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唐代元和時期流貶文人之行旅詩(4之4)

2021 年 12 月 23 日

古典文學通論唐詩悅讀唐詩

肆、創作用意與藝術特徵

在元和時期，不少文人作詩涉及流貶。但並非每一首「送流人」、「送南遷客」之類的詩作者，都有流貶經驗。他們寫詩的用意，也許是表達同情、也許是勖勉友人；有些意在慰問衰病、有些意在抒發義憤。由於沒有親身經歷，減低了不少的感動人心的力量。元和流貶文人則不同，他們的人生悲劇感受，隨著流貶生涯之持續，天天在經受。因此，對於流貶苦難的哀歎、深切的思歸情懷、對家人親友的眷戀，幾乎是共同的主題。

他們就算是行吟山間水涯，造訪園林舊居，或是參謁寺院宮觀，流貶的愴恨，始終彌漫不去；同樣的，即使是詩友唱酬、抒懷寫志、詠史懷古等無關乎「行旅」的作品中，也往往對貶謫履歷、流放途程，一再提及，構成極為特殊的文學景觀。

一． 茲先以韓愈為例。韓愈兩次貶謫期間，都有行旅詩。貞元十九年十月，韓愈貶陽山令，「陽山，天下之窮處。」（〈送區冊序〉）但因張署同行，聯翩唱和，所以沿途行吟，如：〈寄張十一功曹〉、〈同冠峽〉、〈次同冠峽〉、〈貞女峽〉這些酬和、遊覽之作，尚能怨而不亂。如其〈答張十一功曹〉云：

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篔簹競長纖纖筍，躑躅閒開豔豔花。未報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毛一半加。

貶所之荒寒，寫來如畫。中二聯，一點景一抒情，似無怨懟，「寄悲正在興比處」（王夫之《唐詩評選》語）末聯寄意，須從「莫令炎嶂送生涯」來看，流貶對於政治生涯的遲滯已然形成，「霜毛半加」，更是流貶的生命代價。再如韓愈〈同冠峽〉：

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維舟山水間，晨坐聽百鳥。宿雲上含姿，朝日忽升曉。羈旅感和鳴，囚拘念輕矯。潺潺淚久迸，詰曲思增遶。行矣且無然，蓋棺事乃了。

詩本自述清晨維舟於山水之間，原是賞心樂事，不料百鳥的和鳴，卻使韓愈滋生羈旅之意；百鳥輕矯，卻使他萌生拘囚之感。流貶的惡靈，彷彿無處不在。再如〈次同冠峽〉：

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饒。落英千尺墮，游絲百尺飄。泄乳交巖脈，旋流揭浪摽。無心思嶺北，猿鳥莫相撩！

天朗氣清，物色豐饒，正可遨遊。豈料猿鳥的撩撥，使人懷鄉。心在嶺北，反說無心，幽憤處處可見。再如：「非懷北歸興，何用勝羈愁」（〈洞庭湖阻風贈張十一署〉）、「如何連曉語，只是說家鄉﹖」（〈宿龍宮灘〉）、都是如此。元和十四年貶潮州時，作〈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這首詩將政治的現實、家人的懸念、旅途的艱苦、死亡的預知、姪孫的心意，全壓縮在短短八句之中。而首聯運用數量詞，突出流貶距離之遼遠，生命沉淪之深。韓愈〈過始興江口感懷〉、〈路旁堠〉、〈次鄧州界〉，都是恬澹之氣不存，惶懼之意，溢乎言表。何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年齡老大，卻遭受這樣重大的政治挫折，是一個最重大的因素。因為貶陽山時，韓愈才36歲；貶潮州時，已52歲高齡。家人不但被逐出京師，而且四女韓挐還病死途中。曾吉甫《筆墨閒錄》謂：「潮州以後詩最哀深。」（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引）原因在此。

二． 復以劉、柳為例。在元和流貶文人中，劉禹錫與柳宗元的政治挫折大，苦悶程度也最深。貶永州之後，柳宗元有部份作品學陶，如〈冉溪〉、〈夏初雨後尋愚溪〉蓄幽憤於閒適平淡之中。宋．曾季貍《艇齋詩話》云：「柳子厚〈覺衰〉、〈讀書〉二詩，蕭散簡遠，穠纖合度，置於淵明集中，不復可辨。」柳宗元〈田家三首〉、〈首春逢耕者〉、〈遊石角至小嶺過長烏村〉，都絕有淵明風味。

劉禹錫在貶朗州初期，也曾作〈游桃源一百韻〉抒發貶謫以來人生閱歷。同時將注意力投注到當地民歌如〈採菱行〉、〈競渡曲〉，這種寫作題材直到貶連州、夔州，皆無改變。〈竹枝詞〉、〈楊柳枝〉之類的民歌樂府，也成為劉禹錫詩最有特色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像柳宗元〈南礀中題〉：

