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園：冒牌的「自然世界」

（原文刊載於好青年荼毒室-哲學部）

作者：Kum Long Yin       難度：★★☆☆☆

　　一講起動物園，我們便不期然想起獅子老虎等動物困在園內。其實，動物園是個很奇怪的存在，它是現代世界城市化後，人類把對原始自然的幻想，放置在市區中制度化空間（institutionalized space）裡的東西。[1]在宏觀層面，這個偌大的空間是遵守法律與維持地產利益的前提下，各方協調合作的結果；在微觀層面，它則有着如街燈與廁所等，各種各樣的人工設施。參觀動物園，好像是「親親一個虛擬的自然」。

動物園的源起

　　言及至此，不得不說一下動物園的歷史。翻查一下資料，最早的動物園是「維也納動物園」，興建於 1752 年，正值哈布斯堡時代。其後，法國亦於 1794 年在巴黎興建動物園。當時正值殖民時代，歐洲殖民者海外事業的成功，使歐洲各國王室增加了不少稅收。與此同時，王室與商人增加對城市的投資，使大量人民從農村走入大城市勞動，加速城市化（urbanization），形成了農村與城市之間人口此消彼長。

　　另外，歐洲人也借助建立動物園，炫耀自身殖民事業的成功。他們把世界各地的奇珍異獸當作戰利品，運回自己的國家展覽。這種心態其實帶着某種物種歧視（speciesism）：這些都是比起人類次一等的生命，那些被抓回來的動物，並非什麼善良的動物，而是危險的野獸（beast），但現在「我們」都能把它輕易的抓住了。

　　當時除了展覽獅子老虎外，更有所謂的「人類動物園」：歐洲殖民地在 20 世紀初，西方人抓了不少土著作為展覽品，把他們困在動物園表演射箭等活動，目的是為了說明這些人類土著都是介乎人類與動物之間的存在，亦是不文明的野獸（uncivilized beast）。這種展覽的目的，某程度上是向公眾展示殖民者的成功，以獲得大眾的支持。

　　先不論以上的行為是否一種暴力，但從描述的角度看，我們可得知這些動物園於城市化、工業興起與啟蒙時代期間建立起來。而當時的動物園宣稱自己是以兩個目的建立的：第一是為了娛樂大眾，第二是為了推廣動物科學知識。

動物園的自然環境

　　無論任何一個動物園，都應該有一個基本設定，就是至少要有三個組成部分：第一是困住動物的管理員，第二是作為遊客的觀察者，第三就是被觀賞的生物，三者缺一不可。而「困住動物」，更是動物園與真實自然世界的重要區分。即使野生動物園，亦有限定的範圍，只不過是困着的地方更廣一點而已。這個做法的目的是為了觀賞者的安全，確保動物與觀賞者以一個安全的距離接觸所謂的「自然」。

　　第二個基本設定是，動物園的生物必須有「活」的可看，死了被當成標本的，就只屬於博物館。為什麼動物園必須有活的動物看呢？這是為了教育大眾科學知識，告知大眾原來活的動物在自然環境下是怎樣的。但是，這個「自然」肯定就不是原來那個自然，這是「受控的自然」，儼如實驗室環境的自然，否則你怎能看到獅子老虎除了睡覺，便什麼都不做？然後當遊客想看猛獸追捕獵物時，管理員便把活的動物放進籠裡，好讓猛獸表現一下自然狀態下的生物行為，讓遊客觀賞一下。

　　自然世界中，各種物種本來就會互動，互相有着合作與依存或敵對與覓食之關係。世上的物種多如繁星，物種的生態關係就如千絲萬縷、密密麻麻的網狀結構，人類本來僅是這個生態關係的一個節點。

　　不過，8000 年前的農業聚居革命，使人類征服種子，把自然植物當作農產作物，令人與自然的關係出了第一個變化：人類開始可以利用植物生產及獸力，使自然為我所用。工業革命加速城市化，更使城市人不再需要植物及獸力來維生，是為第二個變化：生活在大都會的居民不需接觸原來的自然，學懂與自然打交道也不再是生活的必需技能。

　　所以，我們才會對 Bear Grylls 的野外求生技能如此驚嘆 ── 如此表演，在三百年前哪有戲唱呢？

與自然的割裂與「緬懷」（nostalgia）

　　John Berger有句話形容得十分貼切：「人類去動物園接觸動物、觀察動物、看動物，而動物園其實正正是個紀念碑，紀念我們不可能再與動物有這種接觸。現代的動物園就如個老人的墓碑。」[2]這句話的意思就如：「反正再也回不去了，不如先要一個冒牌貨。」

　　人類在這三百年間與自然世界產生割裂，卻也懷念着前人與自然打交道的古代經驗。若果人類社群與自然打交道是基本需要的話，那麼人類只好找一個替代品 ── 文化世界之中創造一個虛擬的自然。昔日與我常在的自然不再存在，儼如一個接觸不到的物自身（thing-in-itself）[3]，現在自然便以另外一個姿態，重現在文化現象世界當中。

　　這種人工化自然顯然不同於自然，但又不可說是完全相異東西。歸根究底，是因為除了以人工化及文化眼光來理解自然外，我們便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直接說明自然本身，而我們必須以文化為必然的中介來講這件事。自然本身是不是可以被人獨立來理解，本來就是存在論及知識論的一大難題。

　　說到這裡，讀者可以思考幾個問題的：第一是自然與文化的關係是怎樣的？第二點是既然人類都可以被展覽的話，動物與人的界線在哪裡？第三點則是現代化對自然與文化的關係帶來了甚麼改變？

[1] 這概念乃傅柯的其中一個概念：大概是指某個歷史時期，人根據某種想法把空間設置成某種特定的建制關係，而人在這個空間中各有職能，就如醫院與監獄依某種想法與功能而建，工作人員的職能亦按其當時的思潮而定。而傅柯則指出，這種制度化空間而會依歷史而變的，他便從說明具體的空間使用，反過來說明出思想哲學史的演變。

[2] 原文取自 John Berger, About Looking (New York: Pantheon, 1980), 21:
“The zoo to which people go to meet animals, to observe them, to see them, is, in fact, a monument to the impossibility of such encounters. Modern zoos are an epitaph to a relationship which was as old as man.”

[3] 本來是康德哲學的重要概念：「現象界」就是外物進入感官及十二範疇底下構成知識的世界，「物自身」就是指脫離認知結構，原原本本的外物，是不可知的，而同時這些卻是現象界的來源。

封面底圖︰smithsonian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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