首先要在伪造的迷雾中恢复历史真相，重新认识毛泽东主义的本质”。刘宇凡先生的这段话再次地、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公开被篡改毛著的真实意义究竟是什么。

   不是为了泄愤，不是为了小宗派之争，而是为了重新认识毛主义以及中国革命史的真正经验教训。

   到最后，我要说说对我重新认识毛主义启发性很大的王凡西先生及其《毛泽东思想论稿》。当这位共产主义革命家被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其实是堕落了的工人国家赶到狭隘的澳门小岛上时，时值毛泽东的威望正如日中天、大有扶摇直上之势的时候（1961—1964年，此时得势的林彪恰好正忙于以解放军为阵地掀起一场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这位流亡的革命者，在孤独与寂寞中思索，写下了这本在我辈看来不朽的《毛泽东思想论稿》，这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是为了泄私愤？——如果你去看这部著作，决看不到一丝一毫无聊的抱怨，更看不出有任何泄私愤的意图。难道是为了“与毛派争夺群众”？但据我所知，留守港澳的托派在五六十年代一直沉寂着，没有主动参与政治活动，直到1968年世界革命高潮掀起了香港群运激进化才使托派重回社会运动中，然而就《毛泽东思想论稿》而言据作者的“招供”说这个稿子“虽然写成将近十年，始终任它放置，不曾作出版打算，事实上当然也没有出版可能”，直至热心的朋友们催促并资助出版才使他决心复印全稿（《毛泽东思想论稿·序言》王凡西，1972年12月7日）。但王凡西先生并未隐讳自己出版此作的目的，他写道：“在全部「论稿」中，作者自信还能始终保持这样一个立场（红草按：即唯物主义的立场），因而我相信它不但能帮助读者们拿这样的毛泽东思想去了解过去，而且能凭以解释今日一切与毛泽东有关的事变”（引用同上）。

   正是对于认识真实的毛泽东思想，重新认识毛文件的本来面目，说王凡西先生的《毛泽东思想论稿》具有重大的理论参考价值也毫不夸张。它不仅“可以为大家提供部份真相，让大家了解到从俄国革命一直到中国革命的一切重大争论，特别是关于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争论的真相”（刘宇凡），更不带成见地从现有公开的未经篡改资料的基础上提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正由于此，虽然“因为作者被迫居住在一个闭塞的地方，材料搜集困难，参考书不易充分获得，以致有些问题或某些事实，不得不因此而撇开不谈，或暂不讨论”，虽然由于这种资料缺乏而使他对中国革命史的具体认识难免存在缺憾，但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立场与方法论相对于官方和传统斯毛左派的，却是令人感到完全地耳目一新。这种分析立场与方法论，比起分析内容本身来说，是更具有魅力与价值的。

   用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并按无产阶级立场分析现代中国革命史，这虽已有不少结论，但并未结束；随着过去阶级斗争的史实与理论文献资料（包括未经篡改的毛著），将来必定会有新的补充看法或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要想展望未来的革命，就必须了解过去的革命历史。而革命史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企图，一个很大的工程，它不可能靠个人独力的积累与研究来完成，我们总是在前人已积累下来的资料和发展了的争论的基础上开始新的研究。

   先进分子有义务支持乃至参与创造本文前述的这种文化条件（而不是像斯毛官僚们一样千方百计地试图阻拦之）：一切关乎宏旨的真实的革命史资料必须放在阳光下开诚布公。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无产大众需要真确的革命史，而非神话。

写于 2007年4月19日

（4月22日订正第二节中托洛茨基论道德的部分）

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文献资料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上均可见：

五卷毛泽东选集（包括部分未经篡改的文献）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index.htm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wangfanxi/1964book/wang-1964bookindex.htm

托洛茨基：《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index.htm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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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谓毛泽东思想中对孔子“四毋”哲学基因的传承，王凡西先生在《毛泽东思想论稿》第三章中有精彩论述。考虑到对毛泽东思想“特色”之原因极富有研究价值，兹择要如下：

