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布萊科致史達林的兩封告狀信

1945年7月，參加過基輔保衛戰的原內務人民委員部第4摩托車化步兵團通信連長、敵後游擊隊隊長、蘇聯英雄（1944）彼得·布萊科給史達林寫了兩封信，反映烏克蘭農村現狀和烏克蘭游擊運動司令部的某些情況。之後布萊科被捕，出庭受審，剝奪稱號和軍功章。

第一封信（1945.7.20）：

親愛的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

偉大衛國戰爭期間我曾在以兩次蘇聯英雄稱號獲得者科夫帕克少將命名的烏克蘭第1游擊師擔任3團團長。

我從後方摧毀了可惡的法西斯，我為盡快打敗希特勒德國付出全部力量和本領。由於我的勇敢，除獲得許多政府嘉獎之外，1943年5月又授予我一級衛國戰爭勳章。由於我參加喀爾巴阡突襲，1943年10月授予我列寧勳章。這些勳章到了烏克蘭游擊運動司令部，大概被束之高閣，只是對我保證下一次命令就發給我，但“下一次”出現多次，至今什麼都沒拿到手。1944年授予我二級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勳章，1944年9月師部替我申請最高獎勵：第二枚“金星”獎章，後來聽說未獲批准，代之以一級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勳章。

戰爭年間承諾信誓旦旦，一旦打完仗卻只剩空談。而且不僅我自己，我們部隊上百名值得高度褒揚的戰士和軍官都沒拿到獎勵。

也許我的想法不正確，但我認為：如果一個同志理當獲勛，那麼無論他是繼續作戰或被派往其他地方工作都不應改變這一點。

烏克蘭游擊運動司令部處理政府嘉獎的方式是：如果某人三次、四次獲勛，則拒絕發放下一枚勳章（無論他立下何等軍功），理由是過去的獎勵已經夠多。在我看來，發食品配給卡可以這樣做，但授勳只能根據功績而非需要。目前不少戰士和軍官從各地寫信詢問為什麼沒拿到嘉獎？烏克蘭第1游擊師的授獎材料都在聯共（布）烏克蘭中央Н.С.赫魯雪夫處，但至今沒個結果。我曾就此問題給烏克蘭游擊運動司令部、科夫帕克、斯特羅卡奇（譯註：季莫菲·斯特羅卡奇，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將）和Н.С.赫魯雪夫寫信，不知何故渺無回音。

我想問，應得的軍功章到底還有沒有？

所以我找您，親愛的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打擾了請原諒。

第二封信：

親愛的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

打擾了請見諒，但我要給您寫一封不長的信。

我休假一個月，去了烏克蘭，回到家鄉切爾尼戈夫州巴圖林地區米特琴基村我年邁的媽媽家。

途中我順路拜訪了並肩抗擊德國侵略者的同志們，參觀了蘇梅州的科諾托普地區、克羅列韋茨地區。我想向您簡單談談集體農莊的真實生活和領導幹部的工作。

米特琴基村原本是地區最大、文化水準最高的村莊之一。戰前，雖然村領導、地區領導把好東西都吃喝光了，可日子挺富裕。集體農民勞動日報酬實發2-3千克糧食，但能掙5-7千克。確實，集體農莊管理者從未發過現金報酬，想必他們手頭緊吧。儘管集體農民都知道自己的領導胡吃海喝、揮霍集體財產，只顧個人私利，卻仍然為有糧食果腹而高興，不辭辛勞工作着。

而現在令我驚訝的是，農民們不願在集體農莊做事了。小組長催促大家每天勞動12個小時，但沒幾個人聽他的。

每個集體農民都給自己找一塊地，在這塊地或自家菜園子種各種東西：黑麥、小麥、大麥、黍子之類。收穫了就在家脫殼、晾曬。

集體農民們都在問，集體農莊什麼時候解散？

記得戰前，每個能幹活的人黎明跑到集體農莊，懇求小組長給他分配工作，甚至讓後者覺得很難辦。所有的集體農民，包括我自己，從天亮一直幹到天黑。

我想了很久，得出結論：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烏克蘭的集體農莊管理不善。

春天農忙，集體農民缺少口糧，除了少數人（後面我會具體說是哪些人）之外，農民們甚至沒有馬鈴薯吃，更別提油脂了。他們每天下田不是耕作，而是找那些埋著腐爛馬鈴薯的坑坑，刨出來剁碎，做成馬鈴薯粉。

