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加硕拒绝后，我决定去澳洲

今年三月初，我终于考过了雅思成绩，好不容易从「文盲」的牢笼走了出来。

那时的我，兴高采烈地发了朋友圈，跟朋友分享着「文盲也有春天」的可能性。但就在第二天，我收到了纽芬兰纪念大学的硕士拒信。之后，我又收到了两封来自加拿大学校的拒信。至此，我申请的所有加硕，都拒绝我了。

在这个等待硕士通知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自己被澳洲WHV抽中了——这成为了出走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现在的我，正在跑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气喘吁吁，战战兢兢。

我不敢停下来，我只能泪流满面地跑下去。我已无路可走，我必须出走。

意外

很早之前，我已经知道澳洲打工旅游签（Working Holiday Visa）的存在。但对于能否有足够运气被抽中，我并没有自信。

2022年有一天，我看到WHV的报名信息后，迅速转发给一个也对此感兴趣的朋友。不久后，报名渠道开启，我们在晚上急匆匆地填完了所有的信息。之后，我并没有关注与此相关的信息，也没有收到与此相关的任何回复。

对于打工度假，朋友比我更积极、更迫切。在填完澳洲的申请后，她继续申请了新西兰的打工度假。因为与澳洲的抽签（得到名额是个人运气）不同，新西兰需要依赖网速去抢名额。为此，她花钱请了中介，最终拿到新西兰的名额。

知道她拿到名额之后，我非常羡慕。但此时的我，已经开始埋头苦学雅思，无心思考其他事情。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提到自己学雅思的过程，非常漫长而且充满痛苦——从一个绝望的雅思文盲到考到雅思6.5，我要付出很多努力。

在我看来，比起短暂的工签，学签无疑更稳定一些。所以，我开始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雅思以及准备硕士申请等事宜。后来在2023年3月，我终于考到了硕士需要的雅思成绩，并马不停蹄地准备加拿大的2024年春季硕士申请。

我不敢休息。事实上，我在2023年1月初已经申请了2023年的秋季硕士（欧洲和加拿大的硕士项目）。但当时雅思成绩只有6，考虑到雅思成绩不合格会被拒绝，我觉得往后申请春季硕士更有机会被录取。

此时的我，仍没有收到任何关于WHV的邀请函。但由于考完试，我终于和那位一起申请WHV的朋友，在厦门见面叙旧。在她的描述中，我却听到了一个意外的机会——没有收到邀请函，但却可以拿到WHV签证。

朋友告诉我，有一些人确实没收到邀请函，而是直接在网站上进行测试，后来顺利地拿到了签证。也就是说，这些被抽中的人，可能在申请时填错了邮箱，导致无法收到邀请函，但仍然可以在官网顺利填资料并成功递签。

听完朋友的话，我半信半疑。我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运气，所以并没有马上在网站上测试信息。但在那之后，朋友却时不时会催促我查询信息，希望我不要错过机会。终于，在她的催促下，我有一天早起开始填信息。

那天早上六点多，我顺利地填完了所有的信息，迅速得让我产生了怀疑。明明没有收到邀请信，为什么我可以填到最后呢？这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也许我可能被抽中了，但可能填错邮箱而导致没有收到邀请信。

很快，我查看了一下小红书是否有人跟我有相似情况。与此同时，我也给审理这个签证的部门写信，希望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那时的我，在惊喜与着急中，选择了递签，并且很快收到了体检通知。

等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收到工作人员的回复，被告知邮箱填错，也终于拿到了邀请函。更让人意外的是，我居然是2月底最后一批被抽中的人。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居然有这么好的运气！

三月，我的人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不仅雅思考过了，还拿到了澳洲WHV的邀请信。被眷顾的美妙，实在是难以言说。当然，这一切都多亏了那位朋友的提醒与催促。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得到这个宝贵的机会。

死缠烂打

提交完WHV的签证信息后，我仍然在联系加拿大学校的教授，希望能得到一个入学名额。然而，到了四月底，我收到了最后一封来自曼尼托巴大学的拒信。至此，我申请的所有硕士被拒绝，前往加拿大留学的梦想彻底梦碎。

从我开始以自由写作者的身份，去关注社会议题开始，残障议题和性别议题一直是我报道的重点。但我的写作样本以及工作经验，终究是没能让我获得性别研究或残障研究的硕士入学名额。我很惭愧，真是一个无能、失败的写作者。

回顾过往的工作经历，尽管我在这两个领域深耕多年，但始终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学术训练，尤其是英文写作的训练。再加上缺乏资金以及不可抗力等原因，我无法做深度的调研，只能蜻蜓点水地写一些评论，也只希望能发出来而已。

这种十分回避又不深刻的写作方式，自然无法说服大学教授。我当然能理解他们觉得不够好；但看着这些客套的拒信，我只觉得无比痛苦——加拿大留学的计划已无法执行，我只剩下了澳洲WHV签证这条出路。

于是，看到拒信的我，休息了半个小时，开始进入「发疯」的状态。我查阅墨尔本的学校，随后给迪肯大学、墨尔本大学和莫纳什大学的教授发信，并讲明自己是WHV的身份，没钱没工作，但很想得到一些学习（蹭课）的机会。

