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献祭的秀禾与房思琪

追求新鲜事物追到天昏地暗的春天过去了太久，也耗费了很多力气似的，最近开始看一些旧的电视剧。《橘子红了》是其中一部，比我预想中还要好看，这两个字大概不算违背电视剧诞生的初衷，一种大时代背景下注定流光溢彩的产物，平等而平均地属于大多数人。在它还算新的时候，也曾被追逐到地老天荒，心甘情愿付出一些时间。

我试图寻找蛛丝马迹，发现就连白先勇也把《橘子红了》当作“弃妇吟”，但屈原《离骚》不还是一种“弃妇吟”。可以说看《橘子红了》才懂得了林奕含从红楼梦、从胡兰成讲起的那个“文学传统”是什么意思。大太太将秀禾献给老爷，不就是往后李国华寻找女性合伙人、那个女老师载着年轻的房思琪们驶向他的公寓，这种合作关系直到 21 世纪的今天都还没有解开。

《橘子红了》剧中，秀禾说不看书了，看再多的书都要做妾。我当场震惊到像脑袋被劈开。而她面前试图开解命运的六叔，让我想起《红楼梦》里的贾宝玉、《雷雨》里的周萍，其实这些女人的丈夫，之前也就是这些人，后来才变成“老爷”的——也就注定了他们根本无法开解命运，而只会变成老爷。

很多人看《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产生的那种怪异感，以及对《橘子红了》始终持批判和抵抗，也就在于这一点，因为它们都在讲述一个关于“做妾”的故事，令人惊恐或厌恶，但事实又的确如此。

老爷将自己的思想灌输给了大太太，大太太原原本本将其内化，然后再试图灌输给秀禾。这和男权压迫女性的模型完全一致，女性将这种压迫内化，导致这种不平等比起阶级、种族等议题更加难以识别。

包括《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的女老师，她和李国华之间不会是仅存在利益关系，我印象中好像也有写到说她年轻时也是曾经接受过李国华的赞美的——你也可以想象，因为男人总是这样对待女人的，假如不是李国华，也一定会有别人。还有那些在每一起 metoo 事件中有意或不小心帮忙遮掩的女性、被愤怒指责为“帮凶”的女性，她们虽不一定和当事人有亲密关系，但我认为也逃不出类似叙事，都是一个献祭年轻弱势女性的系统。

在最后两集中，秀禾深陷地狱再难以自拔，耀辉放弃了爱情从乡下回来，喝得烂醉，眼看那些新青年在自己家里开大会，主题是“论妇女解放途径”，邀请他一起参加，他说你们慢慢找吧。有个年轻人不理会他，开始发表关于爱情的演讲，他听了坐在楼梯上发笑，说我昨天跟你们想的一模一样，但今天呢，我出卖了我的爱人。别人以为他醉倒了，又看到他从地上爬起来，问那新青年和宛晴是否相爱，如果爱就要远走高飞，离开这个房子，不然有一天会变成他。

我真的见过很多那种高谈自由和理想的，在面对 metoo 和其他女性相关议题的时候公然表达：不愿意谈中国的妇女困境。因为他们已经从中吸饱了血，然后记挂几件让自己在享用过程中并不痛快的，但具体不能说出来，反正还有“中国式女权”当靶子可以攻击。哪怕到了新世界，他们也可以象征性地谈一点“性别平等”、“尊重女性”，锦上添花，但中国女人对于他们来说仿佛是另一个物种，可以立刻帮助他们恢复中国男人本性的物种，让他们无法用习惯于文明的、世界的眼光来看待相关问题。

就像秀禾第一次进城，就因为她身上仍穿着旧式服装，那些穿着西服的文明人开始娴熟地使唤她，把她当作奴隶。至于那种出了国，像发现新鲜事一样发现外国女人不像中国女人，并如同领会真理般诉其“罪状”的，就更下作了。这不是我编的，我真的见过，比如他们抱怨中国女人不表达自己的情感，让他们很难猜，如何耽误了他们的一生，还好来到新世界有机会发现另外的事实。

不用怀疑，虽然距离有些历史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我们确实没有发明出新的叙事，因为我们的脑袋长在那里，有奇妙的土壤从花盆里种出来的脑袋，带着根新鲜隐形的辫子，长到脊椎里就变成了脊椎。隐约记得张爱玲写过一个男人娶新式太太、追求新式恋爱与婚姻的故事，最后可笑收场，但一想到会落在几十年后的中国人身上，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后来再也找不到这个故事了，恍惚间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看到过这一篇，但她在别处确确实实写过：“在中国现在，讽刺是容易讨好的。前一个时期，大家都是感伤的，充满了未成年人的梦与叹息，云里雾里，不大懂事。一旦懂事了，就看穿一切，进到讽刺。喜戏而非讽刺喜剧，就是没有意思，粉饰现实。本来，要把那些滥调的感伤清除干净，讽刺是必须的阶段，可是很容易停留在讽刺上，不知道在感伤之外还可以有感情。因为满眼看到的只是残缺不全的东西，就把这残缺不全认作真实——性爱就是性行为；原始的人没有我们这些花头不也过得很好的么？是的，可是我们已经文明到这一步，再想退保兽的健康是不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