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税、银行贷款、马屁精以及白手套们是如何难倒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执政者（转）

先说说所得税负债。所谓的所得税负债，其实就是企业欠税务局的税款。企业欠税务局的税款，税务局有的是办法收拾企业，比如查帐，比如找个理由让公安局扣留企业的物资，甚至是抓人。所以，通常情况下只有两种企业敢欠税务局的税款。一种是穷得叮当响的企业，本身就已经要垮了自然没钱给税务局，而地方政府还要担心企业倒闭之后造成一大堆麻烦事情，所以税务局不敢去捅这种马蜂窝。另一种就是“法律之上的”企业。因为后台硬，所以就算是欠了税务局的税款，税务局也不太敢管。而对于后一种情况，必须强调，后台必须在“当地”有大权势才行。比如，某企业的后台是A省的省委书记，那么该企业在A省自然可以横着走，包括长期拖欠当地税务局的税款。但当该企业将生意做到B省的时候，那就必须老实点，比如缴税，因为A省的省委书记管不到B省去。而且，即使在当地有很大的权势，并不是说“法律之上的”企业就可以不缴税了，毕竟税务局的面子还是多少要照顾的。通常的做法就是拖欠近期的或大额的税款，而缴纳过去的或小额的税款，完全不缴税是行不通的。而缴与不缴的比例，则基本视企业后台的权势而定。权势越大，可以不缴的比例就越大，反之则越小。虽然这种事情肯定不会有明文规定，但确实形成了一种潜规则。具体要视各地方的情况而定。这里所说的缴税或不缴税都是指正大光明的事情，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偷税、漏税。事实上，“法律之上的”企业是不需要偷税、漏税的，因为可以正大光明地欠税！权贵们的白手套则利用“第三本帐本”漂亮业绩忽悠股民那是白手套们的本事，税务局根本就不管。

在中国大陆，银行大规模的贷款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没有强大的后台，大银行根本就不敢大规模给企业贷款。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大陆搞的是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某些人将关心的重点放在了“社会主义”的字样上面，但实际上，重点应当是在“有中国特色”的字样上面。有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意味着专制和极权主义。而要维持专制和极权主义，那么就不能让私营企业摆脱被控制的命运。所以执政者一方面通过国有企业控制关键性的资源和行业，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手中的权力限制私营企业的规模，以免发生量变导致质变的事情。所以在中国大陆，私营企业发展规模大了之后，基本上都会面临“玻璃天花板”——会遭遇到各种莫名其妙的限制，以阻止私营企业继续发展壮大。

当然，这其中有一个漏洞。或者说不应当叫漏洞，而应当叫特权等级。权力越大，所拥有的特权等级就越高，那么权贵能够“罩住”的企业也就越大，也就意味着这家企业的发展上限越高。这一点当然是不会写在纸上的，但是确实是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潜规则。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看到的只是某大型企业老板呼风唤雨的豪爽。但对于懂行的人来说，他们关注的从来就不是那个老板本身，而是其背后的权贵。

所得税本质上是纳税人的钱，是执政者所说的“公款”。而银行借款则明面上是银行的钱，实际是储户的钱。这些钱既不是税务局官员的钱，也不是银行高管的钱，欠着就欠着，贷出去就贷出去，跟这些相关管理人员的钱包没有太大的关系。亏了他们也不会心疼。而应付贸易帐款和其他应付款项，还有其他借款则不一样，是私人或企业、组织的钱，是“自有”的钱。这些钱要是亏了，会有人心疼的，非常非常心疼！简而言之，就是拿别人的钱投资和拿自己的钱投资的区别。

看过儋州市卫星照片的人都可以知道，海花岛是不可能成为高层次人才的人才安置房的，因为周边除了少量的旅游设施，就是大片的农田。那儋州市政府是想用那些房子安置导游呢，还是农民和渔民呢？而到了2022年11月，图穷匕现。由“没收”转变为酒店经营、办公租赁、员工宿舍以及人才公寓等四种模式。但却故意没有说明产权归属。产权能归属谁呢？还不是归开发商。这本来就是最初开发商提出来的解决方案，而儋州市政府则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去实现。绕了那么一大圈，房子还是开发商的，只不过那39栋房子不能再当商品房卖了，而是由开发商自己来经营。而且在2022年底的时候，海花岛的房子事实上根本就卖不动了。想不转变用途都难。处罚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就温柔地抚摸了一下，完事。

老实说，虽然马屁精到处都有，但如果做领导的不搭理马屁精，那么马屁精自然就消停了。偏偏执政者很受用，还“赏赐”了那个马屁精一番。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赏赐”让无数“找不着庙门”的马屁精看到了希望。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主意，跑去“朝圣”。于是，众马屁精本着有枣没枣打两秆子的原则，呼啦啦都跑去“朝圣”了——能成功固然好，成不了就当旅游。这就是梁家河事件的来龙去脉。梁家河事件实在是个巨大的政治丑闻，但也确实深刻反映了中国大陆的政治现状。

不过，种种迹象表明，白手套们早就已经在悄悄记帐了。记录某年某月某日，拿走了多少多少亿元。证据有哪些呢？白手套记帐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在出事的时候，被权贵扔出去背锅。那么，要如何保证帐本的有效性呢？那就是在最新的财报里假中有真。不要紧的数据可以做假，关键性的数据一定要是真实的。另外就是那三个亏空数据，6643亿元、9495亿元和16138亿元，都必须是真实的。如果这三个数据不真实，那么就不能很好地“表达”权贵们各自的责任。只有精确地“表达”了权贵们的责任，才能活命。向纽约曼哈顿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也是为了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当然，至少三本账本中总有一本是忽悠韭菜和屁民的。

同理，医疗恶势力保护伞，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等人要避免被清算，也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在某些靠山后台失去权力之后，投靠更大的靠山后台（中国唯一的靠山后台），另外一条路就是挖掘持续捞钱的能力还不能招惹大麻烦。不过呢，马屁精们不可避免会带来丑闻，尤其关键的是，类似三本账本之外的账本一定有真实的数据，这是极权专制下分清责任的必然选择，搞得不好还会被政敌利用攻击中国唯一的靠山后台。因此，医疗恶势力保护伞，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等人持续作恶真的难倒了执政者。

艾芬医生展示的民营医院举报材料中有4份excel表：2022年7月转诊费、2022年11月转诊费、2023年1月转诊费、2023年2月转诊费。上游新闻梳理发现，上述表格中出现了百余人的名字，百余个银行卡号，提成标准约为治疗费的10%，四个月提成金额总数超6万元。其实这些在公立医院只不过换了一个名字而已，就是绩效奖金罢了。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意味着极权和专制。权力越大，所拥有的特权等级就越高，那么权贵能够“罩住”的企业和团伙帮派也就越大，也就意味着这家企业或者团伙帮派的发展上限越高。

武汉市第四医院（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党委书记：彭鹏 院长：夏平 王岚（目前升任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