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他们为什么冲进立法会？——写给豆瓣友邻的七一公海潜水笔记

本文是写给我在豆瓣网的友邻们的一篇说明文章，在此借地发布。作为一个“隔岸观火”者，我的观察或许有不少不准确之处。那我也不管那么多了。

也许有人还有印象，40天前的7月1日当晚，曾有几张来自香港的照片流入墙内。那一天，香港的年轻人们用铁笼装满重物制成“攻城车”冲破立法会玻璃外墙，短暂占领了这个民主香港理论上的“权力核心”，之后又在警方清场之前自行撤出。他们涂污了建筑内的洋紫荆徽记和议员照片，在墙壁上写满标语，却在图书室前拉起“请勿破坏”的封锁线，甚至从冰箱取走饮水时还留下零钱。

正是拍摄下后面两幕场景的照片，在那天的你瓣流传一时，伴随着“抗争者莫不是受到内奸鼓动”“这次输了舆论一定药丸”的哀叹，既满足了我们关于一腔孤勇、公民抗命的浪漫想象，也在不经意间暴露出我们潜意识里对暴力抗争手段深刻的不信任感。

这和近几天机场混乱之后我所见到的许多“悲切之辞”倒也挺相似。有人一片绝望，提前宣判运动的死亡，仿佛已经参透本时代的什么必然性；也有人不无同情地说些宿命论式的风凉话：“一场xxx的运动注定将注定走向xxx而没有成功的希望。”

不过更有趣的是，近几天其实是7.1以后墙内第一次暴发集中的讨论，此前无论是7.21包围中联办、涂污国徽后央视发社论，还是元朗港铁令人瞠目的帮派袭击案，我的周围都不见许多人议论——不像墙外的一些简单想象，我们墙内的舆论场确实并不缺乏独立思考和调查精神，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独立思考”和发言的节奏，在很大程度上的确被审查松紧带和宣传机关放出的挑拨烟雾给设置了议程。

这篇文章，本来是我在7月2日当天用7个小时翻完一个telegram政治讨论群组“公海总谷”从6.30下午到7.2凌晨的4万多条记录之后形成的笔记，本来预备在豆瓣发出，后来意识到根本过不了你瓣审查，于是便搁延至今了。不过，在今天这个北京宣传机关大举下场的节骨眼上，我好像又看到给7月1日这短短24小时的微观断面写一份记录的价值。

一、不受伤，不流血，不被捕

那么，为什么是7.1？如果我们顺着时间线捋一下，7.1无疑是运动的第一个转折点。

6月9日，百万人上街游行反修例，创下回归后最高人数，政府不予理会。6月12日抗议者包围立法院逼停修例二读，被警方以催泪弹、橡胶子弹和布袋弹武力清场，武力水平超过5年前的伞运，一共11人被逮捕，且行动定性为定性为“暴动”。双方都打响了“第一枪”，从此各自走上不归歧路。

6月15日，林郑表态修例“暂缓”而非撤回。当夜，第一位殉死者梁凌杰坠楼，“撤回修例、撤回暴动定性、释放学生伤者（后改为停止检控示威者、追究警察开枪责任）、林郑下台（后改为实现双普选）”五大诉求的雏形在其遗言中形成，且被坚持至今。6月16日，两百万人上街游行，“不撤不散”。

如果总结一下6.12警民冲突到7.1之间的抗争形态，可以大致概括为两类。抗争者一方面组织大规模的合法游行（6.9，6.16和7.1），只要提前申请就可以受警方“不反对通知书”保护，同时借G20之机向各国展开创意百出的宣传战。另一方面则效仿法国黄马甲运动的“周末暴动”模式，本土化为“接放工”，昼出夜归地包围政府设施（主要是政府总部、立法会、警察总部，也曾光顾税务大楼、入境事务大楼等），既可以瘫痪政府运作，同时将对普通民众的影响降到最低；游击作战也可以避免伞运中长时间占领阵地，最后陷入疲惫、被一次性清场的结果。

在这段时期，抗议者之间始终流传一句口号：“不受伤、不流血、不被捕”，也的确在6.12之后的两周里避免了下一次警民冲突。即使在6.16大游行结束之后抗议者留守立法院示威区，似乎占有人数上的最大优势、群情激奋之时，他们也相互告诫着“不要冲”“不要冲”。

而这一切都被7.1下午开始的冲撞、占领立法会行动和随之而来的警方清场给打破了。

继之而起的便是贯穿整个七月、遍及全港各地一次又一次的白天游行，晚上清场、逮捕的循环。只不过那些许多将7.1视为“最后一搏”的抗争者大概没能想到，在那一夜“死谏”之后，还会有7.21元朗之夜以后白衣人、福建帮等帮派势力的下场，和近几天中央政府宣传机器大开动带来的乱象丛生。

