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专制升级的一次强劲冲动

我曾说过，“‘太平天国’是中国社会在近现代面临内外压力下的第一次规模以上的挣扎。目前中国还仍然没有摆脱这种挣扎的压力。”考虑到中国近现代的实质“是中国‘君权至上’的核心价值观在新的外部条件下并借助于外来躯壳的继续展开与升级”，我们可以将“太平天国”视为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初次尝试。

目前，视太平天国为一个比清王朝更残暴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叛乱组织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但不能仅止于此。实际上，‘太平天国’还是一个比包括清王朝在内的历代王朝更专制的政权。其之所以更残暴，也正在于其更专制。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是近现代中国在郡县制基础上逐渐演化为一个更高级的专制社会的胚胎，其后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涌现的诸多要素已或明或显地蕴含在“太平天国”之中。

我以为，“太平天国”至少在四个方面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先河。一是反对儒家学说与摧毁宗法家族制度；二是灭绝自古以来由读书人把持的“道统”，集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威于一体；三是以外来思想资源改造与包装本土思想资源，用以作为中国社会新旧交替与转型时号召民众的政治纲领；四是建立了统一配给的“圣库”经济制度。

一、太平天国反对儒家的“孝”与摧毁宗法家族制度

与中国以往历次的底层民众暴动不同，肇始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不仅谋求推翻现政权和建立一个新政权，进而还谋求建立新的制度和秩序。因此它就需要反对维系旧秩序的儒家思想。太平天国所到之处，按曾国藩所说是“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象不灭；”太平军不仅砸孔庙和孔子牌位，还毁烧儒家书籍。如果说，太平天国在萌生和壮大时期还需借用儒家学说，反孔的态度尚不显明与严厉。等到占领南京后，洪秀全就转而颁布条令禁绝与焚烧儒家书籍，视儒家经籍为“妖书”。

这一点与以往借宗教聚众暴动颠覆现政权的“起义”不同。以往多是“始借中弃”。一旦反对力量成长到一定规模想要吸收更多的力量时，就不得不放弃宗教的招牌而更换儒家所谓的“顺天应人”的王道招牌，如朱元璋放弃明教。

太平天国还宣扬“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其真实意图并非是“人人平等”，而是要将个人完全纳入到专制权力的管辖之下。相应地，它就要摧毁宗法家族制度，割断个人与家庭或家族之间的联系。这与其反孔反儒家是一致的。儒家是以“孝”以亲缘关系为基础来构建社会秩序。儒家的“忠”是以“孝”为基础的。但太平天国，要摧毁宗法家族制度，要将社会秩序完全建立在暴力支撑和暴力维系的基础之上，并用虚幻的教义来美化之。在太平天国管制之下，夫妻都不得同住，将家庭关系剥夺殆尽。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三次反孔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运动”自“太平天国”始，都有相同的内在根源。三者都致力于消解儒家“孝”的价值，摧毁宗法家族制度，削弱个人与家庭之间的联系，而强化个人与政权之间的联系，以驱使和吸附国民完全投身于政权体系之内。

