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政治局里无男儿 只有一个老太婆
野兽按:高新先生在自由亚洲电台的专栏《夜话中南海》一直有在追更,这个节目是1998年开始的,而我是2003年开始阅读该专栏,也回头把1998年到2003年的专栏文章也都读了。该节目以中共高层人事动向为关注点,以其内部错综复杂的派系分野,势力分布及权力斗争的历史演进为主要内容,以人事异动及权力分配将如何影响未来政策走向为主题。主持人高新先生长期从事中共高层研究,已撰写了十七本专著。
高新:政治局里无男儿 只有一个老太婆
关于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进展是,声称“我一直是在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之后的习近平第二次步出中南海深宫,通过中共官媒对外展示,他已经学会了正确戴口罩方式的动态画面。这距他上一次,也是在武汉肺炎全面爆发之后的第一次以口罩形象示人,已经过去二十天了。
这二十天里,他的动态画面出现在中共官媒的电视镜头前有两次:一次是所谓“十七万人干部大会”,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视频连线和电话连线的电话电视会议。外界都已经注意到,当时在中南海内的“主会场”里,坐在主席台的习近平及其余六名中共政治局常委均未佩戴口罩,但包括政治局委员在内其他出席者都戴口罩。
另一次是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亲自带着三万只羊支援北京的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两人及所有随员均没有戴口罩。后续的报道是,这位被中国网民传闻为祖上实际上是有汉族血统的蒙古国总统及其访华团随员,回到乌兰巴托后即被全体隔离,以防止把与习近平近距离接触后可能会被感染的武汉病毒在蒙古国境内传播。
记得二十天前习近平第一次以口罩面目示人之后 ,我们自由亚洲电台播发的一则快讯被广为转载,标题是《习近平亲自远程考察疫情 人民日报:到武汉去》。
内容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月10日终于亲自远程考察武汉疫情的举动,引发舆论关注。据官方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当天在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和市长陈吉宁陪同下,先后在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街道和地坛医院视察,并且通过远程视频,连线武汉市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金银潭医院、协和医院和火神山医院。在全国疫情持续扩散之际,习近平连续多日在官媒头版隐身,引发舆论不满。有网友发布到推特的截图显示,在当天《人民日报》手机应用版面上,习近平考察北京的消息被“到武汉去”四个大幅粗体字衔接,引发外界关注。
与此同时,外部世界的大部分媒体都替敢怒不敢言的中国百姓们愤怒发问,通过世卫领导人向全世界宣称,自己“一直都是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习近平什么“千呼万唤始出来”之后也只敢在北京露面,不但不敢去武汉,视察个最安全的北京,也还特别避开发生了数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医院的西城区。一比如,《世界日报》的相关评论文章是以《习不敢去武武汉 也不敢去看病人》为标题。
笔者也关注到,当时的中共官方主要媒体对习近平第一次以口罩遮面形象示人的报道。诸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从标题到内容都只是客观介绍他只是在北京视察,对武汉一线的关注则只是通过远程视频。但总部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的相关报道文章内容中,居然会把习近平的这次“千呼万唤始出来”,说成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公开前往疫情第一线视察”。
2月21日的多维新闻网在其“武汉肺炎”专题栏目刊登的《 知情人士:习近平警告防疫措施已过头威胁到经济》一文中写道 :“北京时间2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公开前往疫情第一线视察。习近平在视察时强调,要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坚决把疫情扩散蔓延势头遏制住……。”
同一天里,该新闻网的另外一篇关注“武汉肺炎”的文章《习近平首赴防疫一线承认一事实 间接提及李文亮》中也写道:“北京时间2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公开前往疫情第一线视察,引发西媒广泛关注。西媒称,这是习近平自1月份新冠肺炎(NCP)疫情爆发以来,为数不多的一次公开露面……。”
众所周知,所谓的“抗疫一线”当然是武汉,就如同韩国总统文在寅抢在疫情爆发的第一时间即亲自前往的大邱市。据笔者所知,中国大陆境内的媒体已经被警告不准炒作韩国总统亲赴抗疫一线的新闻。原因为,无需解释。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体制内的敢言媒体实际上都是在帮习近平甩祸》中,已经向听众和读者们分析了为什么说大疫当前,那些体制内的所谓“敢言”媒体,说到底还是在奉行舆论一律,那就是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当然,公正地说,多维新闻网在武汉肺炎爆发至今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以“春秋笔法”委婉表达该网站编辑或者文章作者之内心实感的事例也时有出现 。比如,该网站三天前刚刚刊登了一篇标题为《非典纪事:胡锦涛勇闯疫情中心广州》的文章。说的是:“非典疫情期间,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亲临险境,未戴口罩出现在疫情爆发地与疫情中心广州街头与市民握手,向世人显示国家领导人与民众同患难的决心。”
