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讨厌女性写作仅被视为私人生活谈论而非性别政治

2020 年 1 月，47 岁的法国出版人凡妮莎·斯普林莫拉出版了自传小说《同意（le Consentement）》，书中叙述了法国作家加布里埃尔·马茨涅夫当年对年仅 14 岁的她进行的精神控制和身体剥削，在法国文坛引起轩然大波。1 月 3 日，巴黎检察院以强奸 15 岁以下未成年人罪对马茨涅夫展开调查。1 月 7 日，法国出版集团伽利玛决定不再出版马茨涅夫的日记。

2023 年 2 月，《同意》的中文版问世，让更多的中文读者得以了解其中发生的真实事件。这个故事不难让人想到《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因为它们分别用虚构和非虚构的手法描述了几乎同一件事：未成年女性遭到年长几十岁的性捕食者操控和掠夺。

但《同意》稍微不同的是，她似乎展示了西方那个获得多重解放的社会中人的自愈，依然可以成长，在多年后回顾、也是“解决”这个问题。作者凡妮莎·斯普林莫拉，她究竟是抱着怎样的决心，还是纯粹阴差阳错进入了出版界、文学界，面对与加害者如此近的距离。她的个人背景介绍显示，她曾就读于文学院，获得了索邦大学的文学学位。书中也描述过，加布里埃尔·马茨涅夫甚至能通过她在出版社的同事找到她，轻而易举获得她的邮箱地址。

凡妮莎没有让自己消失，而是似乎有意识地一直潜伏在这个圈子里，"为什么不把猎人困在自己的陷阱里，在书页里伏击他？"这部小说也像是媒体叙述的那样，"文学作为武器攻其自身，直指文学名流及其眷属"。她的敌人一直在文学界活跃，也给了她分析和瞄准的机会。她只要将其写出来，不管人们认同哪一个真相，都多了一种长久以来被故意掩埋的视角。

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最崩溃的也在于这里，无论是李国华还是陈国星，他们凭借"文学的巧言令色"犯下暴行之后，都可以悄无声息地融入人潮，穿上衣服、背过身去就恢复先前的人模人样，或许还会无限复制，没有任何人可以瞄准他们。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个作品，一定程度上是包含林奕含过往真实经历、以及最后的自杀身亡、读者将其符号化并使用（比如"我也是房思琪"），或者还有更多东西一起完成的，并不单单指这本小说了。很多人明明是冷漠，却装模作样强调《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仅仅是一部小说，不可以当作现实来看待与讨论，但也不得不承认，此前从没有过这样一部文学。

涉案者陈国星在自己的声明中得意洋洋地发表："我是陈国星，不是李国华；关于小说，新书发布会中她明确表示不是书中女主角，让大家失望了。"不正映衬了这种卑鄙的强调吗。林奕含生前的好友美美后来通过大量的短信往来，展示了林奕含的自身经历和这本小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她在书的后记中甚至已经脱离了本书的创作领域，写下自己在现实中与精神科医师的对话：“我怕消费任何一个房思琪。我不愿伤害她们、不愿猎奇、不愿煽情。我每天写八个小时，写的过程中痛苦不堪，泪流满面。写完以后再看，最可怕的就是：我所写的、最可怕的事，竟然是真实发生过的事。”

《同意》使用的标签是"自传体小说"，在意识到这一点前，我总是笼统将其概括成"非虚构"，包括早前在微博上分享译本试读的媒体人也说"会进豆瓣2023年度非虚构的榜单"。但是看完了这部所谓"小说"，我却感觉这个归类也是对加布里埃尔·马茨涅夫的一种十足的嘲讽，他在自己的书里记录自己与未成年少女的性关系、在马尼拉嫖宿幼童的可耻经历，却向世人谎称那是一种"小说"，是"虚构"的，与任何人无关。

我发现即便从社会角度认同凡妮莎·斯普林莫拉《同意》这本书的人，也一定会先将其从"文学"的领域中抹除，似乎表明这本书除了"政治正确"以外不值一提。我觉得这是更加可怕而卑鄙的。在真正阅读之前，我也先接触到了这种评论，于是不免在心里抗拒并不断产生疑惑：真的就只有这样吗，真的就只有对一个故事的推翻和重新书写吗——但如果这都不算伟大，还有什么是伟大的。

当我第一次读 Le Consentement（《同意》），在有机会翻译它之前。看到作者凡妮莎·斯普林莫拉以如此灵巧的手法精确召唤 St. Germain des Prés ，我对她描绘的那个幽闭恐怖世界感到颤抖。这是巴黎的一个小区域，但它作为几代人文学梦想和幻想的纽带所发挥的力量，在巴黎人和游客的脑海中仍然很强大。凡妮莎·斯普林莫拉出生在这个"准贵族世界"，并熟悉它，她能够唤起其错综复杂的社会准则和肤浅的魅力，以及社会、文学和政治权利的痛苦性别等级制度，为这本书注入了神经质、反复无常的强度。

