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移植的記憶？當「國殤之柱」成為「恥辱柱」

**英文原文在《New Bloom 破土》刊登，本文為作者翻譯版本

在港大把校園內的Pillar of Shame用塑膠膜裹起來移走後的兩天，台灣華人民主書院（華民）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回應事件。

記者會開始前，前任執行長王興中在會前突然發想，跟理事長曾建元說，「乾脆我們就把它搬到台灣來吧！」這是Pillar of Shame複刻品在六四事件33週年晚會，於台灣重建的緣起。

但在鎂光燈後，這個重建計劃其實受到眾多批評。

六四事件發生後，香港人對此非常震驚和痛心；很多人透過新聞媒體得知、觀看事件，過後則以遊行來抗議。緊接1989年多次的遊行後，人們在六四1週年維園燭光晚會高喊「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

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前，口號變成「平反六四 戰鬥到底」。到六四32週年，香港的示威者在維園不分泛民、本土派立場，喊出「為自由 共命運 同抗爭」。香港人們追求民主自由時，也訴求平反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香港的Pillar of Shame則是承載這個集體回憶的象徵。

Pillar of Shame在香港的翻譯是「國殤之柱」。它是丹麥雕塑藝術家Jens Galschiøt（高志活）同名系列作品中的第一個。1997年，高志活為悼念六四事件，在香港民間團體和志工的努力下，把它運到香港。

它首先在1997年的六四維園晚會亮相，後來在不同大學巡迴展覽；最終港大學生會在1998年投票通過為它的永久主理者，它自當年起便一直放置在港大校園。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自2002年起，每年都會把Pillar of Shame洗刷一遍。即使不同學生和政治人物在雨傘運動後，開始懷疑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抱負、疏遠支聯會，港大學生會仍然每年洗刷這個雕塑，也在旁辦六四悼念活動。

在香港自由淪陷、監管打壓和自我審查越發嚴峻之時，港大校方把這個雕塑移走了。雖然校方現在允許高志活，把據報被切了成兩半的作品取走，他也沒辦法找到膽敢幫忙運送的運輸公司。雕塑的命運未定；它原來的場地，現在則變成一個休憩空間。

看到校方粗暴的行為，曾建元很想做些什麼，去保留六四事件的痕跡。

在3D打印技術的幫助下，華民可以用比較低的成本重建Pillar of Shame。華民在眾籌網站FlyingV發起重建計劃，列出兩階段的金額目標：重建3米高的雕塑需要新台幣640,000元，7.5米高（網站上寫「5米」應為筆誤）的雕塑則須1,500,000元。相較重新以人手製作，3D打印可以省下最少一半成本。

不幸的是，這個眾籌計劃惹怒了一些網民。其中的爭議包括Pillar of Shame過往的主流譯名「國殤之柱」。

雖然華民為雕塑另起新中文名為「恥辱柱」，把「國」字取走，不少媒體仍沿用過去的譯名；在《自由亞洲電台》和《追新聞》最近對曾建元的專訪中，這個雕塑仍被稱為「國殤之柱」。

網民質疑，「為什麼我們要紀念別國的事？」、「中國人的64跟台灣人沒關係」、「台灣不是香港人的建國基地」。

早在1996年，高志活創作Pillar of Shame的動機，其實不限於悼念六四。

他在網站上說明，每個Pillar of Shame是作提醒人們「一個可怕的、不該再次發生的事件」，而「每個雕塑會配有一個符合當地脈絡的基座」。它不是一個「六四事件柱」；香港的Pillar of Shame，只是這紀念世界各地人權災難雕塑系列中的一個。

這個藝術品的外觀，亦反映高志活最初的立意。雕塑上的多個臉孔是模糊的，高志活不想在這個作品上特顯某一個族群的樣子，他心目中的Pillar of Shame是多元的。

但港大移走香港的Pillar of Shame後，高志活現在想透過此雕塑讓世人了解香港的抗爭，和對中國民主的追求。

知名學者吳叡人釐清指，Pillar of Shame在台的重建計劃，不設限在悼念六四事件，而是紀念任何人道罪行。他說，台灣作為民主國家，應該為終結人類苦難貢獻。

立法會議員范雲，則認為真正重要的，是港大校方把雕塑不合理地移走，以及1989年的暴力鎮壓。經濟民主連合研究員江旻諺，希望人們能了解更多人類的苦難，不要聚焦在譯名問題。

