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Brixton之後常惦念在那裡發生的零星對話與交流，與人接觸的機會在疫情期間尤其珍稀，於是想記錄下來，心裡有點自以為是的，想用我們都看過的那種口吻，說這裡不如人口中的可怕，反而因著文化差異偶爾閃現出獨特的耀眼。但幾乎是敲下鍵盤的同一天，我看到Sarah Everard的名字出現在新聞上，腦海中開始長出不同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