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因事匆匆回港，而且一待就是兩個多月。不知是戴著口罩還是別的原因，總覺得空氣中多了一種欲言又止的感覺。就算朋友之間的普通對話，也常出現「唔使講到咁白啦，你明啦」的有口難言之感。完成十四天酒店隔離時，食肆晚巿已經禁止營業，兩人一枱又硬生生分開一家人，因此總是躲在家裡算了。

爲了美國無產階級意識的覺醒，我曾經做過一點微小的工作。我給一幫學生科普。我說，共產主義不是你們聽說的那樣，國家支配個人生活的一切，那是極權主義。雖然某些極權國家號稱共產主義，但理論上共產主義和極權是不相容的。共產主義社會是沒有國家、沒有階級的社會。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对专业性人才需求大增，使受教育程度高、掌握一定技能的医务人员跻身于“专家阶级”和“管理阶级”的行列。他们从官僚体制中分得残汤剩饭，成为医院作恶机器上的附庸。于是一部分医务人员从“帮闲”发展到“帮凶”，更多的人难以抵抗复杂多样的诱惑，“在精神上被自我消灭”了。

1976年，一首诗把22岁的杨奎松送进了半步桥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王八楼”。在这栋关押政治犯的“王八楼”里，杨奎松结识了一名三十多岁的“老犯人”。“老犯人”出身书香门第，幼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因种种偶然和必然，在少年窃贼、惯偷、“四类分子”、“反革命”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