文章内容详细回顾说:“广东是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首发之地。2003年4月初的广州鏖战正急,毗邻广东的香港抗击非典的战斗也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无论是广东人民还是香港政府和居民,都迫切地希望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以十足的信心和勇气来面对灾难。关键时刻,时任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南下,勇闯疫情中心广州。此次广东之行是胡锦涛当选国家主席不到一个月后,第一次离开首都北京到地方视察,首要任务是到疫情爆发地广东了解非典防治情况。”
明眼人读罢如上内容,即可体会出作者和文章编发者借古鉴今之用意良苦。
上月二十三日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 对电视机前和电话听筒里的十七万县团级以上干部呐喊道: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增强必胜之心,拿出战胜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的大无畏革命气魄,勇当先锋,敢打头阵,用行动展现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而事实上,从中共当局终于公开承认武汉疫情之严重程度至今,整个中共领导层里只有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太太孙春兰被安排留在武汉。以至无数网友因此而引用习近平说过的话讥讽说:大疫当前,整个中共政治局里无一男儿,只有一个老太婆。
至于“习近平为什么迄今仍还不去武汉视察疫情”的问题,已经有长期观察中国高层政治的分析人士认为,怕感染病毒以外,也担心文革期间发生在武汉的“7·20事件”重演。
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介绍说: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去疫情的第一线视察,而是“委托”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去了一趟武汉。这与他的前任胡锦涛在中国2003年爆发非典期间,深入疫区视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人在中国内地的学者章立凡认为,习近平不去武汉首先是怕传染,其次也担心“武汉事件”重演,“除了病毒以外,历史上武汉的民风也是很强悍的。文革中武汉发生‘百万雄师’事件,导致毛泽东仓皇逃离。这场疫情,政权为自己制造了不少新的敌人,民怨官怨沸腾,武汉最为集中,谁敢保证绝对安全?”
“百万雄师事件”又称“武汉事件”,或是“7·20事件”。根据百度对这个词条的解释,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武汉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全市武装游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线与政策,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7·20事件”。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也认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习近平不去武汉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一来是怕感染病毒;二来是担心自己的安全,他很可能会联想到文革中武汉7·20事件,他知道武汉的官民很多都对他不满,万一有人豁出去了当场发难,哪怕只是当场质问,那都会很麻烦。”
旅居美国的独立学者、《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人邓聿文则把习近平一直不去武汉称为“斯芬克斯之谜”。他最近在油管频道上,分析了习近平不去武汉的五个可能的原因:一是习近平可能生病了,出于谨慎计,在医生或是智囊的建议下决定不去武汉,以免感染;二是展现他的战略定力,也可以说是倔脾气上来了。随着疫情变得严峻,他或许原本有去武汉的打算,但外界的批评反而使得他认为不能屈服于这种压力;三是既然李克强已经代他去了武汉,再去就多此一举;四是觉得在关键时刻需要坐镇北京亲自部署和指挥这场战“疫”,掌控大局;五是习近平可能想等到武汉的疫情有所好转之后再去。
在这五个“可能”之中,邓先生认为,最有可能的是第一个原因,即习近平身体有恙怕被感染而不敢去武汉,但也可能是多种原因而不是单一的原因。
而笔者更相信邓先生所总结的这五个可能中的第二个,即所谓“展现他的战略定力,也可以说是倔脾气上来了。”
邓先生说:“随着疫情变得严峻,他习近平或许原本有去武汉的打算,但外界的批评反而使得他认为不能屈服于这种压力。”
其实,习近平原本是否有过去武汉的打算外界无法判断,但绝不能屈服于外界舆论的压力,“绝不能被所谓的‘舆论’牵着鼻子走“,绝对是习近平的一惯性思维。
读和听众们都应该还记得五个月前的习近平阅兵,突出特征就是”党旗、国旗、军旗首次同时在国庆阅兵中通过天安门”。从左至右,党在前,国在后。在网媒上看到身着毛装的习近平呆立在检阅车上,歪着脖子面对中共党旗和国旗“行注目礼”那幅场景的时候,脑袋里瞬间就联想起了希特勒面对万字纳粹旗行举手礼的历史照片。
对此,中国内地都有网站故意翻出几年前张贴过的旧文《希特勒爱阅兵》提醒读者:纵观历史,大凡独裁者都喜欢阅兵,阅兵从外观上给予了独裁者最大的心理满足。……希特勒纪念纳粹党上台的第一年,就宣称党和国家是一体的。
对于这次内外舆论都及时反映,他习近平并非不知情,而是在知情之后才更觉得自己无比正确。毛泽东的诸如“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以及“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星敌人拥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文革指导思想”被他习近平“接了地气”之后,变成指导全党工作的圣旨,即“听喇喇蛄叫还不种庄稼了”?
