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与宗教：我小时候的宗教经验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宗教感兴趣的？或许是看到 @无法 写自己读圣经和某一次去教会的故事，或许是住在昆明的时候经历了耶稣圣心堂被拆，某天晚上散步，无意中在闹市区的狭窄角落里看到一座毫不起眼的清真寺，衰败得厉害，几乎奄奄一息。

又或许是想起小时候，在守门的老太太那里等我妈妈下班回家，她就跟我讲故事，分别的时候还拿了一本圣经给我，页边是粉红色的，那是我见过最漂亮的书。

等我都高高兴兴地带回家了，妈妈还是要我还回去，说是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但我记得她当时脸上的惶恐，并非出于我“拿了陌生人的东西”，而是分辨不了这究竟是好意还是别的什么。

印象中大人对宗教充满了恐惧，我们还没有认识宗教，就先认识了“邪教”，感觉是不能接近的坏东西。我妈妈当年没有说出来的部分，我今天在教会听见牧师用苦涩的声音说出：人们不愿意接近，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怕被“洗脑”。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彝族、哈尼族的聚居区，但其实身边的伙伴有回族、苗族，甚至还有穿青人——我记得是个瘦瘦小小的男同学，他将自己的信息写在了统计簿上，还遭到了全班同学的嘲笑，说是没有这个民族。他满脸通红，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幸好老师没有为难他，只是向我们证明了穿青人的存在。但似乎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课本上的“56个民族”中没有穿青人。又或者是我们年纪太小了，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点。

后来我长大，知道了同样没有在“56个民族”中留下名字的摩梭人。好像是在《永宁摩挲》一书中，作者曾写道：摩梭人之所以没法获得单一民族身份，是因为政府不希望看到有太多的单一民族有资格当选人大代表。

从小到大，我对宗教的唯一体会，不是逢年过节就要去拜的观音和佛祖，或者哪个道观的老神仙，而是我的回族同学把斋期间不吃不喝，也不用上体育课，因为要保存体力。除此之外，即使长大了也没能意识到，某些苗族同学一直信仰上帝，他们的家乡在山区，但是有许许多多的教堂。

面对信仰明确的回族同学，乃至于全部的回族，大人也会警告你，不要靠近他们，不要和他们一起玩，如果这些都不能做到，最后的底线就是千万不能到他们家去做客，不能吃他们的食物。因为他们会逼你服下石灰水，用来清洗你的肠胃，让你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我现在回想，班上的回族同学一定也察觉到了这种莫名其妙的诋毁、恐惧和排斥，所以不怎么和其他人玩，即便有交好的朋友，大家也都心照不宣，并不会邀请对方到自己家里去玩。所以即便我知道我的回族同学要把斋、过开斋节、做礼拜，但还是对他们的宗教一无所知。

直到2017年国庆，我和朋友去了沙甸清真寺，在我们的眼里，那已经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今天搜索“沙甸清真寺”，简体中文能找到的资料也仅有：“1975年7月，沙甸天清真寺在“沙甸事件”中被毁。1979年2月，“沙甸事件”获得平反，1979年9月由政府拨款和群众捐资重建。”

那天去的当地地图上显示的唯一一座教堂，和牧师交谈，他也提到了这段历史，以“血的教训”一词带过。我印象中好像听过很多这样的版本，或者是“叛乱”这样的描述，耸人听闻。但始终有一个模糊的阴影盘踞在我脑海中，一直看不清眉目。后来我终于在维基百科上看到了完整的介绍：

沙甸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在云南省的武装冲突，回族民众与政府对抗，最终以解放军的武力镇压结束。大屠杀于1975年7月29日至8月4日发生在云南省的7个县区，其中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的沙甸镇为主，共造成了约1600名平民的死亡（866人来自沙甸）、包括300名儿童，伤残近1000人，损毁房屋4400余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沙甸事件获得了中共中央和云南省委的平反，不再被定义为“武装叛乱”，当地政府对错误进行了检讨。

1974年，中国共产党和云南当地的回族民众冲突升级，上千名回族群众曾前往云南首府昆明市抗议文革期间清真寺被关闭，要求信仰自由。

我又想到自己小时候唯一的“宗教经验”，那些回族同学在学校可以坚持把斋，老师和其他同学不能够干涉，即便有一些恶意的诋毁、恐惧、排斥，但他们仍然光明正大地宣布了自己的信仰，或许和这段历史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曾经为自己的信仰自由而全力抗争过。

而我另外那些同样拥有信仰而不为人知的同学们，或许他们的祖先很早之前就已经被夺走了圣经，或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惨痛的惩罚，所以他们从小就被告知，要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信仰，不能为外人知晓。

而实际上他们在学校也都看到了，一直以来公开宣布自由信仰的回族同学们，是如何遭受群体、遭受其他人排挤的。

写在后面

我在取标题的时候犯了难，我到底是以谁的身份在讲述这些经验呢，是我自己。

但我究竟是谁呢，一个云南人吗。但我总觉得不对劲，云南人又是谁，能够概括我所说的这些人吗。

我的回族同学，那个百口莫辩的穿青人，还有我自己的民族身份，统统被隐去了，只剩下一个“云南人”，进而笼罩在“中国人”这个更大的身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