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东西》：为了世界上所有的小孩儿
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好东西》，我会说
这是一部把观众当“小孩儿”的电影。
这句点评放在其他的任何一部电影身上，都是一句不折不扣的批评。别说电影了，什么“至死是少年”，“北京孩子”，我一听到就会翻白眼，拜托你说这句话之前先把脸上的胡渣刮干净吧。
但这句评论放在《好东西》身上却不一样。 “小孩儿”是《好东西》里面除了片名之外最关键的词。大多数时候，影片的女主角王铁梅的女儿王茉莉，都会被称呼为“小孩儿”，而不是她的本名。结尾部分的也使用了靴腿的《小孩》作为插曲：“我依然选择，做个小孩儿。 ”
影片里的茉莉直言不讳，总能一眼看穿大人们的欲盖弥彰。她大大方方，会说自己的爸爸就帮妈妈做过一次饭，会说全世界有一半的人都来月经有什么可稀奇。她就和那个从容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一样，之所以离经叛道，是因为大人信奉的世俗道理在她看来根本就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比起小叶和铁梅，她可以更自由，更轻松地建立自己的游戏规则，只玩自己想玩的游戏。
我一直觉得，我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被迫学习了很多潜规则，学那些毫无意义的迂回婉转与察言观色。没有人出生的时候就明白阶级，但等我们背起书包，就自然懂得辨认哪个同学穿的鞋子是名牌，哪个同学的妈妈看起来保养得更年轻。而更微妙的道理我们也一样清楚，明白成绩太差会被同学笑话，成绩太好也一样会惹来麻烦。如果不想成为那个扎眼的人，就乖乖地跟着大家的规则走吧，活在这个世界上让自己舒服点，又有什么不对。
但我们的内心或许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些规则。我们会给老板发完“好的”之后打开好友群一顿吐槽，会忍不住转发五分钟后就会被ban掉的微博。我想这恰恰也是我们喜欢万圣节的原因，因为那一天看上去是在扮演别人，实际上是在做那个怪诞的我自己，那个还没有被社会规训的“小孩儿”。
《好东西》的世界里，也充斥着这些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规则。以保守的规则来看，铁梅这样的单亲妈妈就应该把一切身心都投入在孩子身上，怎么能孩子发展成高度近视都浑然不知，还和别的男人上床。而以进步的规则来看，小叶这样的恋爱脑就是死罪一条，都什么时代了还倒贴男人。好像女人进也是错，退也是错的，那你到底还要我怎样？
可《好东西》是温柔而坚强的，温柔在它没有指责任何一个影片中的角色，包容她们所有真实的自己，或对或错的决定。坚强在里面的人物都勇敢地无视了这些规则。怎样才是一个好妈妈，一个好伴侣，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女人，这种讨论对她们来说没有意义了。她们不在乎自己是好女人还是坏女人，是新女人还是旧女人了。就像铁梅对Molly说的：“你怎么打鼓，女孩就怎么打鼓。” 我怎么做女人就怎么做，此时此刻开始，我就是我自己的范式，我要打破你们的规则。
《好东西》也打破了爱情电影的规则，重新解读了“浪漫爱”在我们人生中的比重。传统的爱情影片，一定会要单亲妈妈铁梅和小马再婚组成“完整”家庭，小叶一定会找到真心爱她的好男人，才符合一个温暖大结局的定义。影片中的铁梅和小叶虽然有不少的恋爱戏，但是爱情对她们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是有很好没有也没关系的存在。
相反，sisterhood和友情取代了爱情在传统叙事中的位置。从小缺爱，渴求在男人身上寻找真爱的补偿的小叶，最终从铁梅和茉莉身上获得了这份爱，变成了更好的自己。连自己的妈妈都讨厌自己的眼睛，但茉莉却能对自己说“我喜欢看着你的眼睛。”连妈妈都没有人对自己说“对不起”，铁梅却说“总有人要替你说对不起。” 而小马对于铁梅是“课间十分钟”，可以让她伸伸胳膊去趟小卖部，但还是要再回到自己生活的重心上来。传统叙事里的“白头偕老”和“海誓山盟”的浪漫爱情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女人不会再因为没有获得异性的爱而失去人生的意义了，她们收获了更广阔的爱的能力，更深刻地去爱身边的所有人。
