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仔唔當差？為何澳門仍有大量青年投身警隊？看回歸前後澳門警察的不滿與改革

2021 年 7 月 20 日

我認識的高中球友裏，約五分一人任職於澳門的警務系統...然而畢業數年後，每次聚餐這些拿著鐵飯碗的朋友卻總是對工作多有抱怨，整場飯局往往成為他們發洩不滿的場所。

作者：廖志輝（澳門學16號創辦人）

我認識的高中球友裏，約五分一人任職於澳門的警務系統，這種對成為澳門治安警（澳門警察的正稱）的渴求，甚至讓我們的前任校長開設以考取警察為目標的課程。然而畢業數年後，每次聚餐這些拿著鐵飯碗的朋友卻總是對工作多有抱怨，整場飯局往往成為他們發洩不滿的場所。

要說這些，是想突顯澳門警政系統的特殊性。幾年前有媒體報導，澳門的警察比例屬世界之最，以2020年約6000名治安警計算，警察與60萬澳門人口的比例為1 ：106、香港的比例為1：260、台灣則為1：341。且澳門並非只有一種警察，如果將1000多名專於犯罪調查的「司法警察（下稱司警）」也計算在內，這個比例又會更誇張。

弔詭的是，作為「一國兩制」典範，澳門的犯罪率其實續年下降。不談政治原因，一個組織在沒有實際需求下持續膨脹其人事成本，可能與其效率不彰有關。對於警察，港澳曾有一句諺語叫「好仔唔當差」，即有為青年應當不做警察，為何回歸後大量澳門青年卻又投身警隊？工作上的不滿又是如何造成的？

專研香港警政(policing)的香港教育大學教授何家驥，曾於2018年與澳門立法議員兼學者林玉鳳，合寫關於澳門警政的研究，回顧了從澳葡殖民時期到回歸後的警政變遷，與一直存在的歷史與制度問題。

澳門警察（Image: https://www.flickr.com/photos/roychoi/5680685088）

殖民時期

反正不重要不如就裝死

「好仔唔當差」流行的部份原因，可以由殖民時期的警民關係講起。澳葡殖民時期，警察與華人社群的關係相當遙遠，良好的警民關係基本不存在。這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在殖民宗主國葡萄牙「自由放任」的統治風格下，由澳門總督到警政系統的部門領導，都傾向由葡國的軍事或法律專家擔任，即使到警長等中層職位，也難以看見華人身影，華人則大多擔任基層警察等工作。首個非軍方出身的警方指揮官(commander)，竟然要到回歸前三年(1996年)才出現，這種由外來人主導警務系統的結果，是難以在人口組成九成為華人的社會中產生信任，華人社群甚至認為這些警方高層來澳是為了幫助殖民母國收集情報，而非真正服務本地社會。

另外一個阻礙警民關係建立的原因，與發生在1966年的「12.3暴動／事件」有關。研究者提到，當澳門親共左派在當年成功以暴力抗議方式，讓殖民政府向左派作出道歉與賠償後，殖民者基本轉以消極的治理態度等待回歸一刻。如我們之前講述澳門的親共「傳統社團」如何獲得華人社群尊重的文章所說，原本就遠離群眾的警務體系在暴動事件後顯得更不重要，市民也傾向尋找傳統社團幫助而非「人民保母」。用研究者的話來說，警民之間因此「存在一道平行線」。

延伸閱讀：港澳分水嶺？「一二三事件」及「六七暴動」如何令兩地分道揚鑣的歷史性解釋

一警兩制：治安警 VS 司警

除了外部問題，殖民時期的警務系統內部亦問題叢生。複製自歐洲大陸的兩套警務編制：治安警察和司法警察，在殖民地運行起來卻形成各種權力與待遇不公的現象。權力關係上，司警只負責刑事案件，而治安警除了要支援刑案外，卻還要處理治安巡邏、移民、遊客服務甚至火災等工作。司警能以正式申請要求治安警協助，但治安警卻只有在遇到刑事案件時，方能向司警求救。問題是殖民時期司警的人手長期不足，直到1999年，43萬人口卻只有400名司警負責全澳刑事案件，也就是說司警需要不斷尋求治安警幫忙，工作量的不同也就導致磨擦經常發生。

更糟的是，待遇問題又將兩警系統的磨擦進一步激化。雖然治安警和司警在理論上是平等關係，但除了上面提到的職務不同，入職門檻與薪酬差異卻造成司警地位看似高於治安警的現象。例如治安警的學歷要求只需初中水平，而在法律知識、筆試水平和葡語程度上，治安警入職要求都要比司警低；薪酬的不公更是明顯，澳門公務員薪酬以點數計算，司警的入職點數為260點，治安警卻只有190點，結果便形成同是部門新人，在職務與福利差異的影響下，司警一入職便彷如可以「傳喚」治安警的上下級關係。

補充資料：殖民時期的每點薪酬已不可考，若以目前每點91澳門元計算，司警的入職月薪即為23660澳門元（約8.3萬台幣、1.9萬人民幣）；治安警即為17290澳門元。兩者足足相差36％。

警民關係之惡劣與內部衝突，準備接收澳門的北京也都看在眼內，回歸後便進行一系列改革。

回歸前後

裝死的政府混亂的本地化

即使確立回歸時程，明訂政府需盡快開啟本地化的〈中葡聯合聲明〉早在1987年簽訂，澳葡殖民政府一直到回歸前仍是「裝死」的狀態。回歸前夕的整個90年代，殖民政府既放任黑社會搶奪地盤，更不要說處理兩警之間的衝突與矛盾。到了1999年，也就是回歸當年，大量警方中高層仍由葡籍佔有，治安警首個華人指揮官直到1998年3月才出現，而司警的最後一個葡籍指揮官，甚至撐到回歸當年才離任。

結果，難攤子由北京和完全沒有實際管治經驗的本地華人社團領袖接手。而北京宣示主權的高潮一幕，便是1999年12月20日正午時份，掛上ZA車牌，即「駐澳」兩字拼音首字母的解放軍吉普車車隊，緩緩由北方連接內地的「關閘」駛進澳門，這一幕既幫助新的特區政府鎮懾本地黑社會勢力，也彷如打響了警政改革的第一槍。

CCTV完整紀錄的解放軍進駐影片。另一個有趣差異，是香港的解放軍進駐並非在正午，而是選擇在無人的午夜，箇中傳遞完全不同的政治意涵。

一切看似砍掉重練

一系列警政改革隨即開展。回歸後一年，新政府先成立統領兩警系統的「警察總局」，處理治安警和司警在任務、資源與調查工作上的分配；又同時將治安警的入職要求由初中升至高中；薪酬方面，兩警的入職點數同樣設為260點，更額外給予兩者50－100點的薪酬津貼與收入減稅，據研究者在當年的計算，相關津貼與優惠直接為警員帶來相等於5至6個月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中高層由葡人掌控的職涯天花板不覆存在，本地警員也同樣有機會晉升到警長甚至指揮官等職位。

回歸後的警政系統，一切看似砍掉重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