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權車手1｜送遞員「表姐」入稟追薪記　奪回僱員身分

（原文刊載於集誌社）

文｜集誌社

攝影｜梁文熙

「錢可以冇咗，但啖氣點都吞唔落。」送貨車手「表姐」，前年八月起用手機程式，在快遞平台 Zeek （斑馬到家）接單派貨。去年底 ，Zeek 突然停止派單，並拖欠她兩個月共八萬薪金。她沒有尋求工會支援，獨個走上追討之路。

她告上勞資審裁處，資方指她為自僱人士，雙方沒僱傭關係。那時她才知道，自己一直沒僱員補償保險（勞工保險）等僱員保障。五月底，法庭依 11 點爭議，裁定表姐身分為僱員，而非只考慮一紙自僱協定。表姐明言「贏咗但唔開心」，她說：「司機是高危行業，為何明顯是打工仔性質，卻沒勞工保障？」《集誌社》比較其他四個送遞平台，發現全部皆指送遞員不是僱員，亦未購買勞保。

「表姐」的勝訴，對不同平台的送遞員勞權，可有影響？有律師指，勞審處的判決不能成為案例。不過，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指出，今次相信是首宗平台勞工被裁定為僱員的個案，政府應以此為契機，立法讓平台的送遞員，得到與僱員同樣的保障。

日做14小時　掙 2000 元

七月三日早上九時，表姐從何文田來到葵涌，在工廠大廈庫倉上上落落，把過百件貨物搬到樓下，逐件搬上車，曬得大汗淋漓。全日不停派貨，直至晚上 11 時半，她才於愛民邨做完最後一宗訂單，但貨還未派完、要翌日繼續。這一天，她開工 14.5 小時，掙了 2000 多元。

這兩年，表姐的生活幾乎每日如是。 2021 年 8 月開始，她在舊東家 Zeek 做「定線司機」，用手機應用程式（ App ）如打卡一樣上線、接單，穿著公司制服，到元朗的貨倉取貨，再行駛固定區域派貨。她試過最多一個月開工 27 天、每日工作 14 小時，月賺近七萬元。

不過去年八月起， Zeek 開始延遲向表姐支薪。在 10 月和 11 月，她工作了 34 天，但 Zeek 一直未支付她合共 81,873 元薪酬。到 11 月，Zeek 宣布調整業務，12 月更對商家宣布暫停個別配送業務。公司運作如同停頓，即使表姐在 App 上線，也未獲派工作；但公司一直沒通知她已被解僱或遣散、亦無發出代通知金。

入稟追薪　被指不是公司僱員

12 月初，表姐隻身到勞工處申訴、告上勞資審裁處，在申索表的終止僱員合約形式一欄，填上「被解僱」。被告人是資方 Zeek，即建順資訊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的唯一董事趙家祺。趙反駁指，跟表姐並無僱傭合約，指她不是僱員，一直是「自僱」。

《僱傭條例》規定，僱主須在工資期屆滿後，或僱傭合約終止後的七天內，支付工資。若表姐被裁定為自僱人士，便不受《僱傭條例》、《僱員補償條例》及《最低工資條例》的保障。

當時她驚覺，一直不被視為僱員，沒有勞工保險等保障，「其實司機這類工作是高危行業，不明白為何明明同是打工仔性質，卻沒勞工保障……我認識好多師兄都是家庭支柱，他們經濟壓力好大，手停口停。」

自選上線時間 VS 沒上線也派單

表姐在庭上提供一份 Zeek 配送專員《使用應用程式聲明條款》，列明送遞員為「自僱人士」，須具自僱人士強積金戶口，及有效的自僱人士保險，「閣下承認閣下與本公司或客戶之間沒有任何僱傭、合夥或聯營關係」。

公司董事趙家祺在庭上指，除配送服務內容，公司對表姐沒控制權，送遞員自選開工地點，也可以「自由」選擇上線時間、毋須穿著制服。不過，記者在 Zeek 的「配送專員應用程式」登記做送遞員，並接受在線培訓，其中「配送員需知」提到， Zeek 的賺錢模式分為報更及散單，又提示送遞員要穿著 Zeek 保護衣。

