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要抛弃“以天下为己任”的致命情结

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悠久传统，这也算得上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特色吧！

关于这一点，中国历来的志士仁人有过多重的表述：

孔子的说法是，“士若怀居，不足为士也”，意思是说一个士人，如果他总是想到家乡，想到为家乡做事，而不考虑天下，就算不上一个士人了。显然孔子是反对一个士人首先献身于他的家乡，而主张一个士人应该首先献身于天下。

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辛弃疾说：“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顾炎武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更将天下兴亡的责任付予给老百姓。

中国知识分子何以会有这样的情怀与抱负呢？我以为这源自于中国人的“天下观”。我以为中国人的“天下观”包含这样两重含义：第一，天下有且只有一个中心；第二，任何地方或者任何人，它或他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很大程度或者全部取决于与这个中心的亲疏关系。及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正面碰撞之后，中国人的这种“天下观”仍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不得不承认在“天下”之外，存在与中国同等的或更高级的文化形态。而在这之前，中国人则认为“天下”之外是蛮夷之地。

虽然中国的这种“天下观”非常有利于皇权，并不利于中国知识分子自己，但中国这种“天下观”的形成确实源自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并达成了共识。这种共识的极端表述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所谓作茧自缚。

稍加对比就会发现，在中国的历史上，天下多中心或者有一个高级别的中心和众多低级别的次中心的政治结构更有利于知识分子的生存，也更有利于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活动。但是，不知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缺乏远见，总要撺掇自己服务的主公去取天下。有些时候，其实流氓或草民出身的主公的野心并不大，有块地方可以吃喝玩乐就可以了，是下面一帮臣子的野心大，喜欢搞“黄袍加身”，为的是自己能够再上一层楼，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然最后会落得“飞鸟尽，良弓藏”的下场。

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深厚情结，这个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我以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伤。说白了，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就是将自己与“最高中心”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就是从最高权力者的视角来考虑和认识问题和行动。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知识分子更倾向于流向“中心”。这也是造成中国人力资源分布极度不均衡的主要原因，不利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二是中国知识分子更偏好于关注国家“大事”，而不怎么关注地方“小事”。从而使得中国社会严重缺乏自治的精神与传统。

从个人的切身利益出发，很明显，身边之事和地方之事，比国家大事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更为密切，相应地，个人就应该更多地关注身边之事和地方之事。将个人的热情与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与个人密切相关的地方“小事”之中。我想，这才是一个合理的政治参与序列。以选举为例，我的意思是，假如中国有了真正的选举，那么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地方选举而不是全国性的选举。

但要中国知识分子抛弃“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而代之“以地方为己任”，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一则因为习惯化了；二则各种资源趋向中心流动，人也不能自持；三则因为中国的事情，因为多是自上而下，所以简便的方法就是力图改变上面。改变了上面，下面也就顺理成章了。而这三者之间还有相互强化的作用。所以改变真的很难。

2008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