无论是过去的悍然下令为自己无限期连任修宪,还是如今武汉肺炎大疫当前的行为之乖张和偏执 ,都可以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一再对党内干部强调的“不要怕被(公众舆论)污名化”的“指导思想”中找到标准答案。
来源:RFA
高新:官媒齐声“问责”,本意都是在为习近平开脱
2020-02-10
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卑鄙是习近平政权的通行证,高尚是李文亮医生的墓志铭》中,我们已经向听众和媒体们介绍和分析了“共和国首席飞盘手”胡锡进抢在李文亮医生被宣布“抢救无效”后的第一时间发出的《武汉市的确欠对李文亮的一个道歉》一文,最关键的内容其实是这一句“全国人民有一些抱怨,但是大家依然坚定地跟着国家走……”。事实上在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前,他胡锡进早已经明明白白,习近平当局除了抛出武汉乃至湖北省的党政主官当替罪羊已经再无选择,早早晚晚的事。所以“更加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的最聪明方式就是“小骂大帮忙”,把激愤的群情引导向武汉,局限在湖北。
自武汉瘟疫失控之后,中共体制内的一批所谓“敢言”媒体,尤其是大外宣媒体,按照习近平和王沪宁“的一贯要求,帮助习近平的党中央把激愤的群情,舆论的怒火引向湖北和武汉当局的”正确舆论导向“工作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最新动向则是在持续”问责“湖北和武汉地方当局之余,又开始把卫生管理部门的”防控失当“也拿出来当引导舆情的靶标。
截止目前,“问责”话语最为尖刻的当属环球网的《第一批赴武汉的8名专家,是否该彻查?》。文中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一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论文,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推到了风口浪尖。这篇论文称:研究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际传播。此外,1月1日~1月11日,共有7位医务人员感染。但此时,(中国国内)公众却对此一无所知。
美国时间1月29日发表的这篇论文,由中国疾控中心领衔,包括了湖北省疾控中心、香港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的专业人员共同完成。研究的通讯作者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和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杨波。共同作者也包括了卫健委的专家主任高福。
在这篇论文中,调查小组分析了截至2020年1月22日已报告的实验室确诊的425名病例情况。根据这些信息,论文称,有证据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在亲密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从这篇论文的数据来看,国家疾控中心早在一月的头几天,就已经掌握了明确的病毒人传人的证据。
该文特别提醒道:如上“研究报告”的最受益的居然是泰国,1月4日,泰国四大机场迅即采取防范措施,1月8日,发现第一例确诊病例,要知道,每年中国人去泰国旅游人数超过1千万!泰国成功地防控疫情,最感谢是这些中国专家!
