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蘇聯兒童採棉的一段回憶

歐安組織曾經開會討論烏茲別克童工問題，烏茲別克代表信誓旦旦保證絕無這種事。於是當場出示田間兒童幹活的照片。此後烏茲別克禁止在農田拍照或攝像。

莫斯科女居民瑪琳娜·科茲洛娃出生成長於蘇聯時代的烏茲別克，2015年她撰文回憶了自己童年時代下田採棉花的經歷：

“每年9月初烏茲別克開始所謂的‘採棉運動’，不僅農民，公務員、大學生和中小學生都要下田。雖然明面上說不強迫後者參與這種年復一年的勞動，但接到‘上級命令’的政府雇員或私營公司雇員多不能免。這種動員城市居民參加農業生產的做法從蘇聯時期一直延續至今，但很難將其稱為‘蘇聯的可悲遺產’，反而更令人聯想到奴隸時代。”

我從烏茲別克的一個門戶網站讀到以上文字，可見35年來這種情況並無改變。依然使用免費勞力手工採收棉花，包括童工，跟我小時候一樣。

本人生於烏茲別克一個小鎮的公務員家庭，棉花一直是我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春季4、5月份，全體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員、大學生和中小學生參加棉田鋤草。夏季，農用飛機從頭頂飛過為棉花授粉。由於鎮子不大，我家距離棉田不過300米，所以也會受影響。

秋季的棉田人聲鼎沸。九月初棉花成熟，從這一刻起非城市居民的生活完全圍著它轉。必須指出，大城市居民的待遇跟我們很不一樣：中小學生基本不動員，大學生參加短期採收，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職員僅周末下田。而在小鎮和鄉村，根本沒人把你當娃娃對待，“人人採棉”這句話絕不只是說說而已。

我母親是一所俄語學校的校長，所以負責安排本校包幹區域內的採棉計劃。通常情況下，8-10年級的學生夜裡就睡在田邊的所謂野戰營地，一次一個半月到兩個月。每周放假一天，回家洗澡換換衣服。老師跟他們同住，只有那些有小孩的或單親母親才被允許夜晚回家。

4-7年級學生白天下田，大卡車早晨送、傍晚接。9點開工，18點收工，午休吃飯1小時，頂著烈日和大雨，同樣每周放假一天。10歲的孩子啊！

會做飯的人最幸運，因為有機會參加伙食組，免於下田勞動。老師領著學生用柴火燒大鍋，做好後也不是集中用餐，而是派拉人的卡車送至地頭。飯通常是濃湯，放了肉和大量蔬菜，這些在9月份的烏茲別克很常見。我記得我們都又餓又累，以至於天天吃同樣的東西還覺得是美味佳餚。

我媽媽很少在棉田過夜，因為她的職責之一是每天到地區指揮部匯報本校採棉量。

我爸秋天也經常下田，但要過夜，畢竟男的不享受任何照顧，所以媽媽只好帶我去指揮部。指揮部工作晚10點開始，那時白天收的棉花都已打包過磅，拍電報匯報上一級。如果完成了本日計劃，我和媽媽11點就能回家上床。如果未完成，媽媽就要去主席面前挨訓，我躺在牆角某個吱吱作響的椅子上睡覺。第二天9點再次爬上卡車。

每個人——即使10歲小孩——都有每周採棉定量。對於六年級以下學生，家庭成員可以幫你完成此定量，比如提前一星期完成就能歇息一星期。六年級以後視同大人，應該懂得全校計劃未完成的後果，萬一連續下雨怎麼辦？所以必須我為人人。所有人每天晚間守在電視前，烏茲別克國家電視台定時播放各州執行計劃的百分比。如果你的州完成了計劃，意味著自由和解脫。

我曾設想這些事發生在我孩子身上，或者今天的自己身上——當年的老師們差不多我這個歲數——越想越感覺不可思議。但那個時候，我還是孩子的時候，似乎一切理所當然，畢竟身邊所有人都這樣生活。

直到後來才明白並非“所有人”。12歲那年媽媽升官了，全家搬到大城市居住，距離出生的小鎮僅20千米。我赫然發現這地方簡直像另一個國家，學童不用採棉花，我的許多同學甚至一次都沒採過。而工人和職員僅需周末下田勞動。20千米，天壤之別。

時隔幾十載，我仍然記得他們給田地授粉的化學劑飄到身上的氣味，仍然記得手被堅硬木箱磨破、血肉淋漓的痛楚。我忘不了脫掉採棉圍裙（一種帶兜圍裙，掛在身前邊采邊放）稱重、得知自己完成本日定量、終於可以躺在樹蔭下喘口氣的那種強烈幸福感。

但這一切可能從沒發生在我身上，可能全是我的想象，因為天堂般的蘇聯絕不會有兒童奴工。

從早忙到晚，棉花堆得像小雪山。我和女同學很想跳上去體驗體驗身處雲端的感覺，但不可以。棉花是白色的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