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952年蘇聯人民致史達林的信

1946年8月13日，辛費羅波市К.Ф.阿尼西莫夫大尉的信：

“猶豫和躊躇已經困擾我長達兩年了，我決定行使一名黨員的權力，直接向您提問。這封信可能刺耳又自負（對此先道個歉），但都是掏心窩的話，請您幫我排解疑慮。

近來報刊、廣播中越來越多出現我們國內生活的令人擔憂的消息。《真理報》不僅發表了諷刺官僚主義、鉗制批評、受賄貪汙和投機倒把的小品文，還刊登了檢察機關和國家監察部的通訊，甚至在特別社論中開始呼籲秩序，等於承認這些醜惡現象在我們國內生活中廣泛存在。

這方面最能說明問題的，是聯共（布）中央揭露的克里米亞州的情況，導致聯共（布）克里米亞州委領導層發生變化。該州聯共（布）黨委和州執行委員會的文牘主義/官僚主義領導幹部脫離群眾的後果，是許多地區黨和蘇維埃組織受賄及勒索集體農莊錢物現象（等於盜竊國家財產！）肆意橫行，致使許多安置移民的集體農莊瓦解崩潰、莊員因飢餓逃出克里米亞州境。似這種對集體農莊和集體農民的野蠻態度不僅克里米亞存在，我國其他地方同樣廣泛存在。赫爾松州不少地區（比如秋魯平斯基地區）的集體農莊由於今年收成不好，且未獲得地方當局任何關懷和援助，莊員們實際上正忍飢挨餓並四處逃亡。

縱觀蘇聯大地，集體農莊出資“奉養”地區領導幹部實屬司空見慣…… 區委會和區執委會粗暴無視集體農莊大會意志，在莊員們不知情、不樂意的情況下專橫任免集體農莊主席的現象也十分普遍，以至於莊員不把自己視為集體農莊的主人，只覺得自己是國營農場僱工。集體農莊主席既然來自上級任命而非莊員選舉，遂飄飄然自以為獨立於眾人，言行舉止如同地主管家。他們壓榨集體農莊每一滴油水，根本不關心農民福祉和生命，滿腦子想著怎麼取悅地區領導和更上級領導，挪用集體農莊公款喂肥自家牛、豬等牲畜，行賄的錢也從這裡面出。1945-1946年我在北奧塞梯自治共和國（父母家）、加里寧州（三星期預備役）、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共和國（要塞區服兵役）屢次遇到上述情況。”

1948年，哈爾科夫州布利茲紐科夫斯基區新伊萬諾夫斯基國營甜菜種植場社會主義勞動英雄П. В.庫赫京娜與Х. Ф.圖托娃的信：

“我們倆——П. В.庫赫京娜和Х. Ф.圖托娃——因為在社會主義領域做了些微小的工作，被授予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我們將投入更多精力和注意力繼續工作，以期在未來取得新豐收。

而目前，我們在國營農場勞動一季，掙來的糧食相當於450盧布一公擔，市場上賣150盧布一公擔。

紡織品難買，鞋和肥皂也難買。總之，沒人肯關心我們。我們履行了1947年的勞動責任，卻未獲得任何工資，沒有糖，沒有現金，沒有麵包。可當初簽合同的時候，這些都是保證過的。現將1947年的合同寄給您，請讀一下，看看我們領導做的對不對。

（信尾П. В.庫赫京娜寫的補充：）

我，庫赫京娜，在國營農場工作。奉養兩位老人：丈夫的父親、和三個兒子捐軀前線的母親。

我向區執委會申請建築材料，被拒絕。可我沒地方住啊，我家房子今天不塌明天塌，買不來木材，不知如何擺脫困境。不僅沒房住，冬天來了也沒東西取暖。

總之我的處境艱難：養兩位老人和一個衣衫不整的孩子，沒地方住，而且冬天快到了。”

1952年9月2日，蘇梅州克拉斯諾波利斯基地區米哈伊洛夫卡村九年級學生、預備黨員А. Е.巴戈納的信：

“……之前戰爭年代人手、畜力和工具短缺，落後的集體農莊從土地收穫的作物不多，所以勞動日報酬也少。

戰後復員的集體農民回到農莊看見這種情況，選擇去企業上班。本就因戰爭虛弱萎靡的集體農莊再由玩忽職守的主席領導，更得不到勞力補充。這就導致在管理不善的地區，時至今日雖然集體農莊規模有所擴大卻依然落後，莊員生活水平低下。集體農民在自己農莊若是既掙不著錢又無外快，惟有“人往高處走”，一走不回頭。

剩下沒走的許多莊員今年外快收入稀少，被迫賣掉奶牛繳稅，因為他們菜園面積大（0.5公頃），菜園沒了活不下去。

服裝、食物等方面沒什麼可說，隔著老遠就能認出誰是集體農民…… 我們就是例子。我家以前要繳1202盧布的稅，母親獨自工作（父親再婚），每年約計200個勞動日（譯註：“勞動日”是集體農民勞動數量和質量的計算單位，相當於中國的“工分”）。現錢，當然是看不到的——購買公債了。直到父親寄來一紙證明（他在礦井工作）我們才不用繳稅，之後的日子雖然貧窮但能忍受，不過現在我們也要賣掉奶牛離家一年了，總不能靠偷吧，不偷就只好出門掙外快過活。