“但是这些专家对自己的祖国做了啥?”该文强力问责说: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杨波、也包括了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第一批专家组,在1月4日前,疫情瞒报,证据确凿。……这帮专家们席卷了全部疫情数据,而后对人传人的事实遮遮掩掩,瞒着不报。
于是我们都听到了:“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言之凿凿。但话音未落,专家组组长、北大医院呼吸科主任王广发就发现感染了这种新型病毒。
那么,接下来的1月4日——11日之间,谁在瞒报呢?专家们接受采访时依然在说,不会人传人。
该文还把“武汉方面如期召开省、市两级两会,1月17日,武汉文旅局的春节文化惠民活动启动,武汉派发20万张惠民卷,可免费游黄鹤楼等景区,1月18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举办万家宴,4万余家庭参加,10万人参与”等等,统统归咎于这第一批专家组给了武汉当地“不会人传人”这一定心丸的背景下才发生的。“太恐怖了,这简直就是屠城啊!武汉,这座人口一千多万的大都市,就这样被无情的疫魔攻陷了。”
文章作者的结论是:也就是说在1月11日前后,第一专家组已经确切掌握了整个疫情的传染特征和病理特征。如果在武汉能够在11日采取断然措施,疫情是不会迅速扩散到全国,乃至于世界各地的。
至于1月11——20日,钟南山院士率领的第二批专家组到来之前的这段时间,究竟是第一批专家组、卫健委、武汉政府这三方共同瞒报,还是第一批专家组独自瞒报,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不论是怎样的瞒报形式,都必须有专家组瞒报这个前提因素做基础。该文分析说: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几乎个个都是副省级,他们的报告,小小的武汉政府敢不重视?
该文强烈谴责道:以CDC主任高福为首的专家组作为掌握第一手信息的研究者,他们比公众早3周知道了病毒人传人的确凿信息……国民被病毒吞噬着生命,国家派他们去调查疫情,目的就是为了准确掌握第一手的疫情材料,为精确施策提供依据。而他们,却把第一手的资料,提供给西方的科学期刊了?
对内知情不报,对外用真实数据求发表?……这性质已经变了。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术行为不规范的问题。
……以为这些五六十岁的老科研不懂得科研和防控的关系,那就真的是智商太低了。这八个人,没有一个不懂得防控的重要性的……他们是在以科研为名,从源头上破坏对此次疫情的科学应对布局!该文作者强烈呼吁:鉴于此次疫情,已经给我国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对第一批赴武汉的专家组全部八名成员,进行彻查!
如果如上文章内容的分析成立,那么赴武汉第一批专家组的成员不但是罪莫大焉,简直就是死有余辜。但是,这八个专家的所作所为,到底是“欺上瞒下”,意即既没有把真实灾情及时上报中央,更没有及时向公众示警,还是只是“瞒下”,并没有“欺上”?
另外蹊跷的是,在外面的媒体上读过如上文章内容的转贴,笔者即上网核对后,在环球网生胡锡进个人的坛子里均没有搜索到。应该是胡锡进和他的环球网迫于某种压力,出笼这篇文章后很快又把它删除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文中使用了“屠城”之类的“危言耸听”激怒了当局。
至于在李文亮医生死于武汉新冠病毒的之前,部分中共官媒和大外宣即已经先后开始了对武汉以及湖北地方当局的一批问罪讨伐文章,较为典型的是多维新闻网刊登的《“七宗罪”暴露无遗北京何时问责湖北官场》。文章声称: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被揭开,世人已经普遍断定武汉肺炎疫情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祸。分析武汉肺炎从最初发现病例、蔓延、大爆发的前后过程,可以发现不论是湖北省、武汉市主政官员,还是中国卫健委、疾控中心,都存在太多疏漏和失职,以至于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连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都公开表示:“我个人认为武汉市和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对此都负有责任。
……对于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主政官员而言,至少存在“七宗罪”。第一,应对不及时,严重不作为,错过黄金时间。第二,刻意隐瞒真相,发布不实信息。第三,滥用公权力,造成知道真相的前线医生不敢言。第四,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毫无防护地举办大型活动。第五,湖北省和武汉市的红十字会,官僚主义严重,效率低。第六,疫情大爆发后,应对缓慢,甚至不及疫情相对较轻的其它省市。湖北省、武汉市应对疫情的步伐一直滞后于病毒蔓延。第七,湖北省、武汉市官员在应对肺炎疫情时荒腔走板、手足无措,决策时考虑不周、“头痛医头”,统筹协调混乱不堪。
多维新闻网推出的最新一篇“问责”文章的标题是:《从庙堂到江湖谁该为肺炎集体恐慌潮负责?》。文章中没有象前面引述环球网的文章内容那样把革命大批判的矛头指向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和它派出的首批“大部分都是副部级”的中央专家,而是说“湖北官员是第一责任人”。
至于“第二责任人”,多维的这篇文章以“媒体该扮演什么角色”概括之。文章说:“‘我们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这是当1月20日钟南山首次确认存在”人传人“并有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后,内地朋友圈热传的一句感叹。人们的普遍疑惑是:为何本应起着舆论监督使命的媒体在此前全部缺席?媒体究竟在这场国难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不得不说,在1月20日之前,湖北本地媒体乃至国家级媒体是真的“死亡”了,因为基本都是在报道官方口径的表达,比如8名造谣者如何如何,武汉官方“可防可控”、“不存在人传人”之说,等等……
作为总部在北京的中共大外宣媒体之一,在大批判文章中说1月20日之前的湖北本地乃至国家媒体是真的“死亡”了,还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但是,谁都知道习近平上台不久就已经有专门讲话为媒体规定了说白了就是只能报喜不能报忧的严格的政治纪律,先不说如今的中共官媒整体表现如何,就说1月20人之前的湖北地方媒体和官方媒体,不都一直是在“与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吗?更进一步的分析,无论是湖北和武汉的地方“责任人”还是湖北地方和中央的媒体,他们从疫情初起直到如今的所有所作所为,不一直都是在习近平的“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吗?