甚至茉莉的成长也没有遵循一般影片的套路规则。一开始，茉莉认为自己毫无天赋，是个普通人，“放弃了幻想”。在王铁梅的鼓舞下，茉莉开始学习架子鼓，最后也登上了live house的舞台表演给大家看。但出乎意料的是，她并没有像大家想像的那样热爱上打鼓，励志成为一名鼓手。她说不确定自己究竟能做什么，但是目前为止最喜欢写作。她不需要背负现实生活中孩子被逼着学乐器考级的沉重包袱，在《好东西》的世界里，她尽管放心做一个自由探索的小孩就好了。
影片把茉莉在live house的演出和校乐队的表演剪辑在一起。穿着校服的学生们在礼堂里做着毫无灵魂的表演，底下的领导和家长都百无聊赖地玩着自己的手机。而茉莉在live house里头打鼓，妈妈的好朋友们都来为她捧场，观众们都跟着节拍摇晃着身体。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一直忍不住掉眼泪。小时候的我，曾经期待过这样的场景吗？好像没有。那时候我觉得和学校有关的就是我的一切，我想考第一，想得奖，想别上三道杠风风光光地去检查卫生。但长大之后，和所有《好东西》的受众一样，我的三道杠斜下来，开始意识到人生中哪些规训被冠以了成长的名字，迫不期待地想成为不一样的人。可我们终归是小众的，被排除在外的。
但茉莉的鼓声，震动了“小众”和“大众”的位置。原来被奉为圭臬的主流是如此狭窄得可怜，而被视为地下的旋律却包容了更广阔的疆界。而我，为什么被无聊的东西拖了那么久的后腿？在《好东西》的世界里，小学生就可以去live house，我们可以从更小的时候就做不一样的人而不用感到恐惧，我们可以从更早开始就拒绝配合那些不属于我们的游戏了。
而“诚实”应该是好东西里第二个关键词。茉莉为了不在出国旅游过的同学面前丢脸，在作文里谎称自己去过巴黎。身为前记者的铁梅果断阻止她，于是茉莉写下了自己去平遥电影节的故事。
我经历过和茉莉很相像的说谎时刻。小学的时候，我在给妈妈的母亲节贺卡上写：“冬天，妈妈用冻得像胡萝卜的手指为我织围巾。”妈妈看到后笑着问我：“我什么时候手冻得像胡萝卜了？”我知道妈妈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只是觉得这里如果用一个比喻句，会显得我更有文采。这么小的一件事，对我来说，却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写作必须对自己诚实。我不可以说谎，不可以写我没有经历过的事，不可以说我不认同的话。
对于拥有调查记者身份的铁梅而言，诚实的重要不言而喻，毕竟记者这个职业，可以为了捍卫诚实付出更高的代价。影片也如铁梅一样，没有牺牲一些更激进的表达。导演以能躲过审查的方式，尽力诚实地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全貌：小叶家里囤着的大量干粮，杂货铺前挑选鲜花的同性情侣，在上海街边唱着《明天会更好》的年轻人，铁梅放弃当记者的理由，发布两天就被下架的公众号文章。如果说这个社会的规则是忘记，《好东西》说它会永远记着。
当我们说电影是造梦机器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是穿越回另一个时代，前往银河系中从未被发现的星球。但《好东西》之所以带给了我能让我忽略它所有缺点的感动，是因为它创造出了一个好像我们努努力，把脚踮得高一点，把手够得远一点，就真的能触摸到的梦想的世界。原来女人还可以这样活，而我从走出电影院的一刻开始就真的可以这样活。
我知道现实生活里的女性要痛苦一百倍，也知道不是每个女性都能拥有坚固的姐妹情。但我还是从铁梅和小叶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也一样爱听独立乐队爱看艺术展，一样喜欢背着帆布包穿着文化衫出门，一样会把大大小小的聊天都扯到“男人不可靠”和“不想生孩子”上。而我们现在，不是已经有了能拍出《好东西》的女性导演吗？如果我们都继续往前走，我们会走到新的地方。可以没有爱情，可以事业，只是做一个双手插袋踩在平衡车上吓退跟踪狂的女人，就足够有力量了。
一如影片的结尾说“拥有足够的勇气，才能面对悲观的现实。”正是见过惨白的世界，才更不应该停止幻想，因为如果我们停止幻想，我们就拍不出这样的电影，我们就会自暴自弃，离理想中的世界越来越远。我们没办法一步登天，但我们拿起笔的时候，我们写下的就是未来的蓝图。不要放任自己的声音被埋没，诚实地写下去，为了世界上所有的小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