雖然很難量度這些支持者的講話有多具說服力，但從眾籌結果看來，計劃並不順利。在眾籌開始後兩個月，只有55人參與募款，華民僅籌得足夠重建3米高雕塑的款項；比起7.5米高雕塑的目標，款項少了超過一半。有不少媒體報導眾籌計劃「成功達標」，事實上它只成功了一半。

曾建元透露，其中大筆款項來自單一來源。「2300萬人的台灣，只有50多人募資；而且很大部份的錢是來自單一來源，是因為不想結果太難堪而出手的，效果不好、人數不多。」

他感嘆，當初也想過能不能真的成功眾籌，但決定放手一搏，也當成一個測試，看看台灣社會對六四事件有少承擔。

「台灣人現在眾籌了目標款項的一半。那就這樣吧，承認人們對六四事件的關心『只有一半』。」

新的譯名，沒能讓華民的計劃免於爭議。從支持者的講話中，可以發現雕塑重建的主要原因，仍是填補香港剛失去的、悼念六四的空間；其他的人權災難頂多是重建計劃的附帶動機。

我在5月14號國際特赦組織的網上座談會，問及高志活有關Pillar of Shame現在的意義。高志活說，這個雕塑依然有關世界各地的人權災難。他說，「這裡面有很多不同的人」。除了香港，他也在義大利、墨西哥、巴西設立同名雕塑，他認為這個雕塑在環球「持續活動中（continue happening）」，而這個雕塑計劃「是關於所有人權悲劇的」。然而，他強調，「在當下，如果要選擇紀念一個人權災害，幾乎所有人都會選擇中國的那個。」

曾建元不諱言悼念六四事件，是書院發起重建計劃的根本原因。「如果是巴西的恥辱柱被移除，就不會引起我們的震驚，可能不會出手；是因為六四，是因為香港，我們才發起這個計劃。」

在FlyingV網站上，華民解釋「希望藉此機會，向世界宣示台灣對創作自由以及人權的重視。」雖然描述文字提及「其背負的意義也將不再只限於六四事件」，但在眾籌開始，華民便計劃在六四33週年悼念晚會上，為Pillar of Shame複刻品揭幕，「為六四事件死難者默哀，同時為所有受中國壓迫的受害者發聲。」

出乎華民和高志活的意料，很多台灣人不把六四事件或者香港的悼念行動，視為自己歷史的一部份，也不認為這是他們應該關心的事情。在這次的爭議中，實在的問題是對事件的歸屬感。

民進黨立委林靜儀，質疑「要談『國殤之柱』前，要先搞清楚是『哪國』之國殤」。她說，「台灣是個常常被吃豆腐，被歸類為（根本不同國的）中國一部分的國家，在台灣放『國殤之柱』，是幫一個『不認為是他們國殤的國家』紀念『他們國家的國殤』行為」，最終是否被解讀為『我國』之國殤？」她的貼文得到6,600人按讚回應。

另一批評者，台灣基進秘書長王興煥則說，「如果是為了提醒島內『被併入中國的下場』，那我支持任何 #辱華 的事物在台灣。」但是，「如果不是辱華，不是為了警示（被）當中國人的下場，而是『中國的人權問題需要特別被關注』」，「那還是免了吧！」

在訪談中王興煥指出，這次復刻的並不是任何一根Pillar of Shame，「其他柱子有把『六四屠城』和其他口號刻在基座上嗎？」

對他而言，這個復刻雕塑唯一可接受的意義，是提醒台灣人被中國同一的下場。不過，對於他的黨友來說，這個意義也不可接受，「他們會問，『為什麼我們要被這個雕塑提醒？』」

華民在2011年於香港和台灣成立，比香港的Pillar of Shame晚了15年。它為推廣華人社會民主而成立，在兩岸三地交流意見。

曾建元說，年輕的獨派朋友，對中國沒有民族認同是可以理解的。早期的獨派雖然以族群政治作為政治動員策略，但都是在大中華思想的教育下成長的，對大中國仍有感情。對於年輕的一派而言，與過去在中國發生的抗爭、暴行沒有共同歷史經驗，難感同身受。

