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I/ISA成立50周年：我们建立战斗性革命马克思主义国际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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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ne Johansson　社会主义替代（ISA瑞典）

工人国际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CWI）于1974年4月20至21日在伦敦的Mother Red Cap酒吧的楼上成立。据说马克思曾经常光顾这间老酒吧，该酒吧在1980年代重建，讽刺地更名为“世界之尽头（World’s End）”。CWI的成立恰好是在50年前，其雄心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播下革命性工人国际的种子，这样一个新的国际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挑战资本主义。

本文聚焦于推动CWI成立的思想和条件，我们今天仍然值得为了这些继续奋斗。

传承

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想要重新连结到第一、第二、第三国际，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最佳理论和政治遗产。俄国革命完全堕落后，而且斯大林主义莫斯科控制的第三国际也未能建立强大的统一战线，来阻止希特勒的崛起，并帮助西班牙革命走向胜利。基于此，托洛茨基为建立一个新的第四国际而斗争。

CWI的成立，意味着在理论上与那些同样自称托派的其他团体进行对抗，这些团体在以下方面犯有触及根本的错误：无批判地偶像化具有个人魅力的殖民地革命领袖、缺乏对工人阶级的信心，以及把学生和知识分子视作新的先锋力量。

斗争主要是基于英国工党内部围绕《战斗派（Militant）》报纸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团体，当时主要的理论家是格兰特（Ted Grant），他是自1930年代以来活跃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而其年轻成员在1970年赢得了当时规模小但迅速增长的英国工党青年社会主义者（Labour Party Young Socialists，LPYS）的多数席位。

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令我们可以同来自其他国家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与个人建立联系，这些人通常活跃在各社会民主党的青年组织中。

瑞典的同志在1973年9月发布了马克思主义报纸《进攻报（Offensiv）》的第一期，并且已经在线牵描述了我们如何在1972年的SSU（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青年联盟）大会上与来自LPYS的两位英国访客取得联系的。当时SSU的右翼领导层与来自左翼的批评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辩论。

在伦敦CWI成立大会上，我本人是来自12个国家的46名参与者之一。我代表了瑞典北部的一个小团体，在与战斗派的同志们进行了密集讨论后，我们与这些思想产生了共鸣。事实上，我们当时唯一的刻字印刷的杂志《进攻报》从一开始就在全国各地激进的SSU组织中受到了积极反响，即使在社会民主党的基层上也是如此，这也极大地促使我们加入了CWI。爱尔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其他参与者也有类似的背景。

甚至在CWI成立之前，我们所有人都受到了世界各地吹拂的激进之风的强烈影响，这些激进之风源于中国、古巴和许多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革命战争、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以及新的巴勒斯坦抵抗。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革命给人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随后是整个欧洲大规模的劳工罢工。在东欧，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和1970与1976年波兰的工人罢工也动摇了斯大林主义政权，这些罢工要求的是民主自由，而不是资本主义。

1968

在社会民主党左翼内外，当时关于通过改良还是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辩论非常激烈，同时辩论的矛头还指向主导越南运动的毛主义，以及对于工人运动持宗派主义态度的新左翼。

CWI是1968年的产物，在那个时候，世界似乎正在走向于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

就在CWI成立后四天，年轻军官们推翻了自1926年以来统治葡萄牙的军事独裁政权，三个月后，统治希腊的十年军政府也倒台了。在举行会议的英国，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和一场胜利的矿工罢工后，右翼的保守党政府在选举中下台。而这场罢工公开提出了哪个阶级应该“管理国家”的问题。

同时，1973年9月在智利发生了针对左翼的致命政变。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左翼政府的倒台为需要革命性和国际组织化的政党提供了新的、强有力的论据。面对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破坏一切社会主义运动时，这些政党敢于引领革命性解决方案。