我们在本专栏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和分析过,至今已经和陈秋实一样被失踪,但暂时还没有被公开宣布“党纪政纪处分”的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专访时大胆对外界披露说:“我作为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我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不被理解……”
前面引述的多维新闻网文章给湖北和武汉地方当局开列的“第七宗罪”中,指责周先旺如上说法是在为自己“开脱”,外界媒体也都多用“甩锅中央”来形容,而外界媒体鲜有分析的则是他周先旺的下一句,即“这一点在当时不被理解”。
众所周知,当周先旺如上谈话内容被央视播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之后,这段关键内容很快被删除得干干净净。毫无疑问,除非习近平政权因为此次武汉瘟疫而垮台,届时周先旺等人在被治罪的过程中会被给与为他们自己申辩的机会,否则他周先旺也好,其他所有被事后“问责”甚至“问罪”的官员或“专家”也好,肯定会被永远噤声。象李文亮医生一样也被感染上病毒继而又不治而死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笔者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在中共所有媒体,包括央视自己,在央视抢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习近平当面对世卫总干事说过的武汉抗疫“我一直都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后,又都奉命篡改了这两句话,唯有多维坚持保留了原始报道内容。所以,如果一定要帮习近平把这场人祸的滔天之罪完全归咎于湖北和武汉地方当局,推诿到卫生主管部门及他们的“专家”们身上,必须要拿出他们这些“责任人”是如何地违背或者拒不执行习近平总书记早已经下达的正确指示和正确部署的证据来,或者拿出那八个专家在其“论文”中所写的内容并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或者说他们只是向主管领导汇报了,但主管领导并没有,甚至是直到1月20日之前都没有汇报到习近平那里的真凭实据——就象处置前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时公示了他赵正永拒不执行总书记的先后六道亲笔指示的具体“犯罪事实”一样。不然,只会是越描越黑,越洗越脏!
RFA
高新:“制度优势”保证中共领导人全部免疫
2020-03-16
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此专家组非彼专家组,钟南山“失势”于习近平绝无可能》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钟南山所谓“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的说法,唯一的“论据”就是“现在国外出现了一些情况”。
正是从钟南山开了头之后 ,无论是中共官媒还是对外发言人,都把武汉病毒的源头从华南海鲜市场转向了中国之外 ,明里暗里地故意和“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联系在一起,其“论据”都是钟南山的“专家论证”。
在网上读到文学城博客的一篇文章《从武昌起义到武疫义起都怪美国?》,文章说的是当年的武昌起义改变了中国历史,武昌发动起义的是我们美国公民孙中山先生,拿到武昌起义果实的是大清帝国武夫袁世凯大人……。袁大人借武昌起义,里通外国与美国公民孙中山联手逼清帝退位。
……武昌起义推翻的大清帝国领土上建立了三个独立国家,加上达赖流亡政府,有四个政府声称大清帝国遗产自己有份,连在英国一百年统治下都安分守纪的香港青年,都拒绝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出了独立的旗帜!武昌起义大清帝退位后的中国历史河流仍然混浊不清。
历史宿命再次落在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上了……。武疫义起正在改变世界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病毒是美国人带到武汉的,如同一百多年前武昌起义大清帝国指责是美国公民孙中山播下的毒种。
……外交部赵立坚啊,赵立坚,你这义和团干将将习大大陷入不仁不义之地。武昌起义改变中国历史,武疫义起正在改变世界历史!这两者都是因为美国吗?