在本土論述下，「如果要在恥辱柱議題上表彰『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那台灣的主體性就需要突顯出來，以堅定台灣意識。如此一來，在激進獨派眼裡，中國的東西就需要排除。整個討論就變成統獨對立的爭議。」

根據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數據，台灣人口自我認同為「台灣人」的比例，從1992年17.6%，上升至2021年的62.3%。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認同為「中國人」的比例，在29年間從25.5%下降至3.2%。此外，台灣的六四晚會，每年平均只有數百人參與。

他認為「天然獨」是很自然的現象。台灣人民與中國人民，不僅僅對政治制度的立場有異，也有文化上、公共生活、民族性格上的差異，而且差距越來越大。即使馬英九時期兩岸交流密切，太陽花運動還是發生了。「越交流就越疏離。看透了，就像因誤解而結識，又因了解而分開。」

面對這難關，書院目前的推動方向，是把民族認同情感，轉化成普世價值、台灣價值的論述，讓台灣社會意識到中國民主化、六四事件不僅僅是中國範圍的事情。即使出發點不同，也可以認同書院關心的華人民主問題。「如果中國沒有民主，沒有普世價值，就會有敵台的態度，對台灣非常不利。」

曾建元感嘆，在中共執政下，「中國」的詮釋權落在極權政權手上。「中國」變成一個外在於台灣的存在，台灣認同跟中國認同成為競爭的關係。曾建元希望台灣人民把「中共」和「中國」分開看待，如同書院立志聲援被中共壓迫的族群，當台灣人民與其他被壓迫者聯合起來，對台灣才最有利。

今年台灣的六四晚會上，曾建元指有超過一千參與者。他在演講中說，「台灣要向世界展現保護民主的決心。」

他認為，把六四事件當成自己的事情，不只是因為中國情懷，也不僅僅因為普世人權關懷，而是有現實政治的原因。「如果中國不民主，台灣哪有獨立？」

不過，化名為D的中國留學生告訴我，「我很明顯感受到六四事件在台灣被邊緣化。大多數台灣人視它為『別國的事情』，不是自己的事。」

「我不去評論別人的看法。但是，我仍然很感謝台灣。至少我可以在這裡悼念讓我記掛的六四事件。」

今年大部份台灣六四晚會的參與者來自香港，顯示事件在在台港人社群中引起共鳴。但這也正正是問題所在：它似乎無法觸及本地台灣人。

研究所學生Zoe Chiang表示，「我不確定台灣適不適合成為反共基地。」她認為台灣有自己的問題，而且缺乏內部共識。「我支持反共，可是台灣、中國和香港真的有共同的議題優先序、目標和進程嗎？我覺得沒有。」

這個復刻雕塑給她不協調的感覺，「感覺它和這個，曾經國民黨威權政府的地標，不太有連結；而且我們仍在檢討這個廣場的轉型正義問題。」

對於準大學畢業生Ma Yang-yi來說，如果這個雕塑可以刺激參與者思考、反思六四事件，而不只是哀悼，那會是一件好事。「但目前我看不到如何能在台灣能做到這一點。這個柱子更多地被放在香港的脈絡裡，它對台灣人的意義不強烈。」

國立台灣大學城鄉所副教授黃舒楣，則認為把六四記憶移植海外是很困難的事。「六四事件多年來在台灣逐漸淡出公共記憶。如果這個復刻雕塑不能連結足夠的本地人，那主辦機構想要傳承的六四記憶，也難以交付給台灣社會。」

華民為延續香港悼念六四的記憶，在台重建了香港的Pillar of Shame。它現在的挑戰，是把這個復刻品，與接收它的台灣社會連結。從令人失望的眾籌結果、本地人不積極參與悼念活動的情況，還有台灣人的悲觀看法，顯示華民和這個復刻雕塑或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