“司马迁作「孔子世家」，给孔学做了一个简短提要，其中就提到了他的「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是太史公的高明处。因为这个「四毋」不但是孔子思想方法的基础，而且正是他一生为人处世的根本态度。不要臆度、不要武断、不要固执，不要主观；这里面一方面包含了科学精神与辩证思想，另方面却意味着中庸、妥协、圆滑的改良主义与机会主义，有时甚至发展至赤裸裸的犬儒主义。……无论敌友，谁都承认毛泽东是杰出的权术家，更确切些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策略家。不管就军事、政治或人事方面说，毛氏那种聪敏、灵活、圆通、狡黠的应付，实在高明之至。这种本事，一半固然由于天赋，另一半显然是从孔老夫子那里，首先是从他那个「四毋」中学来的。

孔子可说是古往今来最不受「教条」束缚的人了。他的任何主张没有一成不变的说法，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亦因人而异。这在教育方法上是「因材施教」，在思想方法上便是所谓「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他在某个时候可以「从众」，在另一个时候可以「违众」，一切看情形而定。弟子们同样问「仁」，而孔子对颜渊、仲弓和司马牛的回答各不相同。纣王无道，「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于谏而死」，三人三种态度，而孔子却同样称之为「仁」。这是他能在同中见异，异中见同；并且对人对事，都能从适当的视角来观察。孔子说过：「亲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但「公山弗扰以费畔」，「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都想前去；说什么「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有人嘲笑他「栖栖皇皇」，近于「佞」了，而孔子则辩曰：「吾疾固也」。他反对一成不变，讨厌顽固不化。他「无可无不可」。孔子与蒲人盟，不去卫国；但一出东门，他即负盟适卫，理由是：「要盟也，神不听」。那意思就是说，在强力要挟之下可以与人缔盟，但这样的盟誓完全可以违背，因为鬼神是不听的。

孔夫子那种随机应变，实事求是，有经有权，不执一见的态度，在毛泽东的言行中，不是随处可以发现的吗？三十余年来，毛泽东奋斗于中国共产党内外，终于能有今日那样的地位，是靠他应付了一连串敌手的。第一号内部对手是已故的斯大林及其在中国的派遣人王明。毛泽东在这一战斗中显然处于劣势，而且是败局早成的，如果当时他没有玄德种菜、勾践尝胆的精神，没有韬光养晦，隐忍待时的修养，便不可能在遵义会议上翻身；再如果当他翻身之后，对王明派不能做到小胜不骄，适可而止，主从有别，恩威兼施；对斯大林不能实行敬而远之，阳奉阴违，以及时奉时违的「柔道」政策，则无法保持并确立他在党内的胜利，更不能扩大之为全国性的胜利。
对付党外的大敌蒋介石，毛泽东更是充分发挥了「毋固，毋必」的儒家精神。西安捉放，国共重圆，这出悲喜剧的导演固然是斯大林，但其精釆演出却无疑要归功于毛泽东。他并非死板地扮演了剧中人，而是将自己的性格注入于角色中的。十年内战，能于一旦间被宣称为「兄弟阋樯」；反动的三民主义，一经「正名」，冠以「新」字，就不怕信奉。改编易帜，答应无妨，只要易而不改，强加之约，可以签订，反正「神不听」也。
对于国民党旁敲侧击，应之以「有理，有利，有节」，随机应变，法无常法。与民主人士游，则「恂恂如也，誾阖如也，鞠躬如也」，礼不嫌其繁琐，只要能争取同情好感。
凡此种种，别说硬桥硬马的马克思办不到，就是更为实际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也因「教条」所限，绝对不肯做与做不来；甚至那个专讲策略的斯大林，虽然愿意做能够做，但因先后天都没有那种圆通周到的应付本领，也一定做不到这样的。只有深得乎「夫子之道」的毛泽东才能演得如此出色。由此可见，策略意义上地位甚高的毛泽东思想，其中有重要一部分并非继承自马克思列宁，而是从孔子思想中得来的”。

[2] 开端：《对俄国革命工运传统的认识与漫想——读<巴布石金回忆录>散记》

如有兴趣，可参考《巴布石金回忆录》
www.marxists.org/chi...

[3] 《许建康谈国际国内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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