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河撩亂

三月的第一天，读完了阿线送我的《天河撩亂》。这是我读完的第六本繁体竖排，依然没法做到“信眼瞥来”。但是，我会继续努力，像学英语一样，不断精进。我相信，每多读一行，便多习惯一分。

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版，台湾那时刚结束戒严。但台湾社会对于性少数群体的包容，好像和戒严也没关系。毕竟，白先勇的孽子，1977年就开始连载了。

而在中国，二十多年前还有王小波、李银河、方刚、张北川等一批人发表过关于同性恋者的专著，反而是人类文明跨入二十一世纪后，这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不久以前，中国的四大影视平台一起引进了《老友记》，但是，将其中所有涉及同性恋的台词部分都做了删改。

《天河撩亂》是关于gay和变性人的故事，它曾让我想起东野圭吾的《单恋》。但是技法上没办法和《单恋》比。《天》似乎铺陈的太多，但都没能很好地展开，比如横跨中国、日本和台湾的地理背景设置，并没表现出更多的文化差异。却在不该有的地方平地惊雷，以至于后来有些像了台湾的八点档。

下午跑步14公里，换衣服前还想着抹防晒霜，换了衣服就忘了。结果，每当太阳钻出云层，我都为自己的细皮嫩肉担心。公园里油菜花和梨花开得正盛，很多人在油菜花田里拍照。玉兰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只开在树梢，下部空空如也。

有个大姐守着并不存在的公园大门，远远地冲我喊：“口罩戴起！”可能看着我也不像有口罩的样子，转而接着喊：“扫场所码！”我拍拍两翼，用四川话回喊：“我没辣手机。”跑出去几十米了，听见她在身后气冲冲地说些撒子。我马不停蹄，心里暗想：对不起，不是冲你的。

几天前有天突接圣旨，小区要全员核酸检测。那时候我不在家，给老妈打电话，让她或者先推老爸下去，或者等我回来。后来又看到说，特殊情况比如卧病在床的，不测也可以。再给老妈电话，说可以不用去。但老妈觉悟比我高，坚持要去，便给老爷子穿上棉衣、戴上帽子和口罩，换了鞋子，推上轮椅，下了楼。结果，检测要用健康码或者身份证录入信息，她一样也没有，还得求助于我。等我拿了身份证下来一看，队伍排成了长龙，其时天色将晚，寒风乍起。给她说算了，不要做了，回去吧，排队冷得很。后来，二姐打电话来，说起测核酸的事，一再叮嘱我赶快带父母去做，说你不去，志愿者的工作完不成。我有些没好气，你怎么不代入父母和我，反代入志愿者呢？尤其是，主刚出生的婴儿和长期卧病在家的老人下楼测核酸，意义何在？

二姐不吭声，但我其实知道，那是因为她去做过志愿者。在做志愿者时，她也是向上负责的，并不怎么在意那些名义上为之服务的普通百姓。

回来的路上，我暗自思忖，要不要到时候停下来跟门口的大姐聊两句。大姐你辛苦了，但这其实是无用功，你看公园里根本没几个人，又是露天，传染上新冠病毒的可能性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我知道是政府安排的，不得不做，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为此生气，实属不值。

然而，我经过她的时候，她正在打电话，根本没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