一位网友点赞如上文章并评论说:武昌起义确实是美国导致的,这是加州中学历史课的内容,曾经帮助小家伙做一个历史课题才知道美国是这样认为的。
现如今,“美国是新冠病毒的发源地”已经越来越被中国大陆的广大爱国者们所认同,成功地把灾民们原本对中国政府,甚至是对习近平本人的不满转移到美国政府身上。有中国内地网友估计说,至少有百分之六十的中国人相信:“美国疾控中心(CDC)确认,首例冠状病毒来自于美国”的“美国政府的不打自招”。
总部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刚刚刊登出一篇标题为《四大病毒起源说搅动中国舆论场》的文章,主要内容是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形势尽管在中国持续走低,但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来源的讨论仍在发酵,及至衍生出两个不同场域(中外舆论场)的病毒起源说,给本已高热的疫情话题再添一把火。
自湖北武汉疫情爆发以来,根据时间线和境内外不同的舆论场可发现,有关新冠肺炎病毒来源大体分为四种说法:即动物起源说,中国研究泄露说,美国基因武器说和境外输入说。按照时间来算,自武汉封城(1月23日)至疫情海外扩散前,中国舆论场中始终交织存在动物起源说,美国基因武器说,中国研究泄露说。
在民众讨论何种动物是新冠肺炎病毒来源同时,同样由SARS引导出的一种论调,即病毒系美国制造的基因武器,用于攻击特定种群如汉人,在网络滋生、发酵。当时网络成型的“文章”给定的最大理由是,新冠肺炎只有中国人染病。
但在中美博弈全方位开展的背景下,这种论调传播速度加快,很快就出现“爆料”指,“最有力的证据”在于2019年10月武汉举行世界军人运动会,300名美军参赛,但多数人身份不明且不参加训练,反而活跃于武汉多个公共场合;加之彼时出现输入性传染病,因而不断被添油加醋,及至“美军投毒”产生。
在前三个病毒起源说归于沉寂后,自2月下旬以来,特别是中国医学权威、抗击SARS功臣钟南山当月27日一句“疫情不一定发源于中国”,让中国舆论将目光转向海外。“病毒境外输入说”,更进一步的“病毒美国输入说”渐次成为主流。
其原因在于,其一,在新冠肺炎疫情前,美国正在经历新一轮严重的流感季,已造成上万人死亡,成为中国舆论场中,中美“比烂”的对象而广为人知;同时期,来自海外媒体的有针对性的报道,加重外界对美国流感的疑虑,认为一些流感病例可能混入COVID-19,进而通过某种途径——比如美军武汉参加军运会,传播至中国。
而加速“病毒美国输入说”论调扩大的最大因素,在于新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美国社交媒体Twitter发布质疑,直指是“美军把疫情带到武汉,美国欠中国一个解释”。赵立坚的这一言论因其特殊的官方身份而被放大,甚至在部分中国网友看来具有坚实的合理性。
多维的这篇文章最后的结论应该说还是理性和中肯,但这样内容的文章相信在中国内地也还是会被屏蔽的。
美国华文网站上的一篇标题为《疫情当前我们应当怎么办?给在美华人的9点建议》的文章说:“有一颗子弹一直在飞”,这颗子弹的目标就是美国。从武汉疫情开始进入大众视线的第一天,就出现了这颗子弹:“新冠病毒来源于美国”。
这个谣言不是一个人在制造,是很多人同时在制造,包括我看到的好几个重量级的网络大V。这个谣言不是几十个人在传播,是无数人在传播,这个量级估计在千万级。
这个谣言不是几万个人在相信,是上亿级别的人在相信,你说有3-6亿人完全相信、基本相信、愿意相信这个谣言一点都不为过。
我们不用去仔细分析谣言的具体内容,我们只要看时间点,就会发现这颗子弹出膛的时候,最近发表的的中科院的“有关新冠病毒的基因数据”的论文还在收集数据。甚至连几次腾讯频道正式的辟谣都不管用,这颗子弹一直在飞,从来没有坠落,而且一次比一次来势凶猛,携带着更多的口水……。
笔者注意到,就在钟南山“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的“专家论证”,被中国境内的媒体引爆次日,叼盘手胡锡的《环球时报》上就开始论证,“新冠病毒来源仍未确定”,说是日本、韩国、意大利、美国……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发现“没有中国旅行或密切接触史”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外界有理由对“新冠病毒是从中国发源的”这种说法提出怀疑。钟南山院士关于“虽然新冠肺炎首先在中国出现,但疫情发源不一定在中国”的表述更激发社交媒体大讨论。