表姐則說，自己每日固定在西九龍派貨，按貨件數量及重量計算服務費，要穿制服開工；公司對送遞員有扣分制，要按時完成任務，在平台上線「打卡」。她在庭上出示向公司請假的對話紀錄，證明非「自由上線」，又指如未有請假，就算沒有上線，也會獲派貨單。她又出示與公司代表的對話訊息，指出代表將當日沒有派發的貨件、未經詢問便直接指示表姐須於翌日派送；她認為，公司對其工作有絕對控制權，因此自己是僱員。

法庭考慮11 點爭議　送遞員勝訴

除了表姐之外，另外有五名送遞員，亦到勞資審裁處申索Zeek欠薪，勞資審裁處審理兩宗案件時，按 11 點爭議判斷送遞員是否僱員，包括工作控制權、誰提供工具、可否自聘幫工、需否負擔財政風險等等。5 月 29 日，勞審處裁定表姐與另外五名送遞員勝訴。僱主需向表姐支付 81,873 元欠薪、 59,913 元代通知金、有薪公眾假期共 29,792 元、有薪年假 23,547 元，即合共約 19.5 萬元。

外賣員權益關注組到法庭記錄案件，關注組指出法官認為公司對送遞員的工作有高度控制權，如指定派件路線和工作地點、有懲罰機制、送遞員要穿制服、上班要登入電子平台，不能隨意下線等等，顯示屬僱員性質。

關注勞工案件的律師林正文分析，考慮自僱與否，合約並不是最重要，要視乎客觀、實際的工作模式和關係，「這不是合約精神的問題，如果合約係呃人，只是作為保護、掩飾，冇理由將真正的僱傭關係視作外判，或者獨立工作人士的關係。」

「贏咗，但唔開心」

贏了官司一個多月，表姐至今仍未能取回款項，正入稟呈請公司清盤，和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預計年底才能獲得賠償。「搞咗咁耐，原來佢唔係自己扲荷包賠錢，而係破欠。感覺做好多嘢，只係想攞返自己應有嘅糧，但都未必拎得返。好無助，雖然贏咗，但係唔開心，因為懲罰唔到個僱主。」勞工處回覆《集誌社》表示，須有針對僱主提出的清盤／破產呈請，破欠基金才可發放款項，惟現時未有資料顯示，有針對Zeek 的清盤呈請。

根據庭上紀錄，Zeek 曾分別以三間「建順」公司名義，向表姐支付薪金，分別是「建順資訊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建順資訊科技管理有限公司」、「建順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三間公司的董事都是趙家祺，前兩者股東，為另一間位於英屬處女島的 Kin Shu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ong Kong) Limited。這間於海外註冊公司的名字，跟香港註冊的「建順資訊科技（香港）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相同，不過，兩者並非同一間公司。

而「建順資訊科技」股東，則為位於開曼群島的 Kin Shu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翻查司法機構網頁，7 月 19 日高等法院將處理其中一間出糧公司、「建順資訊科技管理有限公司」的清盤呈請，申請人為 KAShow Limited 。資料顯示，兩間公司的唯一董事皆為 Zeek 創辦人趙家祺，趙家祺也持有 KAShow Limited 九成股份。

集誌社檔案：獲創科創投基金投資　Zeek 關連公司屢涉欠薪　公司註冊地址人去樓空

送遞平台 Zeek 成立於 2017 年，疫情之下，送遞服務急速增長， 2020 年 Zeek 外賣業務及電商訂單按年急速增長 96％。不過，到 2022 年底， Zeek 暫停部分業務，並傳出欠薪。記者到位於葵涌及藍田的五個 Zeek 智能櫃原址，現場僅擺放了順豐的智能櫃。