而且農民們告訴我，1944年莊稼長勢並不差，但打下來的少，沒組織起來收割。只夠交售國家徵購和其他的，種子都沒留足。勞動日報酬200克——僅限本村“古比雪夫”集體農莊，別的集體農莊顆粒無有。

我很關心這個問題，找了很多農民談話，參加了村蘇維埃的、集體農莊的各種會議，感覺一片茫然。我問自己：村莊和地區的規章制度究竟怎麼啦？

村幹部不顧念集體農莊，不考慮人民和國家，光想着他們自己。想着自己怎麼吃飽喝足，怎麼巴結上級。

村積極分子以前是附敵分子，過去服務德國人，現在服務蘇維埃政權。他們有糧吃、有酒喝，什麼都不缺。他們出席各種會議，管理集體農莊，有權制定和宣布決定，只不過自己不執行，就算執行也是做做樣子。他們在酒桌上跟村領導、地區領導套交情，得到後者大力撐腰。

1944年集體農莊未向糖廠交售甜菜，扔在大田過了冬，然後拿來做自釀酒，等於半數被盜。誰盜的？首先就是“積極分子”。村中受賄成風，比如村醫基塞爾同志，你不給他一隻雞、半升酒，他不給你包手指。

丈夫在紅軍服役的女集體農民，帶著3、4個孩子，為了下田割秸稈取暖，必須送給小組長1升伏特加、若干下酒菜，她若拿不出這些，就全家挨凍吧。或者深更半夜帶繩子下田偷秸稈，或者偷挖甜菜回來自釀酒滿足小組長、割草餵小組長的馬，或者挨凍，或者因盜竊受審判。

米特琴基村成了本地區伏特加供應中心（註：原文如此）。

內務部門和國家安全部的地區部門動手打擊，他們派人進村沒收伏特加，從那些被認為給小組長釀過酒的人手裡奪走酒具，轉交常務釀酒者——“積極分子”。所以伏特加源源不斷流入本地區。領導幹部和以前的親德分子推杯換盞，保護他們高枕無憂。

問集體農民：為什麼不願在集體農莊工作？他們回答：“我們為什麼去做事？我們得不到任何回報。他們會把一切都喝光”。

村領導、地區領導無視廣大前線紅軍戰士家屬的呼聲，不關心她們的疾苦。更糟的是，都不肯跟她們好好談談。飽受戰火蹂躪的集體農民至今住房不足。

存在嚴重違反人民委員會(СНК)決議、尤其1944年關於契約採購牛群的決議的情況。

本地區盜竊國家財產現象猖獗。不久前巴圖林的乳脂廠耍陰謀詭計，盜賣奶油、乳酪等製品。

凡應該供應本地區集體農民、殘廢人和教師的各種商品貨物，都莫名其妙失蹤了，就算運進村莊也會瞬間消失，根本到不了普通莊員手中。

村莊和整個地區鉗制批評，農民們瑟瑟發抖，會上誰也不談缺點，尤其不敢提莊員和領導者的疏忽過錯。最近已沒人樂意去開會了，說：“反正不聽我們的”。

早年的村領導奔赴戰場，如今從前線回來，看到這些不公不義，試圖寫信向地區領導檢舉，卻很快被送回紅軍，哪管他身有殘疾，要不就攆到西烏克蘭，免得干擾“現任領導”繼續“忙工作”。費奧多爾·巴甫洛維奇·奧特基達奇和伊萬·葉夫緬諾維奇·葉爾莫雷琴科就遭遇了這種事。其他人瞧在眼中，越來越不敢說話。也有人向上級寫檢舉信，甚至有投書中央的，但信根本沒送出去，區首長對此心知肚明，顯然他們那裡也有果戈里的郵政局長。反正寫信之人倒楣。