战斗派

但正是通过与英国战斗派（Militant）团体的接触，我们和其他国家的许多年轻社会主义者能够得到托洛茨基主义经典著作的指引。我们总体上确信，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对战后发展和战术定位，战斗派的解读比其他左翼团体（包括那些也自称托派的团体，例如我们之前已经接触过的法国托派弗兰克[Pierre Frank]）更为正确。

核心结论是，我们意识到没有国际视角、纲领和政策的话，就不可能改变社会；而且，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解释的那样，正是因为工人阶级在生产中的角色，有组织的他们能够在阶级斗争中团结所有被压迫者，击败资本主义，并引领人们走上具有民主计划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

延伸阅读：评第四国际（1970），作者：泰德·格兰特

CWI的政治路线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贡献，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先驱时期。而在这一时期，大多数社民党领导人背弃了他们以一切手段反战的承诺，而是团结起来支持“本”国的政府。这促成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的到来，而该革命也是世界大战结束的开始，也促使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头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导共产国际的成立。但在德国革命失败和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沦为俄国反革命官僚的外交政策工具。我们接下来想把这条线索，与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及其反对斯大林主义和第三国际的彻底堕落联系起来。这体现在20世纪30年代试图组建一个新的、第四个马克思主义国际。

CWI的成立也代表了格兰特和战斗派对战后分裂托派的主要争议的立场表达。

欧洲在二战后也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潮，但却以托洛茨基始料未及的方式被转移了。首先要知道，希特勒对苏联的野蛮进攻意味着对反纳粹战争成为了最重要的事项，之后红军的惊人胜利既削弱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巩固了斯大林主义。这一开始是红军在占领的国家建立一系列以斯大林苏联为模型的新国家，与此同时，毛泽东以农民为基础的红军即将在中国击败国民党。

斯大林主义者起初袒护斯大林苏联与纳粹德国之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在希特勒入侵苏联后，他们也不得一百八十度政治转变，在反对德国占领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的西方抵抗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们也因此威望提高。莫斯科在没有驻军的情况下无法像在东欧那样控制西方的革命浪潮，但是，战胜纳粹德国的政治影响在战后被利用，与西方列强的默契下转移、遏制了西方的革命浪潮。

格兰特也比其他人更早意识到，受冲击的资本家在战后将被迫依靠社会民主主义，并允许进行一系列社会改良来加强它。这是一种依靠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反革命，而非其他托派以为的军事独裁、镇压和波拿巴国家机器。这也为新一波资本主义经济上升期铺平了道路，成为1950年代至1970年代初的主导趋势。

其他辩论涉及东欧新政权的阶级性质。资本主义被废除了，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像1917年的俄国那样发生真正的工人阶级革命，而是新的畸形工人国家。它们从一开始就处于官僚独裁统治之下，拥有与俄国相同模式的官僚自上而下的国有工业。但这些国家并不像苏联那样是堕落的工人国家，因为它们不曾是民主国家。它们也不像某些所谓的托派团体所认为的那样是国家资本主义。

其他托派的机会主义

比大多数人更早，当毛泽东还在谈论50年资本主义的时候，格兰特也曾预言，在新的全球权力关系下，毛政权将被迫建立一个与莫斯科相同性质的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畸形政权。

CWI还将全球南方前殖民地国家在殖民解放战争或政变后建立的几个政权定义为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权，这些政权按照莫斯科的模式实现了经济国有化。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以一种新的（尽管是畸形的）方式得到了证实，这意味着一些国内资产阶级力量薄弱的穷国的民族解放如果不实行国有化和官僚计划经济，就无法抵御经济上的新殖民主义。在帝国主义被削弱而发达国家革命被推迟的新形势下，在工人阶级人数很少的社会中，畸形的工人国家仍然存在，成为这些国家革命知识分子和激进官员的楷模。

因此，就像在苏联和东欧一样，在那些以农村游击队运动为基础的国家（如古巴、越南以及亚非许多其他国家），未来也需要通过政治革命来建立工人民主。为了在贫穷国家取得成功，这些新生工人国家需要西方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或东方政治革命的支持。

