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说清不断革命论（整合版）2025.1.6

Infj幻琴（秋火）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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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说清不断革命论，兼谈从马恩到列、托的理论演变及与斯毛的区别

（一个通俗清晰的说明）

Infj幻琴·秋林

提示：本文分三部分、共14个具体问题：

（上）基本问题（含4个具体问题）；

（中）从马恩到列、托的演变（含5个具体问题）；

（下）关于中国“1949年革命”、毛理论、毛派（含5个具体问题）。

三部分字数：1059字，4112字，3624字；注释1972字。全文合计10956字。

本文写于2024年12月27日～2025年1月6日。

以下是第一部分。

一次说清不断革命论（上）：基本问题

①【不断革命论究竟在说什么？】

不断革命论是指：如果一个落后国家还有民主革命任务（或称为“民主改良任务”，包括结束地主所有制和贵族特权等级制、让农民分到土地、建立民主共和国）或民族独立解放问题没解决，那么它不能靠由任何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来解决，而必须直接依靠无产阶级政权来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就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变革。

②【斯、毛的“阶段革命论”又是在说什么？】

斯大林主义和毛思想都是主张革命分两阶段进行：先是民主革命阶段，后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截然不同的政权、截然不同的主要矛盾、截然不同的革命任务内容：民主革命阶段对应的是非无产阶级的某种民主政权，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对应的是无产阶级政权。

只有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任务，才能转进入下个阶段，决不能跳过阶段，比如说决不能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实行“过激的”社会主义革命措施（传统的斯、毛最喜欢指责托派“企图跳过阶段”“企图一步到位搞社会主义革命”）。

为减少眼花缭乱，以下简称“阶段革命论”为“阶段论”。

③【不断革命论与“阶段论”的关键区别是什么？】

（仅从传统的斯、毛派即“阶段论”者最喜欢指责不断革命论者“企图跳过阶段”就可以感觉到这两种理论差别很大，但这里还是更严格细致地从理论上说清楚究竟区别何在）

从理论上说：第一，在19世纪末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支配天下的现时代，不断革命论拒绝承认存在一个独立的“民主革命阶段”，不相信上台的资产阶级能够解决任何民主革命任务，这直接与“阶段论”冲突；

第二，当民众运动把控在资产阶级党派或资产阶级政权的引领下时，不断革命论者拒绝与任何资产阶级势力联合，也拒绝支持任何非无产阶级的政权，而是持不妥协的反对立场、一直坚持为无产者夺权而积蓄革命力量，而“阶段论”者总是借口“为了民主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联合某一部分资产阶级（民族资/进步资/民主资/乃至官资里的所谓健康力量，如2009～2013年“挺bxl”），尤其遇到民族矛盾时更是公开拥抱资产阶级国家（在未删节的毛的原版抗日文献里，是公开号召“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1]，这样看来毛派指责托派在抗日时当了汉奸是有道理的，因为托派坚持既抗日又反蒋的立场，这在公开号召拥蒋的毛看来确实如同汉奸，不过，毛在成功上台后又删改了自己著作、炮制自己一贯革命的神话做给世人看，这又混淆了人们的视线、扰乱了人们的思想）。

④【韩国没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就完成了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托洛茨基错了吗？】

（这个问题的回答较长，有2500多字，所以单列出来

zhuanlan.zhihu.com/p...）

一次说清不断革命论（中）：从马恩到列、托的理论演变

①【马恩是不断革命论者吗？】

马恩确实早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就表达了这样的“不断革命思想”：“民主派小资产者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

但是细看该文件，我们不难发现，马恩当时其实是主张“阶段论”——只是马克思表述中有很大的限制性说法，比如他说在革命第一阶段共产党一定要保持绝对的独立性，必须高度集中发展自己的政治力量；当资产阶级上台后，共产党要成为最强烈的反对派，直到聚集起足够力量推翻资产阶级，实现工人夺权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2007年时我和几个左翼网友有过对这份马恩文献的详细讨论，我重新看了下，还不如我一篇文章说得更清楚[我正是因此才写了你正在看的这篇文章]，但我还是想把这份讨论贴出来：https://zhuanlan.zhihu.com/p/16393389639 因为其中有马恩《同盟书》原文并大量引用了列、托的原文做比对，有兴趣有空闲者可以看看）

