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只反父权，不反“君权”

至今为止，“五四”运动已经过89年了。然而，现在我们中国人面对未来却仍然感到非常困惑与焦虑，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混乱，而未来却是非常模糊的。我们的内心，充满了不安定与恐惧，我们的生命暗淡而无意义。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在公元2008年这个时点上，我们回望“五四”，我们应该再次要问，“五四”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五四”在我们中国人的整个历史中，有着什么重要的作用呢？以“五四”为参照点，在时空的茫茫天际中，我们又驶向了何方？我们驶离了多远？我们是否仍在“五四”周围徘徊呢？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以为，不能以从当时的口号和事件为主要依据，而要以我们中国人在五四之后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实质性变化为主要依据，并考察这些实质性的变化与“五四”是否存在较强的联系。

对于“五四”运动，官方的表述称“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这个论断，我以为是大致不错的，但却有很不准确的地方。

“五四”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西方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害这个没有什么可争议的，这也是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称之为爱国运动当然也名副其实，五四运动的目的就是通过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以反对外来势力对中国主权的损害。然而，说“五四”运动“反对封建主义”就不然。说“五四”运动“反对封建主义”当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我们现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有很大的误区，而用之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更失之千里。所以，在对五四的一系列反思下，现在许多人将“五四”，将“五四”的思想前导 “新文化运动”理解为反传统，理解为反对中国固有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传统。

将“五四新文化”理解为“反传统”显然比官方的说法要准确得多。确实，新文化运动就是以反传统为目的，包括主张民主与科学，主张打破家庭对个人的管束，主张男女平等，主张白话文等都是与传统对立的。看到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仍然无法让中国强大起来，摆脱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侮，当时的文化精英普遍认为只是技术与制度的层面上的变革是不行的，还必须要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的准备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准备，五四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

“五四新文化”反传统文化与主张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的出发点毫无疑问是对的，就是所谓的“启蒙”，不论在当时看来，还是现在看来都是对的。然而，反对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树立什么样的新的外来价值观却是差别很大的；某项反对或主张是否能在以后历史中真正落实也是差别很大的。

那么“五四新文化”到底有哪些重要的主张呢？我们现在来看，其中哪些主张又是真正实现了呢？如上所述，“五四新文化”主张民主与科学，主张个人自由，主张打破家庭对个人的管束，主张男女平等，主张白话文等，最重要的是主张爱国。爱国，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与增强国家力量是所有主张中最强烈的，是其他所有主张的目的。在这样一种导向下，其他所有的主张都要用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与力量来进行取舍。

由于辛亥革命终结了家天下，建立了共和制，中国的国家权力不再专属于皇帝及其嫡系，在形式归属于全体人民。但由于人民却缺乏平等表达的机会与渠道，国家权力必然归属于某个集团。这实际上离“家天下”更近，而离“共和”更远。

所以，实际上，主张个人自由与主张爱国是相互冲突的，因而“五四新文化”主张个人自由是非常不彻底的。它只主张个人从宗法家族的权力下解放出来，而并不主张个人从国家权力之下解放出来，反而要求个人将从家庭解放中获得的权利让渡给国家，以增强国家的力量。如个人从家庭获得了婚姻自主的权利，但后来演化为转归“组织”与国家。即使有主张个人之完全独立的，也没有指明国家是妨碍个人独立的最重要因素。于是，五四新文化的各项主张，随着时间的推移，都逐渐纳入到增强国家权力的方向与轨道。真正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占据主导的地位，一直游离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洪流之外，没有在知识分子中占有主导地位，更何况广大的民众。在“反右”中就被清除殆尽。

因而，我认为“五四”运动的实质是以反对宗法家族权力来增强国家凝聚力和反对外来势力。它反对父权、反对夫权，强化“君权”，当然这里的“君权”不是指原来皇帝的独裁权力，而是一种变异了的专制权力，以激励与迫使个人投身于增强国家力量的运动与革命之中，而不要受到家庭的束缚与干扰。这与传统文化价值相比较，就是强化“忠”，而消解“孝”，从而形成新的权力构架下，“君权”独步天下，完全替代了宗法家族权力，“忠君”转化为“爱国”。所以，“五四新文化”既有反传统的一面，也有继承传统的一面。

如果将现代中国人与传统中国人比较，毫无疑问，宗法家族权力的消失、相应的国家权力的全面而深入的覆盖是两者之间最突出的一个区别。五四新文化开启了这一进程，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强化个人与国家之间联系，弱化个人与家庭之间联系的这一进程，延安整风、农村合作社运动、“文化大革命”等都与五四新文化有着强烈的联系，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官方将“五四”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将之用于断代是有道理的。既表明了对之的认同和继承，也肯定了划时代的意义。毫无疑问，虽然人们对“五四”的历史作用的认识有分歧，但无论如何，“五四”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宗法家族权力的消失、相应的国家权力的增强，这就是“五四新文化”最重要的实质性结果，是“五四新文化”对我们的最重要的影响。其次就是白话文的通行使用。其他的，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男女平等多少有些，这也是服从于增强国家权力的。科学多少有一些，但却严重地缺乏原创性，基本上停留在模仿与习得上，这个当然与个人缺乏自由很有关系。

多说一点，强化个人与“君权”之间的联系，弱化个人与血缘宗亲之间的联系，其实也是中国历史的总趋势。至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就表现为最高集权不断强化的趋势，这就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在封建制时代，是“孝”高于“忠”；可能在此之前，甚至没有“忠”，只有“孝”；而在郡县制下，则是“忠”高于“孝”；而当代中国，则是有“忠”无“孝”。为什么会如此呢？盖因中国人始终未能赋予个人以独立的价值，个人的价值只能来源于与其他人的联系。对于中国人而言，孤岛上的鲁宾逊是毫无价值的。在这样一种价值观下，技术与组织手段的发展会更有利于集权力量的增长，而不利于个人自由的增长。中国人建立不起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自治权力，除了依赖于血缘宗亲权力与专制权力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当组织与技术手段提供了可能时，它更倾向于增强专制权力。所以，“五四新文化”是中国历史主旋律的继续展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题中之义，外来的影响只是一个刺激因素与提供了先进的技术与组织手段。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五四新文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却大异其趣。从五四新文化之后的历史来看，消解了宗法家族权力，却完全代之以国家权力，那还不如不消解的好。总之，没有个人自由的增进，其他任何的改变都不会让我们的处境变得更好，却反而有可能让我们的处境变得更坏。

自由是一切价值的价值！

2008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