二、太平天国摧毁传统社会的“道统”，集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威于一体

传统社会中，有“道统”与“政统”之别，思想权威与政治权力是相分离的。“道统”的内容是儒家思想，核心是“忠孝仁义”。其解释权掌握在士人或者说读书人手中，代代相传。其对民众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传统社会中，读书人主要通过日常生活对民众产生影响：通过祭祀、婚嫁、葬礼、人际交往、戏曲和口头文学的传述等广大民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将儒家思想传导给民众。因其长期性和具体性，儒家思想的神理已深深贯穿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所以，民众会对读书人的主张产生强烈的呼应。另一方面，皇权专制为了巩固其统治，也通过科举等其他选拔手段，赋予读书人功名这一特殊身份，使之区别于民众和树立在民众中的权威。三者，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与民众保持着密切接触与联系。传统社会城乡生活的一体化，读书人也广泛地生活于乡村，生活于广大农民中间，因而与广大民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道统”的存在使得读书人掌握有思想话语权和对民众有较强的影响力，因而对皇权专制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这表现在朝中之士对“王政”的规劝和谏言和在野之士对“王政”或对官僚的“清议”。相应的，民众也具有识别明君昏君的判断能力。但遗憾的是，传统社会的“道统”没有独立于专制皇权和宗法家族权力之外的载体，比如说像西方社会的教会组织那样的载体。所幸它有两个栖身之地，或寄居于专制皇权或寄居于宗法家族之中，或进或退，或伸张或潜伏，有回旋的余地。所以，能对专制皇权有微弱的制约作用。当然，因之没有独立的载体，其对专制皇权的依附性就很大，制约作用非常微弱。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道统”不可能制约“政统”走向暴虐和覆灭。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朝政腐败透顶致使民生凋敝，民众奋起造反之时，一些读书人便会放弃对当朝的维持，转而加入民众的反抗并予以引导，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政统”。

但“太平天国”连只具有微弱约束力的“道统”也不想要了。它要自己掌握话语权，要摧毁“道统”，或者说是要将“道统”完全纳入政统之中，实现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威的同一化。这表现在洪秀全既是最高权力者，同时还是最高的思想权威。在“太平天国”中，天王洪秀全具有建立和阐释教义的最高权力。虽然，出于太平天国草创时期的偶然性，他的教权受到东王杨秀清的一些制衡。这其实就是后来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前身。曾国藩之所以强烈反对“太平天国”，在于他敏感地意识到，在“太平天国”的政治框架内，是没有读书人的位置的。或者说在太平天国的政治框架内，读书人的地位要比清朝及历代王朝低得多。所以，为了捍卫读书人的地位，他要强烈地反对和镇压“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反对儒家学说与消灭道统是同时进行的。对于“太平天国”而言，就是同一回事。之所以将两者分而论之，在于虽然消灭道统必然需要反孔，但反儒并不需要必然消灭道统。逻辑上存在着反对儒家思想，而代之以其他思想充实“道统”和建立独立的“道统”载体的可能性。

三、“太平天国”将外来思想中国化，用以调动底层民众

洪秀全的思想起源于《劝世良言》。《劝世良言》是为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工作的广东人梁发根据《圣经》章节所著。为了让中国人易于理解和接受，《劝世良言》本来就借用了些儒家言论和结合了中国的一些风俗习惯，来阐发基督教义。洪秀全以《劝世良言》为其思想渊源写下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章。这些文章一方面向世人宣扬要独拜上帝、不拜邪神，同时也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大量引用儒家章句和历史典故，表明了他力图将基督教中国化的取向。

为什么太平天国会采取将外来思想资源中国化的策略呢？这一方面来源于太平天国这个暴力组织的动员民众与组织运作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要将最高权力者树立为思想权威。

太平天国起事前，中国刚刚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不久，基督教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传教活动不断增强，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也不断增加。作为从战胜国传来的东西，基督教也带有了战胜者的标记。这对于战败国中国的民众而言，会有强大的影响力。弱者既有抗拒强者的一方面，也会有模仿与装扮强者的一方面。因而，政治组织利用西方思想资源来聚集力量具有更大的号召力。太平天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这样做的。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断章取义地吸取了基督教的思想资源，将一个从事武装暴动与谋求世俗政权的组织披上外来思想的外衣，用来鼓动与号召民众加入。

但是，在组织运作的层面，新的外来思想并不能适应成员的需要，并不能用来有效地领导成员从事有组织的活动和实现成员之间的协同。盖在外来思想的核心价值没有根植于民众内心前，没有贯穿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前，组织运作仍然只能采用过去惯常的规则，才能维持组织的运转和发挥组织的力量。这些运行规则包括组织结构，领导与下属的关系，同伴之间的协同，组织内部信息传递与掌控，指令的下达，组织成员的行为规范，等等。

