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薄熙来将面临怎样的命运，这都不意味着政权内权力斗争的结束，而权力斗争本身也只是中国社会中根本的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由结合一党专政的腐败丛生的资本主义带来的僵局）。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为民主权利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并完全独立于任何中共派别（不论是右派还是所谓的“左派”）的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治力量。

必须自下而上地建立一个替代力量，这一力量应该基于群众性的基层斗争，而不是仰赖对一个“新毛泽东”的崇拜。它必须从国际工人斗争中有所学习，并与之相互影响；竭力避免新毛派左翼的大中华民族主义。一个真正的替代性的力量要求建立一个战斗的工人阶级政党以实现社会主义和真正的基层民主。

尽管六中全会借一篇内容空洞的马屁文章授予了习近平一顶看似耀眼的玻璃王座，但这王座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牢固。在面对现时内外环境日益紧张恶化的形势下，中共高层内的路线与利益分歧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更进一步地扩大。

中国没有工会，也就没有发展计划机制的基础，也就不可能避免恒大危机等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将所有经济决策置于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之下，这意味着工人在民主的党派、工人组织，尤其是工会中的自我组织。我们要有一个革命纲领，我们要争取充分和直接的民主权利，推翻中共独裁。

政府干预并非长远之计，“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只能够尝试保护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免受其自我毁灭的力量所冲击，在亿万富豪们多年来掠夺大量私人利润后将损失“国有化”。没有群众的民主控制及计划下，基层大众所面对的房屋噩梦并不会得到根本解决。

习近平政权正在走钢丝，尝试要保卫其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当局采取措施针对部分影响力过大的资产阶级，譬如科技巨头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同时使用民粹主义措辞来应对因生活水平下降、成本上升与严重不均而日益巨大的群众不满。

特务机构最早在中共一大之后叫中共中央社会部，后来因为向忠发事件，还有周恩来VS康生的权利之争，分出来一个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二者在1940年底合并，由周恩来把持。1941年开始，由于中共和国民党的内斗复杂化，而且日益加强的和日本人联合的需求，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具体执行职司开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