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不在後現代，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悼詹明信，兼悼那些年我讀過的文化研究

（原文刊載於虛詞・無形）

文｜鄧正健

大學本科時所寫的第一份功課是關於「後現代主義」。我當時以為，後現代主義仍是我身處歷史坐標的所在處，但這觀念本來就錯了：後現代主義不是歷史分期，因此沒所謂「我正身處後現代主義時期」這狀況，而那時我卻未掌握這一理論常識。我有沒有把這錯誤認知寫進功課裡？忘記了，而那份功課是拿甲等的，猜想主要是我撮寫摘要的功夫，比別的同學到家吧。大體上我是根據一本由Chris Parker所寫的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教科書內一個關於「後現代主義」的章節內容，再從圖書館借來幾本書名上有Postmodernism一詞的雞精理論書，左右對照徵引，拼湊成一篇文章來。得知功課成績後，我是滿興奮的，自覺找對了門路，得知文化研究及其理論該怎樣讀。

在功課裡，自然也有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名字，那是我第一次聽說他。

那本Cultural Studies教科書，我仍留著，但沒放在書架上，而是跟一些兒時紀念物一起放在收納箱子裡。反而我第一本買的詹明信著作譯本：北京三聯出版的《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則仍在書架上，跟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共佔一格。這不是我唯一買過的詹明信著作，從本科到博士班，我偶而都需要讀到詹明信，多數是關於他討論的「現代性」、馬克思主義怎樣應用在文本分析、還有文化研究所謂何物之說，於是陸陸續續買了幾本他的原作和譯本。直至某年我整理藏書，將大量求學時需要讀、卻估計在日後的人生裡也不會再讀的書，通通賣掉或送人。詹明信的書，我很早就決定不留，沒什麼猶疑，而最後我只留下那第一本，是因為這本書有點像那本Cultural Studies教科書，彷彿記載著我早年進入學術知識的入門經歷，紀念性遠大於實用性；而之所以仍將它放在書架上，是因為心裡總殘留著某種執念：詹明信仍然有用，總有一天，我還需要重讀他。

想不到，到要重讀他的時候，就是為了寫這篇悼文。

我從本科到博士都修讀文化研究，那是一場充滿時空與歷史落差的人生經歷。我進入本科時，香港（及華語世界的）學院裡的文化研究方興未艾，但在英語世界中早已大放異彩，卻有開到荼蘼之勢。那本 Cultural Studies教科書上記載了英語世界如何在數個十年裡建構「文化研究」這門學問，但卻以一種高度撮寫與約化的方式進行。即：英語世界大量吸收歐陸在近一世紀以來的幾套大思潮：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與結構主義，精簡成一些即使沒在歐陸思想傳統中浸沉的非歐陸學術人（學者、學生）也能理解的簡化版理論。而教科書上所寫的，則是這種簡化版理論的摘要，我則在那份功課上，對上述的摘要進行進一步撮寫。我至今仍無法想像，在這個學習過程裡，知識濃度的流失可以有多嚴重。

正是在這學習背景下，詹明信就如一瓶補充劑。

有人說詹明信不易讀。但這「不易讀」跟一批他經常討論的理論及其理論家不同。「理想的理論」有嚴密的邏輯和緊緻的語境脈絡，哪怕這些邏輯和脈絡並不容易被破譯，或跟傳統哲學訓練中的進路大異其趣。讀理論最好的方法，跟讀大部頭經典文學的方法一樣，就是「沉浸」，緩慢地、保持謙虛和同情的態度去理解、感受。然而這並不符合一般學術人的工作節奏。我讀文化研究時的課堂氣氛算是重視理論的，但其中卻包含了不少功利成份，即：我們最終還是要借助理論（或引用、借用、挪用、有意誤用，之類）去完成研究工作。理想的話，這些研究工作是在這樣一個情況下進行：借助經典理論去分析正待被研究的文本或文化實踐，但兩者的語境卻總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隔閡。研究者一般的任務，並不是努力克服這一隔閡，而是在這條件下，如何改寫、簡化理論，以切合研究對象的語境需要。

我在文化研究101的課堂裡已學到「挪用」（appropriate ）一詞，市井地說，就是「用你的方式把事情說得通」。我初讀詹明信時，還以為他跟我後來曾深入讀過的「理論家」，像馬克思、弗洛依德、傅柯、巴特或近世一點的洪席耶等一樣，但實際上不是。有人說，美國的詹明信很歐陸，而你讀他的時候，往往就有一種感覺：他旁徵博引的都是歐洲理論的名家，然而他本身卻不是理論家；他的論述沒有「理想的理論」所應有的體系，而是如我從一開始就需要學習的研究方法那樣，將歐陸理論引入他需要研究的對象之上。

例如後現代。他那篇著名的文章名為〈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討論的對象就是「後現代」，而他所引用的「理論群」，則是跟批評資本主義有關的馬克思主義系統，讓我再做一次撮寫的功夫：後現代是指一種文化情狀，再沒有大論述，文化思想斷裂，以及失去歷史感；而歸結原因則是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發展至「晚期」（主要借用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曼德爾（Ernest Mandel）的學說），由資本全球化和消費主義泛濫所產生的結果。如果你對後現代不甚了解，卻對所身處的後現代情狀有所體會的話，那麼，讀詹明信是滿有啟發的，他能帶領你學習如何借助各種理論去理解當下的「文化邏輯」；但如果你想更深入去思考問題，你可能會發現詹明信這篇文章留下很多「洞」，或言不盡意，或意猶未盡。