在信中，我附上了简历和学术样本——正是提交给加硕的资料。我很怕澳洲的老师会嫌弃我写得不够学术性、不够深度，因而拒绝与我接触。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只能恳求老师的协助，从而了解并利用一些免费的课程和资料。

幸运的是，澳洲的教授很热心。一位迪肯大学的教授帮我联系了一些人脉；在她的推荐下，我认识了一个RMIT的博士生，并约好之后见面。到了下午，墨大的Fran Martin教授也表示愿意帮我联系她的同事，并建议我写信给专门的协调人员。最让我意外的是，有一位快要休产假的墨大教授，也愿意在五月跟我见面。

看到她们的回信，我感到很惶恐。我的工作，长期都是不被认可的。我的自卑与不安全感，也始终处于巅峰。她们可能不知道，只是这短短几行字的回应，对我的作用是很大的——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有教授会「肯定」我的能力。

当然，我非常清楚以WHV的身份去蹭课，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会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打工上，再把打工的钱存起来，之后读社工硕士。至于之后能否真的在大学内蹭课，我不敢确定；但我已经尽力了。

此外，我也开始搜索澳洲的义工组织，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提高英语，也能积累社工的工作经验。不过，我注意到澳洲的义工都需要长时间的服务；那么我这种需要移动的打工人身份，可能无法满足她们的要求。对此，我决定继续发挥「死缠烂打」的精神，给这些机构写信，请求他们给我一个短期学习或工作的机会。

写了无数封信后，朋友们对我的行动力感到讶异。事实上，从考雅思到现在，我一直觉得自己在跑马拉松，跑得筋疲力尽，却没有尽头。我又觉得恐惧，读社工硕士又要重新考雅思，我何时可以休息？何时可以过上平静的生活呢？

我真的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吗？我可以融入这个大世界吗？

离别

四月底，处理完所有与签证相关的事宜，我与朋友们开始告别。分开的时间，终于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2021年，我和前任一起来到厦门。当时，我无法继续忍受寒冷和没有人情味的北京，只想快点来到温暖的南方。就这样，我和前任来到厦门，悠闲地住了一个月，而后很快分手。这次告别，前任也来到了厦门，我们仿佛回到当初那样。

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活已经「一潭死水」。最初，我就像是一颗生机勃勃的植物；但后来，我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又查出高危、低危的HPV，身体和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我走投无路，只能出走了。

在无比压抑的生活中，厦门的朋友们给了我很多的支持。有一个与我关系很好的直男朋友，给了我无限的包容（哪怕这意味着他要忍受我的各种揶揄）。但更需要感谢的是女生朋友们，她们是我生活、生存的力量。我离不开女生。

最后两周，我每晚都跟朋友们见面，听他们讲工作和生活的琐事。看着他们的面孔与面前热气腾腾的饭菜，我总觉得这不过是日常聚会的其中一餐。但挥手告别的时候，我知道这有可能我与其中一个朋友的最后一餐了。再见了，朋友们。

与朋友告别之外，我也要与家人告别。四月底，我决定在出国前，带妈妈和婶婶去昆明旅游。我非常清楚，同为女性，她们抛下妻子与母亲的身份去旅行，不是一件易事。更何况，我妈妈和婶婶常年在小镇生活，她们平时根本没有机会走出小镇。所以，我想在出发之前，给她们提供一个短暂但舒适的假期。

这趟旅行并没有想象中顺利。我们在游玩的第一天，去了花市和湿地公园，难得地享受了一下女性的躺平时光。但后来在前往滇池途中，婶婶突然肚子痛又不停呕吐。我们的旅行便从女人们的放松时光，变成了在医院的女性互助。

但我不厌恶这样的意外。妈妈觉得有一些遗憾，但我却觉得能够带她们出行的意义，大过于真正到达具体一个景点的意义。毕竟，女性们结伴出行，自己又能够睡在一个单独属于自己的空间，已经是世俗生活中一个珍贵的出口。

除了陪家人，我在昆明也见了一些认识很久的朋友。去年，有一个女生跟我一样准备雅思。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她主动给我发信息，给我提了很多考试建议。如今，她即将出发欧洲，我要去澳洲，并肩作战的我们终于在昆明抱在一起。

现在，我的流浪日记仍然在更新。从去年到现在，从加拿大到澳洲，我的计划一直在变化。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才二十五岁，脸上却常常露出不符合我这个年龄的焦虑和迷茫。我不敢停下来，只能继续前行，找到更多机会和资源。

有一些朋友看到我的更新，会觉得我很励志。但是，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励志，只是觉得疲惫。更准确地说，我只是一个疯女人。一个发疯的女人，会为了她的梦想——平静与自由的生活，付出一切，无论任何代价。

约稿合作：

在澳洲一年多之后，我发现迫切需要写作。比起繁重的体力活，写作是我最擅长的事情，在记录和反思的过程中也可以疗愈自己。如果有需要产出性别、残障、影评、商业软文等文章，非常欢迎来联系我进行合作；我也可以做线上编辑，进行修改和创作文章。

另外，如果有任何媒体机构或者出版机构，对我的故事感兴趣，请一定要联系我。我很想出书，出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只有回归中文写作时，我才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