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内容梗概

这期介绍去年破圈的英国环保组织Just Stop Oil，不是因为他们的环保，而是因为他们激进的破坏策略。在骂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真的只是既蠢又坏吗？

托尔斯泰主义者和张献忠主义者只是一体两面。

虽然早在1948年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宣布“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但在以往的实践中，一国政府只需证明其具备获得民众习惯性服从的能力，就可以被国际社会承认为人民的实际 — 因而是合法的— 代表；或者换个说法即是“有效控制即合法”。

美丽的谎言与残酷的现实，离得那么近。

‘我不想只是让印度脱离英国的暴政。我想要让印度脱离所有的暴政。’

“这就是非暴力抗争运动的美妙之处。你不必到处去找它；它会来找你。它的原则之中就蕴含了这样的精义。一场没有需要保守的秘密、没有狡诈和谎言的用武之地的君子之战 (dharma–yuddha) 不是人有意挑起的，而一个有信仰的人随时都准备好了投入这样的战斗。

非暴力抗争行动不是在挑战对手的底线，而是在挑战自己的勇气和忍受力的底线。如果抗争者把希望寄托于对手的退却，就会为了等到这个结果而焦灼难耐，就会因此变得脆弱不堪。中国古语“无欲则刚”和“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这个道理。

《实验》中极少有抱怨之词。甘地服务的人群对他的主意反应冷淡时，这对于他也是真理的一个侧面，给他开启另外一些“服务的可能性”。甘地如此钟情于服务他人，其动力来自于他的信仰。他自称他信仰的是“服务的宗教” (religion of service)。

敬請閱讀此文的大家，也花點時間認識被消失的「黃雪琴&王建兵」，黃雪琴在2021年赴英留學前一日突遭拘捕(為其送行的友人王建兵同日被捕)，無意間在網上看到此一消息，特別心痛，因為我自己也即將出國，沒有辦法想像有人在懷抱留學夢並面對出國的各種壓力時，竟要同時擔心國家機器的突襲。

自台灣發生的2014年太陽花學運過後，台灣法律人確定了以一個以非暴力為原則的公民不服從的權力，但是參考之後的香港反送中事件，就知道，為什麼應該要以非暴力作為公民抗命的原則，其理據是可疑的，這對台灣法律人成為了新課題，台灣法律人有必要對公民不服從的疑難去做更深入的探討。

南韓社運深深影響了香港的社運。在過去兩個月，2016的南韓反朴鬥爭成為香港抗爭者時常提起的例子；而2005年在港反WTO的韓農，也分別啟發了2009年香港反高鐵抗爭青年，以至近年的「勇武抗爭」的技述。在反送中運動正熱的七月，紅氣球趁南韓「燭光革命」領袖李泰鎬Tae-Ho Lee來港，訪問了他們的運動經驗。

2019年之後，香港人這三個字已經不一樣。2019年之後，香港從此不一樣。究竟有多不一樣？6月至8月香港發生大大小小的抗爭，在場景、階段演變、群眾人數和參與階層等各方面比雨傘運動更錯綜複雜，香港人的抗爭模式不但「Be water」，還衝破了1989、2003、2014年的身份認同框框。

這篇文章想分享的重點是：非暴力抗爭可以推翻獨裁政權並不是奇蹟，關鍵在於認知到：「政治權力的維持必須仰賴被統治之人民的服從」這個事實。由歷史經驗得出的「3.5%法則」告訴我們，只要反抗政府的人數達到人口的3.5%，政府的權力就會被嚴重瓦解。香港反送中運動進行至今充分體現了非暴力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