这是其他托派机会主义地否认或回避的问题。1963年加入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USFI）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甚至比其他党派更卖力地为古巴以及后来尼加拉瓜的桑地诺的半革命打气。

像比利时的曼德尔（Ernest Mandel）、意大利的梅坦（Livio Maitan）和法国的弗兰克（Pierre Frank）等USFI领导人也对毛泽东的中国和“文化大革命”抱有幻想。1965年，他们在中国问题上与更具批判立场的SWP达成妥协，呼吁在中国开展“反官僚主义运动”，同时拒绝接受政治革命的号召。对毛主义幻想最严重的是梅坦，他积极宣扬毛派的文章，并使USFI的大部分意大利青年倒向了毛主义。

在不加批判地拥护殖民革命领袖的同时，还美化游击战，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的观点大相径庭。CWI还回顾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者的警告，他在1932年指出：“牢固地依靠城市无产阶级精华的共产党通过工人来领导一场农民战争进行奋斗是一回事；而几千或者甚至几万革命者（……）在没有获得无产阶级认真支持的情况下就承担起了领导农民战争的任务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样一来，就有很大的一个危险：农民军占领城市后，就很有可能很快反过来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

CWI对游击战浪漫主义的批判更为尖锐，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小团体进行武装斗争、用炸弹和枪械发动袭击，从而导致城市游击队的出现。在阿根廷、乌拉圭和其他拉美国家，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由此造成的末路中丧生，在欧洲，USFI不加批判地支持巴斯克分离主义和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在北爱尔兰的武装斗争。CWI则强烈谴责这种个人恐怖主义。我们在北爱尔兰的同志们也为新教和天主教工人之间的劳动团结和共同的阶级斗争而全力以赴，在未来的社会主义联邦中，这种斗争也可以解决民族问题，保证所有社区的安全和自决。

“打入主义”

在与战斗派接触之前，我曾访问过巴勒斯坦难民营和组织，我完全同意英国同志的观点，不能采用小游击队从外部进行小规模打击（因为这只会强化以色列国）。我们必须按照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遵循的路线，在以色列境内及其占领领土上开展群众斗争。这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必须开展联合斗争，以支持在日益紧密的联邦中实现社会主义两国解决方案。

对我们的政治方向至关重要的其他观点，涉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前景，我们同意英国前辈们的观点，即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战后的长期上升期已经结束，这将不可避免地削弱改良主义，导致阶级斗争升级，并带来工人的激进化。和以前一样，他们首先会向传统的工会和工党寻求解决办法。

自托洛茨基时代以来，大多数托派团体在被清除出斯大林主义化的共产党后，都试图通过进入其他社民党、工人政党或从中分裂的党派寻找新的激进化群体，来摆脱孤立。这种策略被称为“打入主义（entrism）”。然而，在战后的长期高潮中，这种做法往往使一些托派堕落到隐藏自己的纲领，以“深度打入主义”来适应这些政党的改良主义思想。

到20世纪60年代末，大多数自称托派的人已经放弃了这一策略，转而投向殖民地解放斗争以及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新激进潮流。

围绕英国战斗派的马克思主义趋势并不这样。在不否认学生和中产阶级激进化的重要性的同时，1974年CWI的成立意味着我们要重点接触工作场所、工会、社会民主党基层，以及特别在，社会民主党青年部，这些地方已经显现新一波激进化，我们的主张很快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这是一种在所有地方都可以进行的工作方向，我们很快就建立了联系和新的团体，最终遍布各大洲的35个国家。虽然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公开地提到CWI（这会成为社民派开除我们的理由），但我们始终最大限度地公开我们的理论基础、经济和政治观点，始终以国际视角和共同的国际分析和纲领为出发点。