②【马恩的“阶段论”是针对19世纪中叶欧洲革命运动的策略，而非原则】

马恩之所以在1840年代提出上述的“阶段论”，是因为19世纪中叶的欧洲无产阶级还比较弱小（如1848年法国工人六月起义四天即惨败，4万名起义者3千多人被杀、1.5万人被放逐），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还有较强的革命性，还在引领广大民众反对封建制度、争取政权的上升阶段。

“阶段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并不是一个原则，他们只是根据当时各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对比来分出斗争的阶段，他们从来没有把这种基于现实的策略当做严格的原则、准则。

马恩都是与时俱进的革命现实主义者，善于根据现实的阶斗情况提出新的策略——在1870～1880年代马恩对革命运动提出的某些重要预估里已经出现了不断革命论的萌芽——例证一：1876年西班牙发生革命风潮，当时恩格斯曾经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恩格斯说1876年西班牙革命有可能建立起一种工人阶级政权，但这种政权的首先任务是实现西班牙的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等这些任务在工人政权的领导下完成后再实行社会主义。恩格斯当时那个说法只是一种预测，所以他没有展开，只写了几句。不过这已经是一种初级的不断革命论了。因为不断革命论正是认为：只有工人政权，才能真正完成一切民族解放和民主改良任务。[2]

例证二：马恩在1882年提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还不是一般文章，而是《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序言的最后一句话[3]）。这个思想也已经有不断革命论的意味了：即在一个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框架内，即使是还远没有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俄国，如果它爆发革命、并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互相配合补充的话，俄国革命可以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起点。这明显也非常违反20世纪的上述“阶段论”准则教条。

③【列宁是不断革命论者吗？——以1917年革命为例来说明】

从理论上说，列宁不是不断革命论者，而是“阶段论”者。

但是，列宁对这些理论问题并没有想得很清楚，他与马恩一样是革命现实主义者，在现实中、根据阶斗实际情况来调整斗争立场，以致于1917年二月革命刚爆发后不久列宁就在实践中突破了“阶段论”的条条框框，成了实际上的不断革命论者，并与早在1906年就公开主张不断革命论的托洛茨基并肩作战。

我们就以1917年革命——不论对列宁、还是对托洛茨基都最重要的革命——为例说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917年二月革命赶跑了沙皇专制，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掌控了局势，准备召开立宪会议来一步步推动民主革命任务（包括停止战争实现和平、建立完善民主共和国、实现男女平等、废除地主所有制解放农奴、实现境内各被压迫民族独立解放等等），当然也出现了工人阶级的苏维埃权力机构，这时候工人阶级该怎么做呢？

按照“阶段论”的公式，从二月革命一开始就进入了第一个“民主革命阶段”，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是有进步性的”，应该让它充分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工人阶级在这个阶段最多只能做一个“有批评地支持政府”的反对派，甚或还要考虑联合一部分“进步的”资产阶级，总之工人阶级就是“不能跳过阶段”，完成了这个“民主革命阶段”之后再来搞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按照“不断革命论”的公式（即托洛茨基早在1906年就著书公开的不断革命论）：二月革命后上台的任何非工人阶级的政府都不能相信，这些非工人阶级的政府不能完成任何一项民主革命任务（详见我上述列举的），工人阶级必须立即抓紧时间抓住革命运动中诞生的那个最有影响力的苏维埃组织来尽快壮大自己革命力量，伺机夺取政权，工人阶级夺权后就立即实现那些民主革命任务，同时在最初的政策措施中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当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地推行社会主义革命政策。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当时就是这么主张的，他于1917年5月17日从流亡的国外返回俄国，一开始就被工人推举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成员。

列宁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在1917年革命之前，列宁很明显是“阶段论”者，甚至公开设想过在沙皇专制推翻后，“同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一道”“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只是列宁也像马恩一样非常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和批判性[4]。

但是到了1917年革命时，列宁在二月革命所产生的临时政府成立后第3天就表达了对临时政府的极度不信任、认为临时政府不能实现任何一项民主革命任务（详见我上述列举的），强调“继续为争取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而斗争”[5]；在临时政府成立仅仅33天后，列宁就认为俄国革命已经转向“非推翻资本不可”、“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的阶段，“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6]。

