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常的哲學》預覽篇章：工作

（原文刊載於好青年荼毒室-哲學部）

作者︰Kum Long Yin

「工作道德是奴隸的道德，而現代世界並不需要奴隸。」 — 伯特蘭·羅素

” The morality of work is the morality of slaves, and the modern world has no need of slavery.” – Bertrand Russell

　　工作究竟為了什麼？這是每個人都需要問自己的問題。

　　上班下班，無疑是最花時間的事。特別在東亞的現代社會，一份只有九小時的工作，已是不可多得。若果各位找到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已算是十分幸運，猶如找到遠古恐龍時期的化石般出奇。正常的工作生活其實不應如此，不過活在這個城市的人，習慣把不正常當作正常。

　　香港人習慣把某些工作倫理（work ethics）的口號掛在嘴邊，很喜歡形容自己靈活多變、勤奮上進與快手快腳，老土一點便形容自己有「獅子山精神」。「時間就是金錢」，所以行動要更快更果斷。這些格言都是對辛勞與勤奮的讚頌，只要法律容許，便要想方式獲得利潤。對這些人格特點的讚頌，並不僅僅來自於中華文明的傳統思想，亦源自工業革命的時代。

工業時代的工作倫理

　　了解某個概念的源起，不能不從歷史中考察。

　　三百年前，歐洲進入了工業時代，出現了諸如蒸汽機及工廠等新事物，這不僅令生產力大幅上升，工廠取代傳統的莊園手工業，更改變整個人類的生活模式。以往的莊園經濟，居民要和家庭的成員及鄰里合作，通常關係比較接近；而工廠的出現，則使大批陌生人在同一個地點共同合作。這種關係稱之為「工友」，而在服務業為主的行業則稱為「同事」。

　　工業革命之前，根本沒有「工友」，亦沒有「同事」這種關係。在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中，整個生產模式是以家庭為單位，你的老闆可能是你的父親，你的同事則為你的兄弟姊妹。對於這種關係，傳統漢文化似乎沒有對此作出區分，並把這種工作倫理歸類為血親關係之間的責任與義務的其中一種。

　　工廠的量化生產（mass production）需要大量的工人協同合作，故此形成人類的一種新的人際關係形式。以往，人們可能在居住地點附近工作。工業化後，工人需要遠離住所，前往工廠工作。若果所有人到達工廠的時間不同，便不能夠順利合作，早到或遲到所產生的剩餘時間，亦是一種經濟上的浪費。故此，守時與守信用成為了工業化後集體合作的基本信條。例如，飛機與火車必須準時離開和到達，否則會造成大量人的不便與意外。

　　勤奮亦成為工業時代的一種美德。一個勤奮的工人，可以在同業間贏得好的名聲，而這種讚賞不僅可滿足工人的自尊心，更有助他日後工作仕途上的發展，容易找到更好的工作。

　　韋伯（Max Weber）曾經研究過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的關係，這同樣是工業發展以後的工作倫理特徵。他認為新教路德宗提倡天職（calling）這個概念，也就是上帝認可勤力的基督徒為身邊的人努力工作，工作能夠彰顯上帝的榮耀。本來天主教主張阿當及夏娃吃了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園，所以現今的人才需要工作。由於天主教對於死前的現世生活並不重視，故此他們對工作及財富等世俗事務持負面態度。路德宗一反舊教對工作負面的態度，為初期的現代工業文明，提供信念上的基礎。

　　以上現代工作方式及倫理的源流，深深地影響着我們現代人對工作的想法 。但是，對於哲學家來說，工作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羅素對「工作」的思考

　　上世紀三十年代，英國的大哲學家羅素，寫了一篇名為〈In Praise of Idleness〉的文章，按字面解釋的話，這篇文章講的便是對閒逸的讚頌。但是，羅素為什麼寫這篇文章呢？他認為現代人根本不需要花那麼多時間工作，現今的生產力可以讓人們不需要花大半天工作也可維持生計，並且綽綽有餘。

　　他所寫其中一段文字也發人深省：「我想認真地說的是，在現代世界中相信工作是一美德是極度有害的，而快樂之道在於有系統地減少工作。」[1] 這段引文恰巧表達出他整個立場背後的理由 —— 迷信勤奮地工作對於達至快樂是有害的。他在這裡沒有仔細討論過為什麼我們要追求快樂，不過至少我們能清楚知道他對於工作的立場。

　　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他並不否定工作，亦非鼓勵慵懶，只不過是不要迷信勤奮地工作最終能為我們帶來快樂，而且他主張有「系統地減少工作」，而不是不工作。

Gary Gutting 的質疑

　　雖然這篇文章並不是十分重要的哲學論文，卻也引起了某些哲學家注意。葛汀（Gary Gutting）曾經於2012年在紐約時報寫了一篇名為〈What Work Is Really For〉的文章討論羅素對於工作的哲學觀點。他認為現代世界並不會因為生產力提高，而減少員工工作的時間。資本主義要求我們生產出「更好」的產品及服務，所以企業會要求員工用同樣的時間，生產出更多或更好的產品，以增加利潤。