当然，CWI和托洛茨基当年一样，也曾警告过存在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类的危机可以归结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危机。但我们希望，在西方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和东方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政治革命之间的竞赛中，这一危机会以某种方式得以克服。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我们期待着从旧社民派政党及其青年组织中的少数（或甚至多数）的分裂中，迟早会出现新的革命性群众党。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那些存在传统工党的国家中，CWI始终坚持这种面向传统工党的工作策略，甚至在西班牙和瑞典等国，我们要从外部面向这些国家的社民党，因为我们很早就遭到开除，而这些国家的社民党借此试图阻止我们赢得关键少数派的能力。

在世界的发展

在希腊，我们面向新兴社会主义政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我们在该党成立之前就预测到了它的成立。在南非，CWI以类似的方式面向非国大（ANC），从中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趋势；在斯里兰卡，我们赢得了前群众性托派政党兰卡平等社会党（Lanka Sama Samaja Party）的大部分活跃成员。在美国和尼日利亚等国，我们在工会成员中开展运动，以建立一个在这些国家从未存在过的新工党。

CWI在英国是最成功的，在那里，战斗派在LPYS中占多数，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托尼·本（Tony Benn）周围还有一个强大的左翼改良主义派别，它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克里克（Michael Crick）在一本书中称我们的同志是英国第五强的政党。战斗派拥有工党的三名国会议员，在利物浦获得多数支持，在多个工会中占据强势地位，最高峰时有8000名成员。

战斗派还领导了一系列重大运动，如利物浦市议会反对撒切尔削减地方政府资金的两轮斗争、对20世纪80年代矿工大罢工的大规模支持，以及反对试图引入人头税的群众拒缴税运动的胜利，这意味着撒切尔夫人末日的开始。

随着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历史性崩溃，以及各地的社会民主党不断屈服于资本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破坏福利和进步社会改革的要求，这种方法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

因此，社会民主党和工党逐渐丧失了其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大部分特征、而更向资产阶级靠拢，这些政党原本拥有工人群众基础，工人群众曾将这些政党视为“自己的政党”。他们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也也越来越没有本质区别。

今天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恐怖战争、军备竞赛、环境和气候威胁正日益逼近临界点、恐将摧毁整个人类文明。即使如此，斯大林主义的垮台，加上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和重要革命替代方案的丧失，仍然意味着现代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缺乏信心，不知道对资本主义有效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应该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它是否有能力付诸实施。

我们不能再像20世纪30年代的托洛茨基或过去的CWI那样，将人类危机简化为工人运动的领导危机。今天的危机范围更广，包括需要通过斗争来重建基本的工人阶级组织，而不仅仅是与败坏的领导层作斗争。这意味着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双重任务：成为最有活力的战士，发起并帮助组织群众斗争，包括在适当的时候发起广泛的倡议和左翼选举挑战，同时在这些群众斗争和倡议中，争取最先进的阶层与我们一起建设革命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这是一个困难的局面，它不仅造成了CWI的数次分裂，还削弱了各地其他的社会主义左翼。2019年，CWI的大部分成员和支部都面临着一场危机，当时我们围绕前领导层的少数派选择了分裂，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变得越来越官僚化。就在那时，CWI更名为“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nternational Socialist Alternative，ISA）”。然而，任务变得越复杂，就越有必要捍卫并建立一个全球性的马克思主义运动，能够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的唯物辩证法，不断重新分析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亚洲和全球南方，这些地区是当今产业工人阶级最多的地方。

未来

确实，未来愈发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需要支持全球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如今众多妇女在学校、医保和其他部门发挥的作用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随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威胁地球的生存，这是一场威胁越来越大的与时间竞赛。与此同时，反对战争和环境恶化、独裁和威权政权、种族主义和各种形式压迫的抗议运动正在各地展开。所有这些运动最终都必须由一个具有历史意识的世界社会主义政党加以吸引和引导，并带领工人主导的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