根據 Zeek 網頁，Zeek 名為「建順資訊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創新科技署下的「創科創投基金」，於 2020 年 12 月，投資 Zeek 68 萬美元（約 530 萬港元），發展為餐飲業及電子商務行業企業客戶提供SaaS及多元化的配送業務，基金目前仍然持股。

資料顯示，該公司的唯一董事為趙家祺，他亦為「建順資訊科技管理有限公司」、「建順資訊科技有限公司」、「Zeek Solutions Limited」，以及另外四間公司的董事。

翻查資料，「建順資訊科技管理有限公司」今年兩次被勞工處控告欠薪。在四月，該公司及其董事承認欠薪 42 萬元，被法庭裁定罰款共 5.2 萬元；七月三日，該公司及其董事承認拖欠七名員工共 30 萬元薪金，被判罰款共 240,100 元，勞工處回覆《集誌社》表示，該案件與 Zeek 無關。

《集誌社》記者在7 月 10 日早上，到​​建順資訊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位於科學園的註冊地址，該辦公室已清空及無人，門外仍掛著建順的水牌。記者下午再到 Zeek 在長沙灣的建順資訊科技有限公司註冊地址，亦拉上鐵閘，門外留有 Zeek 的標誌。《集誌社》已電郵 Zeek 及趙家祺查詢。

集誌社檔案：趙家祺中大畢業　曾任新浪網香港區總經理

Zeek 始創人兼董事趙家祺，畢業於中文大學訊息工程學系，根據中大校友事務處資料，趙 1999 年曾任新浪網香港區總經理、2010年成為新傳媒多媒體部門負責人。2015年，他任建明信息科技行政總裁，2017年成立 Zeek 智能物流平台。

他接受中大刊物《中大校友》訪問時說，「在舒適區可以做到公司某個高位，領取一定收入，但我就是不能坐定打同一份工。40 歲選擇裸辭去創業，當時覺得失敗就回去打工，但有機會創造屬於自己的生意，總是值得去試。」

意義勝於金錢　冀勞工處控僱主

表姐以「疲累」兩字，總結近半年的追討歷程。前年 12 月 7 日，她首次見勞工處主任，到一月初開庭，前後應訊九次。離開 Zeek 後，她在另一個速遞平台工作，仍要不停請假，進出勞工處和法庭。

她說，有工人為免請假手停口停，放棄追討，但她仍覺得，意義勝於金錢，「錢可以冇咗，但啖氣點都吞唔落。一間公司明知自己營運開始有問題，不斷講大話話自己財政穩健，又話系統更新，又話有新投資者加入，繼續呃我哋幫佢做嘢。」

今年七月，案件雖已審結，她仍要請假到勞工處錄口供；如勞工處調查後，確立雙方有僱傭關係，有機會檢控僱主欠薪，違反《僱傭條例》，「如果香港法律仍然存在公義的話，我希望勞工處可以成功檢控這個僱主。」《集誌社》向勞工處查詢，會否檢控 Zeek 欠薪。處方回覆指，不評論個別個案，如發現有涉嫌違反《僱傭條例》，會作刑事調查，如有足夠證據會考慮檢控。

實測四平台　視送遞員為「承包商」

Zeek 不視送遞員為僱員而在官司敗訴，其他平台的僱傭關係，現況又如何？  GogoX 、美團旗下的 Keeta 、 foodpanda 、 戶戶送，其送遞員同樣以電子平台接單，提供派送服務。

記者到四個電子平台註冊為送遞員，並取得各公司與送遞員簽訂的「協議書」，發現四間公司均在協議書中，列明公司與送遞員並非僱傭關係，相關公司亦未有替送遞員購買勞保。

以美團旗下的送餐平台 Keeta 為例，其協議提到，送遞員身分為「獨立承包商」，而非作為公司的僱員、代理人或合作夥伴，列明「您同意您無權享受任何僱員福利，包括但不限於強制性公積金供款、帶薪假期、僱員補償保險等」、「您不得自稱為公司的代理人、僱員或員工」。