秋氣集南礀，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塞，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此詩本來是學陶潛的，字句音節均佳，卻孤憤沉鬱，得不到陶詩的風神。原因無他；正是流貶的苦難感受，持續作祟。王國安《柳宗元詩箋釋．前言》說：「宗元山水詩有二類：部份作品模山範水，猶如明鏡映物，刻劃山容水貌，摩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更多的作品則情景相生，往往在描繪山水之同時，由外在世界而轉入內心探索，或披露鬱結之悲憤，或抒洩思鄉之愁苦，〈南中題〉便是一首代表作。」閉塞的生活，抑鬱的心境，隨著貶謫日久，政治打擊之持續加重，終使詩人的性格產生變化。元和十年，柳宗元、劉禹錫受詔返長安。柳宗元有一絕句表達內心的喜悅：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劉禹錫亦有兩首絕句抒發感想：

雲雨江湘起臥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鐘。〈元和甲午歲詔書盡征江湘逐客余自武陵赴京宿於都亭有懷續來諸君子〉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元和十年自朗州承詔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所謂「看花諸君子」，即一起承詔回京的老友：柳宗元、韓泰、韓曄等人。不料此詩引起執政武元衡之不悅，因此官雖進而地益遠，柳宗元改為柳州刺史，劉禹錫改為連州刺史。這是劉、柳政治生涯中，最為沉重的打擊。前賢對此有很多討論。大多認為關鍵不在此詩，而是朝中官員「爭言不可」，更重要的是：憲宗本人根本不喜劉、柳二人。劉禹錫在〈謝門下武相公啟〉表達了極為深沉的失望：

某一坐飛語，廢錮十年。昨蒙徵還，重罹不幸。詔命始下，周章失圖。吞聲咋舌，顯白無路。

於是兩人同赴貶所，在衡陽作別。柳宗元〈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云：

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伏波故道風煙在，翁仲遺墟草樹平。直以疏慵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

十年顦悴，不為不久，既返長安，豈料如此結局﹖出為柳州刺史，正是「憔悴」起頭重來。其實，劉、柳兩人既非因為「疏慵」招惹物議，更不是「文字」占有時名取罪。正是這種似實又虛的情境，情景具窮，使人莫可奈何，讀來落淚。劉禹錫〈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云：

去國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重臨事異黃丞相，三黜名慚柳士師。歸目并隨回雁盡，愁腸正遇斷猿時。桂江東過連山下，西望長吟《有所思》。

十年重貶，實為仕宦生涯最大的顛躓。千里相隨，又將分道。劉禹錫以循吏黃霸自喻，自喜不曾隕越。又以柳下惠之三黜，借指宗元，曲折表意，更勝原唱。柳宗元後來又有〈重別夢得〉云：「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歧路又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為鄰舍翁。」可惜這已是奢想。劉禹錫〈答重別〉云：「弱冠同懷長者憂，臨歧回想盡悠悠。耦耕若便遺身世，黃髮相看萬事休。」兩人惺惺相惜，交情之深，可見一斑。文宗太和二年（828）又作〈再遊玄都觀〉詩：「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茶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時已返京任主客郎中。可見十四年前的往事，仍然刻骨銘心。

元和十年之後，柳宗元的詩作，別有一種激切哀怨之音。金．周昂〈讀柳詩〉慨歎：「功名翕忽負初心，行和騷人澤畔吟。開卷未終還復掩，世間無此最悲音。」不少憂思鬱結的作品：〈登柳州城樓寄彰汀封連四州刺史〉、〈別舍弟宗一〉、〈寄韋珩〉儘管是「滿紙涕淚」（清．賀裳《載酒園詩話》語）。卻已成柳宗元最被後世稱賞的代表作。而劉禹錫在日後的創作，更為精進；這位歷經德、順、憲、穆、敬、文、武七朝的大詩人，不僅以其多樣的形式、高妙的詞意，在當時「其鋒森然，莫敢當者。」（白居易《劉白唱和詩解》語）更被明．楊慎視為：「元和以後，詩人之全集可觀者數家，劉禹錫為第一」（《丹鉛總錄》卷21語）。

三． 最後以白居易為例。相對於韓愈、柳宗元、劉禹錫之執著激切，元稹白居易則顯得超越通達。元稹早在元和六年，即已調整心態。史稱：「初，稹以直道，遣逐久之。及得還朝，大改前志。」（《舊唐書》卷168〈錢徽傳〉）白居易則因流貶時間相對較短，又受佛禪思想的影響，心性由剛正激切，改為是非同軌、見辱不驚；有「人生百年內，疾速如過隙，先務身安閑，次要心歡適。」（〈詠懷〉）之覺悟。在〈與元九書〉中，白居易聲言要在兼濟與獨善之間，隨緣自適。元和十年貶江州司馬以後作品來看，白居易心態轉變，日益明顯。

