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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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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回望:自此国家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

江上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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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爆发于1919年5月4日,距今将近百年。今天,我们将“五四”运动爆发日设立为青年节,以资纪念。

“五四”运动虽然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政治运动,但其影响之广泛深远,其意义不仅限于青年。可以说,“五四”运动及其思想前导新文化运动,建立起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自此之后,国家就成为了中国人唯一的精神支柱。从这个意义而言,将“五四”运动看成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也言之成理。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人有两大人生价值,一是“忠”,一是“孝”。这两大价值均来自于儒家思想。《论语》中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孝经》则言,“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父”和“忠君”构成了传统中国人的两大精神支柱,赋予了他们以人生的意义。

但自“鸦片战争”始,中国在军事、政治和文化上不断受到来自于西方打击和冲击,对儒家思想提供的价值最终产生了怀疑。于是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改革均失败后,最终产生了改变文化价值的要求,这就有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主张通过思想启蒙,改变国民的价值观念。白话文则是思想启蒙的工具。新文化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批判儒家思想的文人学者。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儒家学说和礼教,反对儒家的“孝”与“忠”;鼓励年青人脱离家庭的管束,主张男女平等。其目的是为了促使国家的强大,不受西方列强的控制,废除西方列强加给中国人种种规则。

他们认为,儒家的“孝”,儒家的家庭家族观念让中国人成为了“一盘散沙”,妨碍了中国人团结起来,这是造成中国虽大但却不强的原因。只有消除了儒家的“孝”和宗法家族才能让所有的中国人团结起来,才能强大。

历史学家蒋廷黻在他的《中国近代史大纲》的序中的两段话最具有代表性。他写到:

“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新文化运动反对和瓦解宗法家族而加强国家权力的主张得到了青年学生的广泛响应。国家的强大逐步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向住和追求,成为了中国人新的人生价值和精神支柱,而代替了过去孝顺父母和忠于君主。中国人的人生意义从此就为国家的利益而存在,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应为国家奉献一切。

这种价值的形成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一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巴黎和会,商讨战后各国利益的重新分配。中国要求收回战败国德国对青岛的管辖权,但日本以出兵青岛打败德国为由要求继承德国对青岛的权益。日本的诉求得到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消息传到国内,5月4日这一天就爆发了以北京学生为主的示威游行,随后扩大到全国。工人、市民随后也加入进来。从而导致中国代表拒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现代中国人国家意识的初步形成与初显力量;并且锁定了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路径。

2017年5月5日

CC BY-NC-ND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