从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来看，一般而言，在外来思想的中国化过程中，外来思想都是优先作为号召的旗帜与指导思想，作为一种标识和口号。但它也会向组织运行规则层次渗透，改移传统的组织运行规则。另一方面，传统的组织运行规则与习惯也势必有转换、改造与偷换外来思想的内在需要。两者相互渗透，谁胜谁负，主要取决于组织内部成员的构成。底层民众多，传统的规则必然坐大并蛀空外来思想，并将支配这些规则的价值观念寄居于外来思想的躯壳之中。不幸的是，中国近现代历程中，出于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各种政治势力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与利用底层民众，导致对外来思想的导入与接受最终都以传统价值与规则的获胜为结局。

对于太平天国而言，外来思想的中国化也是洪秀全树立自己为思想权威的必要手段。这一点是与太平天国摧毁“道统”，集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威于一体相呼应的。要注意到，在外来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政治领袖是这一过程的主体。洪秀全等政治领袖通过对外来思想的中国化，从而获得了对社会价值体系的解释权。之所以如此，在于中国化的外来思想既有别有外来思想，也有别于传统思想，这样就可以使得政治领袖摆脱这两者的束缚，从而根据政治组织现实利益的需要来决定外来思想与传统思想的结合，在两者之间取舍、调合与不断地修补或修正。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外来思想还是传统思想的权威性都会不断地下降，那些精通与专门诠释外来思想或传统思想的理论家或学者的权威性也会不断下降。同时，对外来思想中国化的思想体系权威性不断上升，并且由于它是出自于政治领袖之手，也导致政治领袖成为思想权威。如是，则实现了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威的同一化。

四、太平天国建立了统一配给的“圣库”经济制度

一般说来，无论打家劫路的山贼，或者是攻城掠池的反叛武装，其经济来源都主要是通过掠夺而来的。这一点，就比不上主要靠做非法生意的帮会。而在配给上，山贼与反叛武装主要采用按等级地位统一进行配给的制度；而帮会则主要采用收益分成与上缴的分配制度。太平天国与历史上的反叛武装一样，也是靠掠夺获取经济资源与按等级地位统一配给的制度。但太平天国迈出了崭新的一步，就是将这种经济制度加以美化，提高到一个理论高度，用其教义对这种经济制度进行诠释，并为之取了一个很神圣的名字，称之为“圣库”。

按太平天国教义，认为一切财物均为上帝所赐，所以均需要归公。作战中缴获的食物和财物必须上交公库，个人不得私藏。太平天国不仅在军中实行“圣库”制度，在首都天京也推行于军队以外的民众。占领南京后，还将之推行于军队以外的民众。广贴告示称：“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岁给一石，小岁五斗，以为口食。”将南京城内居民分别男女，按年龄、技能分别编入各馆各营，财货收归公有，衣食等由“圣库”供给。

太平天国“圣库”的实质其实并非它所宣称的要实现经济上的平等，而是借“天下财物皆天父所有”的名目来使得最高权力者能够更大程度上控制经济资源的获取与分配。真正实现“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中国“君权至上”的核心价值观下，最高权力者名义上拥有其领地上的所有资源。但根据其控制能力，其控制这些资源程度是不一样的，他实际占有与享用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太平天国“圣库”制度的实质性作用，就是要增加最高权力者控制资源的范围，以达到更多地占用与享用这些资源。这种冲动，在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但却受到技术与组织条件的限制。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应当算是中国原有社会失去平衡和可以借用外来思想资源与技术后，这种冲动的最初表现，并为中国社会以后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提供了范例。

太平天国始于1851年的金田起事，而终于1864年的天京陷落，历时仅13年。真个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其所控制的地域也仅偏东南一隅。就其短暂性与局部性而言，太平天国是失败了，但放眼中国整个近现代的演变路径与最终定型，也可以说太平天国最终成功了。在太平天国失败后，中国的发展方向正是沿着太平天国所开辟的道路或显或隐，似断却连地在延伸与规整。

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