所以很显然，列宁对待革命的立场发生了剧变，无怪乎当时有人惊呼列宁竟然转变成了不断革命论者，而且，由于长期的“阶段论”宣传，1917年4月布尔什维克派干部会议发生了激烈争论[7]，列宁当时费了很大工夫去说服那些仍然相信需要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老布尔什维克[8]。但之后列宁凭自己的丰富政治经验和党内首席地位、在工人中的崇高威望，加上当时俄国工人普遍高涨的革命运动压力[9]，说服了布尔什维克全党转到以工人士兵苏维埃为核心、立即争取社会主义变革的方向上来。由于政纲完全相同，三个多月后（1917年8月8日）列宁率领的布尔什维克党与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区际派联合起来了。

④【列宁在1917年革命中谈论的“阶段”，显然不是本文所说“阶段论”的“阶段”】

如同马恩一样，革命现实主义者列宁是把“阶段论”作为一种策略，而没有作为一个严格的理论原则。

上面提到，列宁在1917年4月费了很大工夫去说服那些“阶段论”的信徒，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列宁仍然在谈论“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不必长篇大论，只需要看当时列宁这样谈论时的那几段话就明白了：列宁把推翻沙皇专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上台这个过程就视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引用列宁原话）[10]。

这显然不是本文所说的“阶段论”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

⑤【列宁没有来得及清算“阶段论”——再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为例】

后来的“阶段论”者引用列宁的理论为自己佐证，但他们却无法解释列宁在1917年前后对“阶段论”的具体解释的巨大改变。前面我已说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含义在1917年的列宁那里发生了改变，现在再说这个极为重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口号（这是列宁在1905年革命中一篇重要文章的标题）在列宁那里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在1905年革命中，列宁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指称假设推翻沙皇专制后布尔什维克“同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一道”创建的“临时革命民主政府”，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也是身在其中的，这是1905年革命时列宁的设想[11]。

而到了1917年二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却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指称推翻沙皇专制后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这是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现实，但当时列宁又紧接着说现在再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就过时了，就等于“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列宁原话）[12]。因为列宁这时转而认为应该立即为工人阶级夺权而斗争。

后来的“阶段论”者（斯派、毛党）利用了列宁的这些理论问题：无视列宁在1917年革命中的巨大实际转变，仍停留在列宁所说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上主张要有一个独立的“民主革命阶段”、要有一个“工农民主专政”——极为荒诞的是，斯派认为1927年中国革命就是这样的民主革命阶段（而且斯派这样说时蒋的4.12反革命政变已经发生了），并认为汪精卫在武汉成立的国民政府就是“工农民主专政”；而毛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是要由共产党和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实行不同于社会主义的政策，“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13]，而且这个革命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其“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毛的原话）[14]，足以“使中国由农业国地位升到工业国地位上去”，实现“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倍的农业”，乃至欢迎大规模的外国投资：“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皆引自未经删改的毛的原话）[15]。

列宁没有来得及清算“阶段论”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从1917年直到列宁因病不能视事的1922年年中的5年来苏维埃俄国一直在经历一连串紧张的革命、内战、大事变，连重大的现实政务都忙不过来，更别说埋首故纸堆去清算理论历史问题了。（列宁1918年遇刺，加上长期辛劳，都加剧了他的疾病，他最后一年多都不再能视事，最终逝于1924年1月）

不过，这些理论未能清算，并不是“阶段论”者得势的原因。“阶段论”者之所以得势，首先在于现实利益：一方面苏联官僚层出于保守的外交利益优先发展与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关系，进而要求各国共党充当反对派而非革命者角色，另方面是各国共党在长期资本主义环境里其领导层也容易产生妥协、谋求与秩序合作的倾向。为着这些现实利益的需要，他们就努力发掘、编织出对他们有利的理论。

一次说清不断革命论（下）：关于中国“1949年革命”、毛理论、毛派，与不断革命论的关系

①【毛在1947～1956年革命中把不断革命论与“阶段论”结合起来了吗？】

通常所说的中国“1949年革命”准确说应该是“1947～1956年革命”：这场社会革命应从1947年颁布土地法大纲开始激进剥夺地主财产算起，直到1953年毛党仍然在谈论“新民主主义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根据毛的说法，这个过渡时期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16]——然而很快两年后全国情况就“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那时还说再要5年到1960年就可以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转变了[17]；后来毛回顾时干脆承认：1955年就已经“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18]。这里我们采纳毛党官方说法：到1956年底，赛里斯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个明显突然加速的“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究竟怎么回事？该怎么解释？