Keeta 送遞員有自由上線接單、和類似報更的「預約時段模式」，報更模式所獲的服務費和接單機會較高；另有條款指，送遞員的服務費會於 APP 內反映，公司可在不另行通知情況下，隨時更改服務費。送遞員要自備車輛、保溫箱等工具，毋須穿制服。

GogoX：送遞員為「供應商」　犯規三次「永久停台」

foodpanda 同樣指送遞員是「獨立承包商」而非僱員，設評分編更制，送遞員評分越高、可越早報更；戶戶送則指，送遞員是自僱形式的供應商，送遞員可自由上線和下線。GogoX 的條款列明，使用App的人士為「供應商身份」，不構成僱傭關係、合夥關係或代理或聯營關係。

GogoX  亦有一套「司機夥伴守則」，規定當司機有行為或紀律問題、或一般違規，例如無故遲到、態度惡劣或沒注意個人衛生等，犯三次以上即「永久停台」。

會否因Zeek 裁決作檢視　平台未直接回應

《集誌社》向各平台查詢，會否因 Zeek 案檢視與送遞員的僱傭關係。 foodpanda 回覆指，送遞團隊為不可或缺的「營運夥伴」，期望能讓送遞員享受靈活且自主的工作模式。

戶戶送回覆指，外送專員是「重要合作夥伴」，與超過一萬名外送專員合作。《集誌社》上周二向 GogoX 查詢、上周五電郵向美團公關查詢，未獲回覆。

Zeek 案不能成案例　工會要求立法規管　

Zeek 案雖釐清送遞員的僱傭身分，但未能成為案例或法庭指標。律師林正文指出，法庭案件只能對下級法院具約束力，由於勞資審裁處是「最基層的法庭」，判決不會成為案例。同級的勞資審裁處，如審理同類案件，亦只能作為參考，但他相信，如果法律推論、分析方向合理，「睇唔到下次審訊如一模一樣情況，點解要唔跟。」

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成員麥德正表示，近年香港平台經濟急速發展，Zeek 案是首宗「平台經濟」員工被裁定是僱員的案件，法官也明言屬 “test case”，但始終非案例，若不以此為契機立法規管平台經濟，案件意義不大。

麥德正建議，政府應立法保障平台勞工享僱員權益，如病假、有薪假期、受《僱員補償條例》保障，以及平台公司須承擔《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的責任，保障工作安全。

勞工處：會研究合適措施

被問到會否立法保障平台勞工，勞工處指，正委託政府統計處安排進行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收集本地數碼平台工作者情況的數據，處方亦會採取積極的執法行動，以保障僱員法定權益。處方指會繼續研究合適的措施，以加強對平台工作者的保障。

勞工處表示，真正身分是否僱員，並非純粹取決於其職位或合約名稱，而是視乎其所提供服務的具體情況，如有人（包括外賣及送遞平台工作者）被稱為自僱人士／承包人，但彼此實質上存在僱傭關係，有關公司仍需履行勞工法例責任。

集誌社檔案：如何判斷假自僱或僱傭關係？有何案例？

個案一： 2006 年，一名冷氣技工安裝冷氣受傷，承判商指工人為自僱人士，拒補償工傷。工人申索，個案先後經區域法院、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審訊，再到終審法院，終裁定工人勝訴。終審法院理據包括，冷氣業務屬承判商所有，工人毋須承擔財務風險，只收日薪；公司安排工作，按議定日薪支付；被告提供大部分生產工具，親自進行獲指派工作，沒有聘請幫工；工作雖屬臨時性質，但不影響獲償權益。

個案二： 2015 年，一名髮型助理被解僱後，申索代通知金及有薪年假，勞審處裁定工人勝訴。被告不服上訴至高等法院，指工人為自僱人士，上訴被高等法院駁回。裁決理據指，工人雖然簽了書面協議，但客觀環境顯示他為僱傭關係，協議不能推翻此關係。例如是資方對工人的工作有控制權，工人要上下班打卡、病假要事先通知僱主；工人不得聘請幫工，使用工具和物料均由資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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