今年2月我提筆給聯共（布）烏克蘭黨中央書記科羅特琴科同志（譯註：烏克蘭共產黨中央第二書記傑米揚·科羅特琴科）寫信反映，他許諾派代表調查。代表是派了，但看來只下到巴圖林，而且是悄悄到的，除監察委員會書記以外誰都不知情。既然沒去最基層，所謂檢查自然沒導致什麼變化，惟區執委會主席古澤耶夫被免職，事後有人好言勸他：“你最好走掉，否則連累大家”。

蘇梅州的科諾托普地區、克羅列韋茨地區亦有類似情況，但最大不同在於：這兩個區的監察委員會書記Ф. Е.卡納韋茨同志和Ф. Д.馬秋申科同志（原科夫帕克部隊指揮員）都是誠實、公正的工作者，全心全意為國為民，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們身為地區主官，敢於同不公不義作鬥爭，驅逐見利忘義的奸人，既從普通集體農民也從前線戰士裡面培養領導幹部，考察監督他們。人民認為公平正義比天大，所以態度完全不一樣，甘願下力氣勞動。

但不幸的是在烏克蘭這種領導少之又少，利慾薰心者居多。這些人什麼樣呢？

這些人被戰爭嚇破膽，一直躲在遠東的某個地方，等著“叔叔們”打跑德國人，給他們一個溫暖小窩重新生活。他們終於等來這一天，能夠放開手腳貪求無厭了，通過掠奪和欺壓集體農民換取蘇維埃政權的賞識，吃光喝盡國家財產和公款，叫嚷：“我們不是幹部！”，甚至因成功欺騙政府受嘉獎。而且很多時候，這些躲在後方早已喪失黨性的人很容易跟那些在烏克蘭被占領期間同德國人合作的人勾肩搭背。他們狼狽為奸，敵視前線戰士，也就是游擊隊員。他們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覆滅，因此對我們懷著仇恨和警惕。

如果有人肢體殘疾返鄉，這些人覺得他比自己更有才幹、更誠實、更堅強，就會毫不猶豫把他送回前線免得礙事，或者想方設法吸引他參加團伙。

巴圖林地區的領導幹部：聯共（布）烏克蘭監察委員會、區執委會、區兵役委員會、內務人民委員部地區部門、國家安全部地區部門等機關充斥著一群脫離群眾及群眾利益的人，他們為所欲為。

以上就是烏克蘭許多地區的秩序。我不明白聯共（布）切爾尼戈夫州委為什麼知情縱容。

我在這裡指出的只占現實百分之一，整體情況難以充分描寫。如果可以的話，我能夠講出所有細節來向您展示一幅真實畫卷。

會見了在烏克蘭其他地方工作的許多游擊隊員後，我敢說烏克蘭其他各地區也有類似情況。

結論：

造成此種情況的原因只能是，異己分子、腐朽分子趁著戰亂混進黨和蘇維埃機關。而他們得逞的原因可能是缺乏廣泛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些所謂“幹部”死死壓制人民的自由言論，利用戰爭在後方胡作非為（結果證明他們手段高——更準確地說，擅長欺騙政府）。

那麼，怎樣糾正這種遲早會讓我國人民和我國經濟付出高昂代價的病態現象？答案是：我們需要做嚴厲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並對人們參加衛國戰爭的積極性進行審查。需要清洗烏克蘭的黨和蘇維埃機關，把躲在大後方坐享勝利果實的德國走狗、懦夫和驚慌失措者清理出去。應該提拔那些經受過戰火歷練的新人。越快越好。

1948年9月（或10月）彼得·布萊科被捕，案件由蘇聯國家安全部特別重大案件偵察組長米哈伊爾·留明主管。留明倒台後得知：抓彼得·布萊科的目的是搜集針對格奧爾基·朱可夫元帥的黑材料。總之，1949年5月布萊科被判處10年勞改（後減刑5年）、剝奪一切軍功章。1953年平反恢復名譽，證章發還。1960年轉入預備役，在高爾基文學院深造畢業，生前發表十餘部描寫戰爭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