这部小说的英文版译者 Natasha Lehrer 在本书后记中如此写道。所以我并不相信媒体和读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本书没有文学性，被赋予的地位并不在于文学造诣。我认为恰恰相反，虽然不能读法语原版，但是读了写出如此评论的译者所翻译的版本之后，我觉得凡妮莎·斯普林莫拉是一名优秀的作家与文学家。本书在中文读者眼里被归入"非虚构"，好像就和"粗糙"沾上了边，但其实我阅读英文版，也仍然感觉是优美的——我羞耻于这样形容，准确来说是一种广阔的思想，力透纸背，不管经过多少翻译，你都能感觉到作者。

译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驾驭散文的多个语域，匹配对社交场合和人际关系剧的灵活、有暗示性的描述，这些描写在法语中被巧妙地召唤出来，有时只是用一个单词或短语。最重要的是，译者必须用同样的细微差别来召唤叙事中的双重视角：孩子对世界的看法，当它进入成人回首的世界时。当她讲述自己被虐待的经历和随后的崩溃时，她紧张的愤怒被她对年轻的自己的仁慈的怜悯所改变，这个“破碎的玩具”不得不挣扎着重新学会信任和爱。

Natasha Lehrer 还补充了对自己而言，翻译这本书究竟是在翻译什么。如此看来，我愈发肯定，这部小说哪怕是在文学技法上也不会经不住挑剔，我反而忍不住想看凡妮莎·斯普林莫拉的另一些书。她曾在小说中写道："说实话，我很惊讶其他人，当时的其他年轻女孩，还没有写自己的书，试图纠正 G.（加布里埃尔·马茨涅夫）在他的书中描述的无休止的奇妙性启蒙。我会喜欢别人来做这件事，而不是我。一个更有天赋、更聪明、更公正的人。这肯定会减轻我的负担。沉默显然证实了 G. 一直以来的说法，证明没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有理由抱怨与他有关系。"

在我看来，她就是那个有天赋、聪明和公正的人，她的智慧比较纯净地呈现为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媒体会将这本书解读为"文学武器"的原因，但后面那句"直指文学名流及其眷属"却是不公正的，或完全小看了凡妮莎·斯普林莫拉的智慧，她是在挑战整个以男性为主的文学秩序，而抛弃了诸如加布里埃尔·马茨涅夫这样受人追捧的作家一贯呈现出的巧言令色，这些东西蒙蔽了文学太久——所以人们甚至不愿意承认《同意》是一部文学作品。

"头一次，文学被作为武器"，许多崇尚文学的人好似深受惊吓，难以接受。但文学不能作为武器吗？这是什么卑劣的事吗？为什么到了女性写作者这里才开始苛刻，文学史上所有赫赫有名的男作者，哪一个不是把文学当作武器，只因他们刺向的是臭名昭著的阶级——更多人的敌人而享有无上荣耀吗。既然权力和阶级值得一谈，性别为何不值得一谈，这其中没有就所谓的不平等吗。（不论我们看到的东西多么有限，似乎都指向了关于主体地位的三组不同对抗的归纳：资源、民族和性别。但几乎没有人把女权主义纳入当下在地的斗争或竞争当中。为什么说"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因为在女性的解放运动中掺杂着太多其他的对抗，它们裹挟着致使女性的声音濒临湮灭。比如说，阶级的斗争掩盖了性别的斗争。 ）一本书如果挑战的是阶级，那么它将会受到欢迎，但如果一本书试图挑战男权，它就似乎难以翻身，被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永恒钉在一个地方受罚。

最后，我还是想继续引用这部小说的英译作者 Natasha Lehrer 对本书的评论，我认为她比任何媒体都更加公正，并且相信她有欣赏文学作品的眼光。

《同意》是一本虐待的回忆录，但它也是对语言和文学（特别是法语）作为权力载体的深入探索。斯普林莫拉的施虐者“G.M.”是一个自封的“伟大作家”，一边无耻地沉迷于对儿童的怪诞性虐待和情感虐待，一边却想到有人辱骂他心爱的法语而感到震惊。他陶醉地认为，他优雅的散文方式将拯救他，不是从他自己或上帝的愤怒中拯救他，而是从拥有传统道德的严酷资产阶级束缚中拯救出来，更平淡无奇地说，从监狱中拯救出来。斯普林莫拉想知道——正如许多和她一样的人也想知道，"当这种行为（对权利处于下端的人进行的精神控制和身体剥削）由艺术精英的代表——摄影师、作家、电影制片人或画家实施时，为什么这种行为被容忍。似乎艺术家属于一个独立的种姓，一个拥有优越美德的人，获得了最终授权，作为回报，他只需要创作一件原创和颠覆性的作品；一种拥有特权的贵族，在这种贵族面前，我们处于盲目的昏迷状态，暂停所有审判。”

尽管凡妮莎·斯普林莫拉如此隐晦，没有将这些"拥有特权的贵族"的性别指认出来，但正如那不勒斯四部曲作者埃莱娜·费兰特在接受伊朗独立记者拉德采访时所说的那样："在我看来，今日每一个女性的抗争都具有一个无可避免的内核：在任何领域，如果我们只能从根本上是男性（权）的生活内部发声的话，我们永远就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那些压迫我们、建造邪恶神权整体、否定我们的权利的人，他们是什么性别？即使我们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反抗，即使我们是自身反抗的绝对主角，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在解释我们自身、我们的反抗时使用的男性范畴带来的风险。我们必须批判这些范畴，同时寻找新的方式，我们自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