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之城》：香港，永不消亡的羅曼蒂克 （一）

作爲97前的香港電影，許多人觀看《玻璃之城》大多將其解讀為浪漫愛情片，大多數影評也集中於情感表現視角，唏噓那是青春而相愛的舒淇和黎明。

Right person but wrong time. 年輕的愛侶不可救藥地墜入愛河，誤解，分開，又在人到中年相遇，身邊有了別的什麽人。但如韻文母親説：“如果韻文晚一點遇到港生，可能就不會再錯過了... 哎，可是哪有這麽凑巧的事呢？”當年情難忘，在於if it meant to be, it will be. 

然而，深吸一口氣，只把電影當作羅曼史或許是虧待了它。換句話説，羅曼史是手法，而電影更細膩深刻的内涵應由這種手法帶出，而非被忽視。

如導演張婉婷自述，這個故事，實則是兩代香港人的生命寓言。而電影最後，97謝幕的烟花倒影，如一錠油彩沉入水底，無疑是這則寓言的一種復調悲歌。在世代差異，政治隱喻及對所謂“移民社會”和表現中，這部電影實在有許多值得推敲之處。

由此，動念有了這篇影評。時值亂世，動蕩時局下，知識人更需正心誠意，靜心審視過去，反思當下，在創作中完成在這個時代之中應盡的責任。此篇文章即作爲這種志願的一部分。

因文章篇幅較長，文體也為我個人新近接觸的電影評論，因故拆分爲三部分發佈。此第一部分，主要從社會政治學角度探討電影對香港社會世代關係的展現。

一

德國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其1928年出版的著作中論述了自己對於“世代關係”與 “記憶”的看法。其中一個概念，stratification（中譯可作「分層」或是「離析」），對於理解這部電影， 乃至香港歷史都至關重要。

"Members in one generation are similarly located to the same phrase of the collective process ... we must turn to the phenomenon of the 'stratification' of experience, just as before we turned to 'memory'.”

對於這個概念，他解釋道：

"The fact that people are born at the same time does not in itself involve similarity of location; what does create a similar location is that they are in a position to experience the same events and data, etc. , and especially that these experiences impinge upon a similarly 'stratified' consciousness…. Some older generation groups experience certain historical processes together with the young generation and yet we cannot say that they have't the same generation location. The fact that their location is an different one, however, can be explained primarily by the different 'stratification' of their lives."

這一關於世代和世代記憶“分層”的討論呼應了電影中，港生，韻文二人與港英記憶緊密交織的生命故事：二人相識于大學校園，互生好感，而一系列的社會運動則將二人距離越推越近。這些社會運動與今日香港所見全然不同：六七，保釣...... 這些港英殖民時期的青年抗命運動不僅不反共，而且可以説是將共產黨的理念推進到了香港社會的深處。共產在那時不是“邪魔”，而是一個時代知識青年共享的夢。然而，這個夢很快破碎。1989，天安門事件，猩紅的爪牙叫醒一代人——這不是馬克思，而是列寧斯大林主義在中國的帝制基礎中孕育的弗蘭肯斯坦。

自1989開始，香港社會運動亦從政府角度跳脫，進入民間視角。香港青年與中國大陸渴望民主的青年學生站在一起，共同抵擋極權和其連續的擴張訴求。電影中的港生在1989時候已經離開香港，去往法國。而1992年再回到香港時，香港已開始全面推廣普通話教育。

事實上，故事至此已經爲我們鋪設出了“前傘運”時期香港社會運動的大致脈絡（爲方便説明，我也加列了“傘運”和今次“反送中”的立場訴求）：

從1960年代到2019年，三代人的二十嵗見證了香港社會社會運動的三組分層 (stratification) —— 從親北京（中國政府）到親中（中國民運學生）再到徹底與北京政府和中國社會全面割席 —— 這種變化不僅是政治意義上兩個空間的分離，更是兩個在更加微觀的社會記憶，知識結構和廣義社會的割裂。電影中港生的敘述則從個人層面闡釋了1960年代生人在1997年前的心態變化。20歲時參與親中示威，真誠相信一個夢，到中年感到無力，成爲“革命的叛徒”，轉而追求物質生活，與普通話绕口令纏鬥 ...... 

愛情故事爲主綫，交織社會記憶的雙綫索結構，也讓影片從更深層次透視了所謂"命運”在社會語境下的形成 —— 時代和政治不可避免进入的生活，構成個體生命敘事的支架。但個體也在這些支架中穿梭，書寫自己獨特的生命故事。

正如法國社會學者Maurice Halbwachs 所述：在空間意義上，個體與社會建制實則構成一種共生狀態（co-existential status)；生命故事亦成爲個體選擇與社會架構共同生產（co-produce) 的結果。這呼應了電影中，港生韵文的生命与香港前97的社会运动的關係 —— 社會動態成爲東方哲學中“命運”的重要構成 —— 無論我們是否愿意，時代脈絡都會多少被編制進個體的生命故事中。

但與此同時，個體在所謂大時代并非完全無可奈何——私人生活中的愛與溫存，成爲抗爭冷酷時代機器的吉光片羽。在監獄裏，韻文的書籍，信件，和那首《Try To Remember》成了兩個個體在大時代中選擇記憶的渠道。而對書籍的選擇（多是俄國作家）亦于細微出讓觀衆看到六十年代香港青年人的思想取向和群體心理。而超越此細節之上的個人情感更讓我想到鄂蘭和她對於愛的理解 —— 愛不帶期望，不辨對錯，喚起人性堅定，純真。這種情感不該，也不可能投射給抽象的政府，國家，而只可能發生與具體的人之間。處於對身邊人的在乎我們在公共空間的生命同樣得以完成。我們終於明白生命值得過，值得珍惜；在此基礎上，我們也能夠看到，理解他人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自己定義的價值和權利。這種對人最誠懇的關切像是錨，讓我們在時代紛亂中明確航向，向往更好的社會，更公義的制度，亦不是爲了矯飾自己，而是爲了讓生命完整，爲了關照身邊具體的人。

這種將“大時代”分解到具體個體故事的關切，也是張婉婷在這部電影中完成的使命。

97前的香港歷史既在一對戀人的分分合合中得以呈現，而通過走進私人故事的溫存，我們也得以重構一個時代，看到60到90年代香港市民社會由“左傾”到彷徨的心路歷程。而電影也告訴我們，當這種歷程以個人敘事的手法呈現時，或許會有比單純的歷史記錄更加生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