有趣的是，1961年毛党理论刊物《红旗》署名“施东向”的文章《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和衔接》第一次郑重地将阶段论与不断论这两种说法结合起来[19]。直到今天，有些毛左仍说不断革命论本身并不错，但毛是在革命实践中把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辩证统一起来，才是更高明，“托派光谈不断革命论”就毫无意义。

然而1961年“施东向”的论断却是：1949年建立人民共和国，“这个全国范围的人民政权的性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担负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20]——这与之前毛的说法是矛盾的：毛指出1949年建国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21]，而毛更早前就非常详细、非常明确地反复对世人强调“新民主主义”阶段与“社会主义”阶段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独立发展阶段。所以，这完全是事后强行改变说法，一点也不高明。

在不断革命论者看来，事情很简单：“阶段论”在理论上和现实阶斗中都站不住脚，革命运动的压力造成必然只有两个结果：要么无产阶级不断革命夺得胜利，要么资产阶级反革命成功，这种革命运动压力、民众激进化潮流是促使毛党突破“阶段论”加快社会主义革命步伐的关键原因。而“阶段论”者事后不愿承认之前错误，偏要缝合前后矛盾的理论，只是为了维护“我党/伟大领袖一贯英明正确”这一官僚集团的核心politics资产。

②【中共在1947～1956年革命时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吗？】

本文第一部分第4个问题里提到的年轻托派指出“托洛茨基的错误”时还提到了中国革命：

“中国的民族解放/土地革命/雇佣劳动制度由小资产阶级完成，但直到今天还没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制。这……证明了就算没有无产阶级革命/专政，落后国家也可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

（省略号部分提到韩国的例子，我已另文回答，见

https://zhuanlan.zhihu.com/p/16683962306 ）

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几十年前的中国托派先驱们就已经对此有非常详细的讨论，我基本赞同托派前辈王凡西在1973年回应彭述之时的回答[22]——其观点可以简括为：即使中共1930年代初以后完全转入农村而脱离了城市工人阶级，但它强调工人阶级领导的政纲没有改变，后来1937年再度与国民党合作也并未完全投降，它作为严格的革命职业家组织吸收成员时也不曾取消阶级性的限制，所以中共“在时大时小的限度内始终还保持了工人阶级倾向”。

这里我再进一步补充一个看法：中共的基本性质从一开始就取决于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因为中共一开始就是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存在，其政纲、干部任命、政治关系都受到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直接决定，既然苏联一直是工人阶级政权（只是属于“堕落的工人阶级政权”），那么中共的阶级性质也没有疑问的了；即使共产国际1943年遭到可耻的解散，但苏联与各国共产党的实际政治关系、苏联对各国共产党的强大影响仍然存在，尤其是苏联1945到46年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构成了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强大影响，对于中共的革命斗争是极为有利的（尤其是后来的解放战争里，苏联控制的中国东北一些交通要道成为苏联支援中共大量物资资源的战略通道）。所以，苏联这个与中共始终密切关联的因素强有力地把中共牵拉吸引到趋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这是一个客观的压力，这客观力量甚至超过了骑劫在这些机构上的领导者的主观意愿（直到1945年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确实都不打算把中国革命发展为全国的社会主义革命[23]）。

③【毛派的继续革命论，是不断革命论吗？】

毛创立的“继续革命论”全称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顾名思义这个理论的前提是已经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所以，这个理论与不断革命论是不同范畴的理论——“继续革命论”是在已经建立无产专政的情况下继续搞政治革命，“反修、防修”，让红色政权更红、更革命、更稳固；

而不断革命论覆盖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全过程，既包括无产阶级建立专政后对内对外的革命，也包括、而且更聚焦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如何规划革命战略以争取建立专政、领导一切民主改良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的革命斗争进程上。

毛派的继续革命论不会谈及无产阶级建立专政之前的情况——而这至关重要部分的情况，毛派一直都是在极力缝合“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见前一个问答），这只是给人造成更多的理论思想混乱、头脑混乱。

