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革命後大規模沒收教會財產

在蘇維埃政權建立頭十年間開展的反宗教運動中，沒收教堂和修道院財產是主要手段之一。

歷史上彼得一世皇帝曾用這種方式籌措戰爭經費（所以部分歷史學家稱呼他“最早的布爾什維克”），然而大規模殘酷查抄教會富庶財產的行為，主要發生在內戰和蘇聯成立頭十年間。

1920年代這一過程中伴隨著對“反動宗教界代表”的血腥鎮壓。甚至在1940年代史達林與東正教會的關係明顯緩和之後，仍會定期懲罰神甫和教會。但1922年內戰期間毀壞教堂、沒收財產、鎮壓神職人員的程度無疑達到了巔峰。

今人談起1922年財產查抄運動，甚至無法具體計算其規模，因為當時只進行了象徵性的登記造冊。至於內戰中各地教堂遭受的亂兵洗劫更是難以詳述，所以我們僅能做粗略估計。

儘管1918年1月20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發佈了《關於教會與國家分離和學校與教會分離》的命令，旨在將教會財產轉為國家所有，但當時布爾什維克政權並不主張把教會搜刮淨盡。

然而掠奪教堂、抄沒財產的單獨行動卻層出不窮，尤其在內戰勝利方一直堅持嚴厲反宗教觀點的環境中，許多神職人員都公開支持白色運動。據一些歷史學家粗略估算，那幾年裡主要針對教堂最寶貴的財產實施查抄。後期陸續開展的高調沒收和鎮壓行動對整個東正教會造成致命打擊，被充公的有價證券和主教公會資產總計約4600萬盧布。

破壞聖物也令布爾什維克收穫頗豐，例如1919年僅從諾夫哥羅德教區教堂就掠奪了一百萬盧布的黃金。按照歷史學家克里洛夫的說法，內戰期間布爾什維克從各個教堂獲取的資產總額約合現代的70億盧布。

如前所述，這些都是粗略估算。查抄沒收發生在內戰混亂狀態中，部分行動純屬洗劫，而且被抄走物品的文化價值肯定未得到適當評估，拋售賤賣毋庸置疑。

1922年伏爾加河流域發生大規模饑荒，反倒給反宗教運動和財產沒收浪潮提供了新藉口。蘇聯政府在窘境中一度允許社會組織和東正教會籌錢賑災，教會成功籌得約900萬盧布巨款。

布爾什維克黨魁隨即決定以饑荒為由開展新一輪查抄。2月16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發佈《關於沒收教會貴重物品進行賑濟》的命令，宗教領袖抗議無效。查抄浪潮在部分地方遭遇輕微抵抗，豈料竟演變成流血慘案。比如1922年3月15日的“舒亞事件”，信教群眾試圖捍衛教堂財產免遭沒收，結果四人被槍殺。此事件直接導致列寧下令對宗教界人士實施新一輪暴力鎮壓。

野蠻殘酷的運動告一段落後，1922年5月26日統計沒收教會財產共465萬金盧布，財政人民委員部僅使用200萬採購糧食。與此同時，歷史學家估計反宗教宣傳、逮捕和沒收運動本身就花費了150萬盧布。另外，考慮到國家機器剛剛組建，必然有部分查抄財產未計入總數或流入個人手中。總之，蘇聯政府強奪獲得的資金很可能少於東正教會自願募集的救災款。

教會及神職人員後來在1930年代和1950年代又多次遭受鎮壓，但由於客觀原因未再出現大規模充公沒收行為。

除奪取教會財產外，建立之初的蘇聯政府也通過肅清“剝削階級”、接收貴族莊園、查抄資本家等途徑獲取資金。向外國出售文化珍品和宗教珍品以補充預算亦非秘密，此種貿易的操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對外貿易人民委員克拉辛。

種種途徑獲取的資金用於方方面面的需求。反布爾什維克的老生常談總說：賤賣抄沒物品換來的外匯都花在資助世界革命大業和國際共運撥款上了。今天如果繼續這樣講，著實愚昧。布爾什維克查抄、變賣所得進款根本不夠支援國外。實際上他們不得不優先投入生產發展、科研、教育方面，賑災救荒、軍隊和行政事務同樣等著用錢。但不可否認的是，確有大筆資金流向共產國際，因為布爾什維克“老近衛軍”成員控制著一部分在“抄沒物品”基礎上創造的巨額財富。

布爾什維克翹首期盼全歐洲鬧革命，積極投資助長煽動之。從史達林確立權力到1937年“大清洗”再到共產國際解散，所謂“世界革命”的進程遠未徹底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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