文章中还借另外一位专家杨占秋对美国的流感疫情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怀疑”表示,“不是没有可能”。
3月13日,为应对武汉病毒疫情,美国总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有记者提问有关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疫情发源于美国的问题,特朗普表示:他(赵立坚)的话,“显然和我与习近平主席交谈时所说的不同”。特朗普接着说,他们(中方)知道病毒是从哪里发源的,我们都知道病毒是从哪里发源的。特朗普表示,习近平和他特朗普本人都知道病毒发源自哪里。
中国大陆的媒体当然绝不会被允许对内报道特朗普的如此说法,而习近平本人无论是否如特朗普所说,已经向特朗普承认了毒源就是武汉 - 无论是实验室泄露还是动物传人,但如今成功实现“祸水外引”,绝对是他习近平所期盼的!对此,钟南山和赵立新之流真的是功不可没。
现如今,武汉病毒不仅是威胁着全世界的普通百姓,更已经令许多国家的大小官员们防不胜防。已经有媒体统计,至少有百名世界各国政要不幸染疫,不治而死者也已达二十余名。
标题为《全球15国百名高层政要感染新冠肺炎 谁会是首个确诊元首》的多维报道文章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逐渐向全球扩散,在世界各国逾10万名新冠肺炎感染者中,各国政要似乎比普通人受到的影响更大。截至目前,已经有15个国家近百名政要相继传出确诊新冠肺炎的消息。特朗普的检测结果为阴性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他可能感染的担忧,因为大选年他多次声称不打算推迟竞选集会。
特朗普总统目前是否存在已经被感染只是没有被检测出来的可能有多大,另论。但只要他被医学证明尚未染疫,完全避免公众活动是没有可能的。
好消息是被感染的近百各国政要中的第一个,伊朗女性副总统玛苏梅-埃卜特卡尔从新型冠状病毒中康复。
有海外新闻网站上的网友对此新闻跟帖说:“中国的国家领导人里是不是也有不幸中招的?”
附和的网友接贴说:“即使有也绝不会对外公开。”
笔者也百分之百相信这个“即使有也绝不会对外公开”的说法,但更倾向于相信,中共政权的国家领导人,也就是所谓副国级领导人层级中,应该不会存在“不幸中招”的。疫情开始后,中国领导人们及他们的居家被及时施以的防护措施周密可靠,当然是重要的因素。但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他们个个都是深居简出,甚至完全不出。这种“中国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除了北韩,再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复制 - 包括伊朗这样的国家。
以中共当局的政治局常委赵乐际为例,除了上月24日在号称有17万人参加的电视电话会议上,为唱独角戏的习近平陪坐了一次,他的最后一次在中共官媒上露面1月13日,也就是武汉宣布封城的前十天,主持了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
我们自由亚洲网站几天前才刊登的一张“习近平(戴着美国进口的N95口罩)独坐一旁”的照片,说明即使疫情已经进入尾声才敢去武汉的习近平 ,也依然还是“恐怕被感染,跟当地人说话时都保持一段距离”。
相比较而言,就以美国为例,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副总统,无论是议长还是政府主要阁员,仅仅是他们不可能不出席的记者招待会就令他们随时处在被感染的较大风险之中。从美国疫情严重至今,光是特朗普总统到场并回答记者提问的记者会已经召开了好几次,而从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至今,从习近平往下的所有中共中央领导人举行并出席过一次记者招待会吗?
粗略统计一下,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内的所有在位正副国级近七十名,他们及他们的亲属无一染疫,这绝对是习近平口中所谓“制度优势“的必然成果!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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