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民意的野蠻擴張？澳門博彩業與抗議的研究

作者：Jasper（澳門學16號作者之一）

近年討論澳門博彩業發展似乎存在矛盾，一方面疫情過後社會認同澳門單靠賭業是過於脆弱；但同時大眾似乎又害怕「水清則無魚」，認為打壓賭業過猛將傷及根本利益。是以當新特首說出賭業曾「野蠻擴張」時，即使只是過去式描述，也激起輿論爭議。

確實，賭博行為不認被鼓勵；但同樣難以否認的是，如果沒了賭場，澳門從經濟、社會到民生發展無法達到今天水平。

故我們能否說博彩業在澳門是「具民意的野蠻擴張」？這次筆者要介紹的最新研究或能側面回答此問題。

透過分析澳門回歸後涉及賭業，共754件社會抗議事件，香港恒生大學學者鄺英豪對澳門人如何看待博彩業，及其實際抗議行為的關係提出有趣觀察。

澳門人抗議賭場是為了什麼？什麼因素造成抗議的多寡？下面來逐一解答。

抗議賭業的兩個類型

這次研究的有趣之處，是將涉及賭業的抗議分成兩個類型：成本挑戰型抗議（cost-challenging protests）與利益分享型抗議（benefit-sharing protests）。

「成本挑戰型抗議」是指人們因為賭業發展產生的社會成本而抗議，例如不滿賭業讓犯罪增多與環境破壞等。具體例子如人們抗議大型賭場的興建破壞城市景觀，在這類抗議中，抗議者和博企是「零和遊戲」，不是你撤回就是我失敗。這也是大家最常理解的抗議。

然而研究者在澳門個案中，發現了另一類特別的「利益分享型抗議」。這類抗議中，人們是肯定（recoginize）博企發展而非反對其存在，不滿的是博企利益並未回饙大眾。簡單說，兩者根本上是共贏關係，抗議者只是不滿利益分配不均。

聰明的讀者應能明白為何分出兩類抗議，因為如依照過去認知，大眾在本質上認為賭博是邪惡的，故賭業發展越好，屬零和遊戲的「成本挑戰型抗議」應會更多。

然而，如果澳門的情況是利益分享型多於成本挑戰型抗議，那麼便是顛覆過去認知，也側面認證澳門賭業存在廣泛民意基礎了。

所以研究結果是什麼？

趨勢與特徵

首先來說總體趨勢（見下圖），在754件發生在2000年至2021年，涉及賭業的所有公開抗議中，成本挑戰型抗議佔30.9%（233件）、利益分享型抗議佔69.1%（521件）。考慮到澳門賭業在回歸後大部份時間都在「野蠻擴張」，而人們更在意的是賭業的利益分配而非造成的社會成本問題，故我們或可說，大部份澳門人是歡迎而非反對這種擴張。

進一步的統計分析也支持這種說法，博彩業收入和社福開支與抗議及參與人數分別存在相關性。當賭收越多，利益分享型抗議越多、而成本挑戰型抗議則越少，反之亦然。同時，當政府社福開支越高，利益分享型抗議的參與者也越少。

這裡有一個統計結果值得額外討論，雖然統計顯示賭收越高，成本挑戰型的抗議越少發生，但統計結果亦同樣顯示這類型抗議的參與人數會增多。奇怪了，不是說大家都較在乎利益分配而非社會問題嗎？

研究者認為，這是因為認知到賭業發展帶來禍害、或者是直接受害者的人，會有更大意願參加反對賭業發展的抗議。所以雖然抗議次數不多，但人數規模較大。這樣的解釋並不直覺，但也非全不合理，接受與否便交由讀者決定。

結論：給澳門賭業一個解釋

當澳門賭業在近年不斷被檢討，本文介紹的研究透過關於賭業的歷年抗議，似乎說了這樣一個故事：

澳門的經濟發展（主要來自賭業）並沒有讓抗議次數減少，因為人們也會為更合理分配賭收利益而抗議；但只要社會福利同步成長，即使賭業發展也帶來各種社會問題，大部份澳門人也會「埋單」，繼續安於小確幸生活。

今天大家認同澳門單一產業造成的小確幸，長遠只會阻礙社會進步發展，但社會進程總有其脈絡（也常能自洽），澳門開賭已超百年，作為全球最老的博彩經濟體，其野蠻擴張似亦存在民意基礎。

你可以說澳門賭業（或社會）就像一個積習難改、固步自封的老人，但退一步看，想要老人接受新時代新思維，只有直接指責，絕非好辦法。

參考資料

Kwong, Y. H., & Wong, M. Y. (2024). Gambling Economy and Social Protests in Macao: A Happy Problem?.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14789299241279036.

#文章篇數：2️⃣3️⃣3️⃣

#本文亦同步發表於《論盡》

#Cover Photo: unsplash.com/@penisu...

👉 成為免費爐友，郵件收取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