最近克拉斯諾波利斯基地區“斯大林”集體農莊兩名女性因盜竊糧食的罪名面臨審判。

她們為什麼甘心做賊？也許她們的孩子入了冬就要挨餓，集體農莊又給不了多少。假使她倆生活在“高標準”狀態，就是另一回事了。

她們或許會被判10年。但如果她們因生活所迫而盜竊卻要坐牢10年，不公平。

如果我寫錯什麼，請見諒。我只念了8年級，缺課1年，低年級的時候學習不認真，確實文化水平不高。“

1952年11月3日，庫爾干州烏克斯揚斯基地區柳比莫夫斯基村蘇維埃勞動者村“赫魯雪夫”集體農莊女莊員О.П.日捷列娃的信：

“蘇聯部長會議主席И.В.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我迫不得已才對您說這些。如有打擾請見諒，但我不得不如此。我對自己艱難的經濟狀況進行了長久思考，最後得出結論，您可以幫助我擺脫出來。

我是庫爾干州烏克斯揚斯基區柳比莫夫斯基村蘇維埃的集體農莊女莊員，在牲口棚工作，全年無休。女兒去年也參加了工作，掙的錢難以度日。我還有兩個學齡孩子，拿什麼供他們念書？拿什麼供他們吃喝？我不知道。兩手空空。我全年工作約500個勞動日，分得140千克糧食，另200千克抵償舊債。女兒念了三年書，家境貧寒只能送她進城當保姆，沒什麼好衣服穿。勞動日沒有現金工資。賣牛奶的錢交完稅再買麵粉糊口。另兩個孩子，一個9歲一個14歲，被迫中途輟學（一個3年級一個5年級），因為吃的不夠，缺衣少鞋。

我們集體農莊的業務很差。去年死了1000多頭牲口，每天死13頭。草料剩下不少，可牲口沒了。最近又開始死，五頭小牛犢已經完了。不明白是怎麼搞的。去年沒人被追究責任，今年同樣。

集體農莊主席瓦西里科夫收入1200盧布，酗酒貪杯。去年牲口大批死亡的時候，他指示我們把畜群趕進未收割的燕麥田（冬季）。牲口趕出去了，第二天幾乎死光。為掩蓋自己罪行，主席又讓把倖存的母牛宰殺運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賣肉，告訴他們用這筆錢能買回多少就買多少。這麼一弄，又買得瘦了，照舊紛紛死掉。瓦西里科夫主席還把自己的瘦母牛混在運往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裡面，調換了好牛回家。

斯大林同志，我該怎麼辦？勞動一整年掙不來麵包！有一天我去商店買麵包，售貨員無論如何不賣給我，說是只賣給老師。我傷心透了：種糧食的人沒麵包吃。孩子們沒麵包只能吃土豆。肉就不必提了，我們從沒見過。

斯大林同志，你能不能派可靠的人核查這些事實並懲處犯罪者？聽說全州去年死亡許多牲口，大概本州的工人們也對此很不高興吧。他們自己知道這是他們的責任。又聽說報上登了，好像州委書記提拔到了黨中央，可他負責的州一個冬天死了27萬頭牲畜。這種胡作非為的人為什麼能進中央？（註：Г.А.傑尼索夫，1950-1955庫爾干州委第一書記，1952-1966聯共（布）中央委員）

我不識字，提的問題或許不準確。丈夫1941年死於前線，大兒子也沒了。

奧莉加·巴甫洛芙娜·日捷列娃

庫爾干州烏克斯揚斯基地區柳比莫夫斯基村蘇維埃勞動者村，‘赫魯雪夫’集體農莊”

聯共（布）黨員庫普提京的信（1952年11月11日之前）：

“親愛的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

有個問題我很想知道：政府和您本人是否了解沃洛格達州集體農民的真實情況？

戰後我本人多次造訪沃洛格達州梅日杜列琴斯基地區各集體農莊，尤其“十月革命”、拉夫連季耶夫斯基、希倫齊斯基和古扎列夫斯基村蘇維埃集體農莊。這些村蘇維埃的集體農民生活相當貧苦，不少人真正處於飢餓狀態。