　　Gutting亦認為資本主義的本質在於追求更高的利潤，並不會關心我們的生活品質。若要追求更高的利潤，則要成功賣出貨品與服務，消費者便成為判斷何謂「更好」的產品及服務的唯一標準。同時，包括家庭倫理以及教育在內的整個資本主義系統，都是為了訓練我們成為工人與客人，我們對此沒有選擇的餘地。資本主義本身沒有善惡可言，它令我們沒有真正選擇才是一個問題。

　　補充一點，即使我們引入先進的機器以提高生產力，這也不代表工人的工時便可減少。因為就算其中一間企業引入機器，因生產力提高，減少工時亦可維持相同產量或質素，但我們不要忘記，若另一間企業同樣引入機器，但工時不減，它的產量或產品質素就會比第一間企業高，所以仍然較第一間企業有競爭力。故此，現代世界引入機械提高生產力，似乎會加劇同業之間的競爭，而為了勝出競爭，企業間也不會因為引入機器就減少工時，所以從實然層面上很難出現羅素所提倡的理念。

　　當然，從應然層面上看，羅素證成人們為了增加閒暇時間，從而獲得快樂是合理的。或者，在政治哲學或國家政策的層面上，似乎我們是可以這樣設想的，至少在某些北歐國家，低工時的社會政策是可行的。

「工作」可否有別的意義？

　　羅素的立場的確引人深思，不過他所指的工作，似乎僅限於為了糊口的意義。當然，對於絕大部份人而言，工作的確僅僅是一種手段，賺取金錢才是工作的最終目的。這樣說的話，若一人腰纏萬貫，他根本沒有任何理由工作，每天過着休閒的生活，享受人生就好。但是，為什麼那麼多有錢人還是每天忙忙碌碌地工作呢？似乎工作有另一種的意義，是對一種人生目的的追求。

　　其實，工作可以分成兩種，第一種可稱之為糊口，第二種則為事業。所謂糊口，就是指人為了最低限度的維生條件而工作，這種工作是維持生命的必要條件，工作就是為了「搵食」[2]、「交租」以及「看醫生」，這些均為人的基本需要。

　　事業則並非單純為了糊口，這是關乎一個人一生奮鬥的目標，是勾連生命意義的志業。當一個人說他要發展他的事業，他往往重視價值上的回報多於金錢上的回報。十九世紀末期，西方傳教士諸如馬禮遜等人來華傳教，並非僅僅為了金錢與糊口而已。若果為了日常生計，何不留在歐洲安份守已，每天向身邊的人傳教？這顯然是一種宗教熱情，出於對基督教傳播事業的熱愛，他們才敢於遠渡重洋來到東方傳教。這些都是人之為人的事業，是在價值層面上勞動的例子，絕不僅僅是為了糊口。

　　對於亞里士多德來說，高尚的工作絕不可能是為了糊口。他所指的是，工作是為了獲得閒暇的時間，他曾寫道：「工作就是為了休閒的生活，此乃快樂之源。」[3]。這些空閒時間，可讓人們發現這個世界的驚奇之處，從而思考世界的奧妙。思考可以讓人們提高自身潛存的德性（virtue），而思考是人之為人、有別於動物的理性特質，當我們最終能夠充份地發展自身的理性，我們便能豐富我們的人生（enrichment of life），從而獲得幸福（eudaimonia）。所以，為了糊口使我們不能發展自身德性，這樣與動物無異。

　　亞里士多德甚至曾在《政治學》（Politics）一書中主張，僅為糊口的人，擁有奴隸的其中一種特徵。倒過來說，如果我們只是為了糊口而工作，那麼我們的生活其實與亞里士多德認為的奴隸生活沒有分別。

結論

　　當然，身處為口奔馳的現代世界，我們不可能不為生活而工作。不過，我們亦該反省一下，生活不只有工作，而工作亦不只有糊口意義上的工作。一天24小時，除了8個小時休息，9個小時工作外，剩餘的時間可以發展一下自己的「第二身份」的工作。雖然很多人都明白這一點，但確實知易行難。不過，行難不代表不可能，你眼前的這篇文章便是證據。試想想，荼毒室作者不利用正職以外的時間推廣哲普，廣大的讀者又怎能看到荼毒室的書呢？

注釋

[1] 原文是：「All this is only preliminary. I want to say, in all seriousness, that a great deal of harm is being done in the modern world by belief in the virtuousness of work, and that the road to happiness and prosperity lies in an organized diminution of work.」

[2] 「搵食」字面意思是「找吃的」，廣東話中有「糊口」之意。

[3] 英文翻譯為：「We work to have leisure, on which happiness dep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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