這是我所認為詹明信最奧妙之處：他是一名批評家多於一名理論家，他示範了如何徵引理論去討論文化議題，路數卻是最典型的文化研究方法：左翼、精神分析、結構主義。由此，也令詹明信在我早年的學習歷程裡變得「有用」，我是從他身上學習怎樣寫文化研究論文，而不是任何理論。

他去世後，我才注意到詹明信的中譯著名並不多。我手上的論文集《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是北京三聯出版，在香港也曾出版過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版本。在台灣，多年前亦出版過一本《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收錄了詹明信在北京大學的演講內容。上述兩本書都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版，並受到華文圈子裡不少讀者注意。後來內地出版過十數冊的「詹明信文集」，不是全集，卻選譯了詹明信很多重要著作。但依照內地出版界的風俗，這並不意味著詹明信在內地有著極大影響力。反而在台灣，根據我所知道的，後來就只有一本名為《班雅明：多重面向》的詹明信譯著出版，而我估計，這本書之所被翻譯，主要是因為班雅明在台灣閱讀界有市場，而不是詹明信。

《班雅明：多重面向》的譯者莊仲黎在書中寫了一篇很奇怪的〈譯者序〉，裡面有一句：「鑒於本書的內容有一定的難度，再加上作者的行文論述有時過於簡略，若不依據班雅明的思想和德文原著內容加以補充，中文讀者其實無法了解作者的辭意，所以，本人在譯文裡便以『譯按』和『譯註』補入一些相關的內容」。譯者多番強調原書很多對班雅明著作的簡化和誤譯，故在翻譯時需大量對照班雅明德語原文。我沒能力斟酌譯者的說法是否公允，但若姑且信之，則隱約解釋到華文界多年來對詹明信的反應：他的大名氣主要是來自早年的後現代風潮，但風潮過後，讀者便漸漸對詹明信失去興趣。而原因則如我後來不再讀詹明信的原因相似：與其讀詹明信講理論，不如直接讀理論原典好了。

也許可以講得仔細一點：不再讀詹明信，不是因為後現代「過時」，而是人們已漸漸掌握了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詹明信後來很多著作，都「似乎」瀰漫著一種氣氛：他試圖通過重讀各式各樣的理論家和理論，去說明「文化分析必須放在歷史脈絡中去理解」這一道理，或用他在《政治無意識》（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裡的名言：「永遠都要歷史化！」（Always historicize!）——我只能說「似乎」，因為我確實不再仔細讀過詹明信後來的著作，而只是略讀過一些。而這閱讀上的選擇，則是源於我大體上同意詹明信的觀點，但並不滿足於此。

我在2000年代初入讀文化研究本科，那時別人都說，文化研究「方興未艾」，而事實卻是華文語境跟英美語境有時差。我所身處的香港適值經歷後殖民問題和本土性問題，風風火火二三十年，一兩代學術人亦順著歷史潮流在這種方法上打拼——學院叫它「文化研究」，我卻漸漸轉向了一種較庶民的說法：「文化批評」或「文化評論」，兩者跟「文化研究」意思上自有差別，但我傾向將之混在一起去理解，作為我對自身學習過程的認知和判斷。後來，詹明信已很少在我所在文化批評語境中被人提及了，而人們都彷彿有默契地減少強調這種「文本歷史化」的方法。不是大家不再相信這一套，而是它已成了常識，只需實踐、運用出來，不必掛在嘴邊。

而再討論諸如「什麼是文化研究」、「文化批評的方法是什麼」這類問題，亦已變得空泛離地，連帶受文化研究學術訓練的人，也隱約感受到一種污名，漸漸轉向別的作派。有人紮實地回到理論研究，是直接細讀馬克思、班雅明原著，而不是詹明信的二手分析；有人從「歷史化」走進研究歷史，現實史、文化史、思想史，成了很多人認為較紮實著地的論題——像我就在博士論文裡研究香港文化史，不再空談後現代了；亦有人回到文本裡去，像文學研究、藝術研究，理論的痕跡仍在，卻「用」得小心奕奕，「挪用」可免則免，點綴配菜色彩更濃。

然後更有人追隨馬克思「問題在於改變世界」的教誨，重新著力於「實踐」上。文化研究圈子以外的人，常常不相信文化研究能改變世界；而圈內人為了證明不是，就轉向討論「公共性」，或將一些「關於『實踐』的理論」實踐出來，「日常生活政治」也好，「文化身份充權」也好；更有些人也轉了航道，回到傳統的人文（humanities）或社科（social science）這些較傳統的學科領域上。

——說到這裡，我也完全明白，那些我曾欣賞過的香港文化研究論述，都失去了時代的落腳點。而我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放下詹明信的書。

詹明信逝世，引發我重讀他的「後現代書」。那是一場令人十分快樂的閱讀過程。那年紀我對世界和理論思想充滿質樸的好奇，正是這份情愫，才令人更容易進入詹明信的論述裡。

記得當年的一句老話：「文化研究」不適合作為本科，只適合你先有一本科（一般是人文社科，但不是一定的，理工商科亦無不可）的基本學術訓練，再以「文化研究」作為方法——「作為方法」（as Method）這老掉牙的文化研究句式，隱約道出了文化研究要成為一門可持續發展的「學科」之困難。

後記：

我在差不多時間聽說詹明信過世，以及我的母系將「文化研究」主修改名為「公共人文學」主修。Public Humanities是一個英美學術界時興的名號，猶似道出了人文學者對如何「改變世界」的種種渴望和焦慮。那其實是一個幾乎與我無關的大學行政決定，然而它卻儼如以一種啓示的方式告訴我：我的文化研究學習歷程終於完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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