④【革命能取得实际胜利不就行了，为何要纠结这些理论问题？】

如果只对于当年已经取得革命成功的毛党来说，当然可以这么说；然而不幸的是，毛党的革命实践成功经验被精心包装成毛的理论的胜利，（这里就不提“精心包装”含有大量的自我篡改[24]了），它们被推广给其他国家的革命者、推广给新一代的年轻革命者，将会造成怎样的思想混乱和政治麻痹了。

1965年印尼对左翼的大屠杀之所以能够发生，重大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亲近毛党的印尼共产党采取了和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同致力于反帝的“民主革命”的政策，结果被“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苏加诺总统杀个措手不及，上百万进步工农和共产党员丧生，当时亚洲最大共产党之一的印尼共几乎全军覆没，重蹈了1927年忠实执行斯大林派“阶段论”的中共的覆辙——“印尼民族资产阶级”苏加诺也恰好扮演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蒋介石的刽子手角色。

⑤【今天似乎也有很多毛左赞同不断革命论？如何看这些毛左？】

早在2013年初，我已经注意到有些毛左表达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不断革命论——当时毛派称之为“一次革命论”，并且以这种观点与“二次革命论”（即传统的阶段革命论）进行论战。不过有趣的是，这些“一次革命论”者当时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表达的就是不断革命论，反而其中还有的人否定了不断革命论。但相比之下，这些持“一次革命论”的毛左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完全否定了争取民主自由的必要性；他们似乎有一种机械的思路：因为他们反对“二次革命论”（即阶段革命论），而“二次革命论”主张有一个独立的争取民主自由的阶段、还要在这个阶段与自由派联合，所以他们就一概反对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当时我评论过那场毛派的理论之争[25]）

当然，后来我也注意到一批95后、90后的毛左进一步改进了这些理论、更勇于行动，既有“一次革命论”的精神气息又有争取民主自由的大胆斗争，更显著地表达出反国家主义的立场，还灵活地与自由派、女权主义者、各路维权群体形成相互呼应之势，其高峰就是2018年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包括八青事件、JS斗争）。严格来说，这批青年毛左并不讲究理论原则，更注重争取政治影响的直接行动，也因为实际行动而赢得其他派别的联合之举（例如毛派八青呼吁社会援救时，托派也组织了几十人集体捐助）。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这些基础性的社会运动（比如争取各项民权、劳动权益和工会权利等具体改良利益的斗争）来说，只要社会大众仍未全面激进化，革命战略理论的分歧（比如本文主题的不断革命论还是“阶段论”）暂时不重要，暂时都可以搁置，可以就具体行动考虑技术上的合作。

比革命战略理论或其他理论的分歧更为要命的问题是，这些看似全面革新了的毛左仍然没有改变“迷信权谋、实用主义地背弃原则”这一毛派传统艺能（痼疾）——2018年夏天的JS斗争中，这些青年毛左为了拉拢讨好一直奉行国家主义的老左派，竟然突然集体摆出跪求中央、屈从于国家主义的卑躬屈膝姿态，加之严重的道德绑架、独断专横的特点，让原本支持他们斗争的其他公众大失所望、转而观望质疑[26]。看来更早在2007年我就撰文公开批评过的毛和毛派迷信权谋、不顾群众感想而翻云覆雨和敌人握手言欢这一致命缺点[27]至今仍然根深蒂固。

所以说，即使真的有一批毛左转向不断革命论、乃至更好地改进了他们的理论，都不一定就是他们革命的证明，我11年前就说过：“一个有政治立场的活动分子，他会赞同甚至公开表述什么激进革命理论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他在实际的现实政治中会采取什么立场”[28]。

另外，即使有些毛派完全赞同不断革命论，仍有必要考察他们究竟怎么看毛的实践和理论。如果有的人非要说毛的实践和理论是完全一致的、或者“不断革命论与阶段革命论是辩证统一的”，那也要留个心：能把明显矛盾的事物缝合在一起，也就为机会主义预留了充分的空间。我们既要有灵活务实的实践态度，并且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与其它任何进步派别有就事论事的具体细节合作，也要有严谨的思路、认真的理论态度，保持清醒头脑，这两方面并不矛盾。

注释

[1]参见中马库文献：《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毛1938年10月12～14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未删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