初抵江州時，白居易仍有：「遭時榮悴一時間，豈是昭昭上天意﹖」（〈謫居〉）之類的自憐自哀；仍有「三百年來庾樓上，曾經多少望鄉人﹖」（〈庾樓曉望〉）之類的思鄉情懷。既至忠州，也仍有「巴人類猿狖，瞿爍滿山野。敢望見交親，喜逢似人者。」（〈自江州至忠州〉）之類的強烈失望，但因逐漸採取勘破世情的超越態度，其行旅詩歌也就顯現不出劉、柳一般的震撼力。例如〈春末夏初閑遊江郭二首〉，白居易自述在湓浦觀魚，剝青菱角，煎白茗芽，飲綠蟻酒，在酣暢之餘，竟有「故園無此味，何必苦思歸﹖」之感。在〈四十五〉一詩，表示自己行年四十五之後：「清瘦詩成癖，粗豪酒放狂。老來尤委命，安處即為鄉。或擬廬山下，來春結草堂。」，更體會到：「天上繁華春有限，世間漂泊海無邊。榮枯事過都成夢，憂喜心忘便是禪。」（〈寄李相公崔侍郎錢舍人〉）由此看來，白居易的心態，已大不同於往昔。

在《白居易集》中，有一首〈送客南遷〉，描述南土風物，有相當的寫作成就。這一首詩，很適合拿來和上述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相關詩作對照。詩云：

我說南中事，君應不願聽。曾經身困苦，不覺語丁寧。燒處愁雲夢，波時憶洞庭。春畬煙勃勃，秋瘴霧冥冥。蚊蚋經冬活，魚龍欲雨腥。水蟲能射影，山鬼解藏形。穴掉巴蛇尾，林飄鴆鳥翎。颶風千里黑，莧草四時青。客似驚弦雁，舟如委浪萍。誰人勸言笑﹖何計慰漂萍。慎勿琴離膝，長須酒滿瓶。大都從此去，宜醉不宜醒。

這一首詩作於穆宗長慶元年，當時白居易在長安任主客郎中。白居易自從歸朝，再也不曾遠貶。全篇詳述南中之苦及風土物產，並以過來人的姿態，描述流貶南方可能面臨的生活境遇；並且以自己的經驗，提示因應之道。元．方回《瀛奎律髓》認為白居易：「殆以此為題，以誇筆端之富。」　這種詩，其實與王建〈送流人〉：「且說長沙去，無親亦共愁。陰雲鬼門夜，寒雨瘴江秋。水國山魈引，蠻鄉洞主留。漸看歸處遠，垂白住炎洲。」張籍〈送南遷客〉：「去去遠遷客，瘴中衰病身。青山無限路，白首不歸人。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一家分幾歲，誰見日南春﹖」之類的慰勉之作，性質相同。至此流貶經驗已成為「回憶」、「觀照」的對象；流貶的感受，就不會像劉、柳那麼刻骨銘心。

伍、結語

元和流貶文人，多屬穎異之士。胸懷大志，才情卓犖。許身為國，卻中道見黜，皆有錯愕不平之感。因此，他們都曾在奔赴謫地初期，不斷以詩作自我檢討、或以各種詩歌形態投訴友人。或在到任之後，謹小慎微，以詩文感恩、謝上，以期復官。因此，元和流貶文人的行旅詩，不但是形式多樣，內涵也很複雜。如韓愈〈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白居易〈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二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韋大員外庾三十二補闕杜十四拾遺李二十助教員外竇七校書〉、柳宗元〈寄韋珩〉之類的長篇敘事詩，都不僅是酬贈詩，也有行旅內容。其他詩人之作品也是如此，未必在詩題中，即出現「行旅」之字樣。

身為貶謫官員，遠離程度較高的上流社會，處身文化相對落後的地區，都曾以高妙的詩筆，模寫謫居地的奇風異俗；或者藉土風俗謳，抒憂解懷。韓愈、元稹、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部分的行旅詩，無異邊陲地區的「采風錄」，對於後人考察唐代邊陲地區風土民情，具有一定程度的價值。

流貶是對唐代文人肉體與心靈的雙重折磨，由京師至謫地，數千里的旅程、無從預知結果的流貶生涯，使他們處在一種進退維谷的境地。所謂：「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柳宗元〈別舍弟宗一〉）絕非夸飾；「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事實確鑿；有如「饑搖困尾喪家犬，熱暴枯鱗失水魚。」（元稹〈酬樂天得微之詩知通州事因成四首〉其四），愁苦無告。而隨著政治苦難的持續，悲憤、屈辱、孤寂、恐懼、甚至自棄、自傷的感受，都曾在元和流貶文人的行旅詩中，反覆致意。一旦噴薄而出，富有強烈的悲劇精神。因此，這些詩札，對於考察元和文人流貶期間的生活情態，極有價值。元．方回《瀛奎律髓》卷二九說︰「凡道中詩皆可入羈旅，但欣戚微不同耳。」從元和文人流貶期間所作的行旅詩，吾人可以看到堅守理念，頑強抗爭，至死不悔的心靈；也可看到榮枯事過，憂喜忘心，及早調整的軌跡。對政治現實的趨避，固然意味著心性的差別，更關乎詩人所擇取的人生哲學。無論如何，經受流貶經歷，是元和文人生命意義的深刻體驗；其世的行旅詩，也給予後人特殊的心靈旅遊。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