播種糧食作物、蔬菜和飼料作物的農田理所當然地逐年擴大，人口和勞動力數量卻在減少。在執行播種計劃上，集體農莊一貫矇騙村蘇維埃，村蘇維埃一貫矇騙區蘇維埃。我曾親眼看見大片農田雜草茂盛，只夾著少許黑麥穗。集體農民說這些黑麥播種在未耕的田地上，儘管人人都知道沃洛格達州境內只有施過肥的壤土才能糧食豐收。這一條件自1940年就根本沒滿足，寶貴的肥料——牲畜糞便被集體農莊畜棚和馬廄拋棄，很多年未見成堆的糞肥了。眾所周知沃洛格達州以出產最好的草料、苜蓿和塊根植物聞名，集體農莊反倒因飼料匱乏每年損失大量牛隻。這是沃洛格達人民聞所未聞的。為保證牲畜存欄計劃，地方當局建議集體農莊用購買糧食的辦法補償死去的牲畜數量。由於上述情況，集體農莊每年都要欠國家大筆債務，更不用說莊員們自從1940年就未收到一克糧食、一個戈比的勞動日報酬了。集體農民做著完全無償的勞動，只計算勞動日卻不發酬勞。直到1947年1月廢除糧食票證制度前人們吃的都是草，真正的草，曬乾、磨碎摻著麵粉烤麵包。即便如此，集體農民仍然無怨無悔在農莊工作。這些年由於城裡自由銷售麵包，他們的日子輕鬆些了。如今他們說：“我們為勞動日勞動，為買麵包掙錢”。他們已經習慣現狀，並不特別氣憤，認為事情本該如此且將一直如此，決不因此指責誰。集體農民家家戶戶窗外有菜園，從中收穫了足夠吃的好土豆，這是唯一能讓他們免於饑荒的東西。的確，約50%的集體農民養著奶牛，使他們有機會吃到奶製品並交售牛奶給國家。不養奶牛的人生活更難，家中孩子沒奶喝，而且集體農莊的兒童一般都沒糖吃。

一部分有奶牛的集體農民養牛不易。直接從事收割乾草的人不愁乾草，不從事打草工作的人就要買乾草，雖然集體農莊草場每年都有大量未收割的草被雪覆蓋，甚至已收割的草也有遺留的。不知道為什麼不允許集體農民為自家奶牛割草，只知道他們不肯為集體農莊的利益割草。集體農莊領導文化水平不高，不善於經營。

地區政府代表很少下到集體農莊，根本不去田間地頭，對真實情況興趣寡淡。他們只會走進集體農莊辦公室查閱執行經濟計劃的賬目數字，只會要求履行計劃而不考慮任何實際原因。

這些才是千真萬確的真相，只要在前述村蘇維埃的任何一個集體農莊視察一天就會對此確信無疑。

我覺得集體農莊出現這些亂象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人才。老年人逐漸過世，青年人上完學遠走高飛，就連那些不愛念書之人也想方設法離開農村。集體農莊沒地方補充新鮮血液。另外，集體農莊和村蘇維埃弄虛作假瞞騙國家也造成很大危害。

近些年集體農莊未按照章程建立種子基金或保險基金，它們只列在紙面上。

總收穫量完成糧食交售任務之後就無法支付農技站。再每年從國家借種子。

綜上所述我認為地區領導對這些事實置之不理是錯誤的，我覺得照此惡化下去，沃洛格達州不少集體農莊將很快徹底衰敗。

依我看，中央機關必須出面干預。

聯共（布）黨員庫普提京”

1952年12月20日，坦波夫州雷索戈爾斯基地區杜布卡村“伏羅希洛夫”集體農莊主席И.Е.克留科夫的信：

“……我從1946年開始在上述地區“伏羅希洛夫”集體農莊擔任主席。年復一年工作了7載，無力保障我的莊員們麵包等重要生活物資。本農場年年收成不錯，農民全力耕耘、收穫以求自己口糧不缺。

但實際情況根本相反。收穫後首先履行交售國家任務，再跟農機站結算機器費用即實物支付，最後留下種子，似乎一切都正常，但不幸的是，耕種莊稼的集體農民每個勞動日報酬竟不多於200克。

請問人能靠這200克過活嗎？當然不能，我作為集體農莊主席首先想到的是至少給莊員們2千克。但我們區委會和區執委會聽說此事，叫我去開會。

他們說，如果你（也就是我）不完成交售國家的任務，就要審判我，把我開除出黨。簡而言之，不僅要毀了我的家庭，還要毀我整個人生。

親愛的斯大林同志，請問有沒有哪條法律規定：允許耕種糧食的集體農民沒糧吃？

於是我得出結論，如果沒有我們中央也就是您的指示，地方當局就徹徹底底違法了。我們的報刊、電台說我國集體農民生活富足，但真無法靠這點兒東西實現富足，好比我們集體農莊：每家3、4個人合穿一件冬裝，冬天60%的小孩缺衣服不能出門上學。

我估計，除非我們正準備戰爭才會導致如此巨大的糧食徵購量，因為從報紙和廣播得知我國總產量約80億普特。我明白國家需求大量糧食，我們要支援各民主國家，但我覺得應該首先滿足本國人民口糧，再把餘糧銷售外國。

聽廣播得知美國出現饑荒和失業，我發現我國同樣如此，尤其在集體農莊，麵包和其他種類食品嚴重不足。

綜上所述，請您指示我們的區委會和區執委會，讓他們反思：動用審判和開除黨籍手段威脅未履行國家糧食徵購任務的集體農莊主席究竟對不對。因為我們蘇聯人民在衛國戰爭中保衛家鄉不是為了讓人吃不飽穿不暖，而是為了實現真正繁榮富足的生活。”

（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