二、无大台/去中心化

那么我最感兴趣的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在7.1那一天，抗争者会放弃自己一直坚持的原则，转向可能丧失舆论的武力手段？

这次冲击似乎对许多支持者来说也太不可理解了。它没有组织者，参与者无名无姓，它无计划也无事先预告，烈度十足却缺乏清晰目的，甚至从战术策略上来看也没发生在恰当的时机（详下）。周保松当晚在FB发帖，恳求抗争者离开。它的行动快过言说，即使支持它的人也需要时间寻找理由。第二天，叶越的文章说抗争者在模仿台湾的太阳花运动，梁启智和罗永康则说他们是准备好死在枪下的自杀者，徐缘写了一篇《终于想通了冲入立法会的意义》，似乎也没能讲出个所以然。

在许多关于政治运动的史学研究中，最为困难的时常是还原事件发生的过程。举一个也许不太恰当的例子：在1919年5月4日，组织、参与游行的人究竟都是谁，他们又为什么会在赵家楼点了火？由于现存史料的断裂，也限于我们对时人信息渠道的片面了解，史家往往难以直抵事件的决策中心，而只能依赖其对政治情势和参与者心态的整体把握来连缀史料，形成完整的叙事。于是，这种重构性的叙事也就天然地带有了“解释”的性质。

但是今天的我们理应拥有前人所不能及的优势，因为不少观察都提到了，香港这次运动最大的特征就是“无大台”、去中心化。 “大台”，本来指集会现场搭建的演讲台，配备大型音箱和话筒。没有大台，也就意味着运动不存在统一的路线和领导人，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决策中心。

那么抗争者如何统一意见、集结行动呢？靠社交网络。

在这次“反送中”中发挥最大作用的两个工具是连登讨论区和telegram，前者是公开的大型BBS，后者则是可加密的即时通讯软件，可以建立大大小小的讨论群组。我这次“潜入”的公海总谷即是新近形成的公开政治讨论群中规模最大的之一，截至目前已经有3.5万多个成员。其下又设文宣、资讯、物资、法援等分组，有些需要申请才能加入。6.12包围立法会的前一天，公海总谷的一个22岁管理员被警方以“串谋妨碍公务”罪拘捕，还让这个群组上了次新闻。

今天要去哪里、做什么，怎样才能最好地凝聚民气，向政府施压？在行动的筹划过程中，每个人每天都可以各抒己见，或者“转推”自己同意的方案，直到不同意见汇流成多数。在行动中，何处有警察，何处有伤者，何处需要人力支援，何处物资站需要何种物资，也都借由群组沟通执行。如同一架机器，竟能在一群无组织的陌生人之中有条不紊地运行。

这可能是最接近德勒兹设想的那种“块茎”式地下抗争的组织形态，并非由某条枝干向外伸展，而是将分散各地的支持者和力量聚集起来。——或者如南越森林里的地穴，在看不见的地方完成储藏、移动、攻击和躲避的全过程。目前的媒体报道似乎更多地关注香港人如何在街头进行“自我训练”——用手势沟通，用日常用品武装，召开现场讨论会、民主投票来决定下一步动向（至少在运动前期尚有余裕的时候）。但如果能将藏在“前线”背后、触及更多不同立场参与者的大量讨论记录收集起来，对于史学、政治学或传播学的研究者来说大概都会是更有价值的材料。

三、鬼/死士

于是，我尝试通过7月1日公海总谷的4万多条讨论记录来复盘那一天的经过，试图回答“他们究竟为什么冲进立法会”的问题。

首先，7.1的行动计划里是没有冲击立法会一项的。按原定计划，示威者7.1早晨应该在金钟到湾仔一带组织抗议，拦截政府方面开向金紫荆广场的车队，让原定8:00在那里举行的纪念回归升旗礼“不举”。随后转场到附近的爱丁堡广场升黑色洋紫荆旗，以示为城哀悼。下午则有已经申请到警方“不反对通知书”的七一大游行，结束后视情况再定是否守夜。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警方一早就在金紫荆广场四周部署防线，把大批示威者拦截在了金钟和湾仔外围。8点整，两架直升机把国旗和区旗运往广场，升旗礼在重兵围守、无人观礼的情况下“顺利”举行。而警察和示威者的对峙持续到了10:00左右，这时已经有多名示威者受伤、被捕，原定的爱丁堡升旗仪式也因消耗过大决定取消。而此时的林郑月娥还在同一众官员出席回归庆祝酒会，颇有种“哪管洪水滔天”的气势。

于是，正是在10:00到12:00的这段空白期，已经被堵在街头又无进一步去处的抗争者，通过临时讨论的方法决定转去金钟一带的立法会大楼。下午13:00，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冲击便开始了。

当转场立法会的消息传到公海总谷，群组里至少有八成是反对意见。当时组内的主流意见是转去礼宾府（特首官邸）投鸡蛋，因为消息传说林郑已经乘车回官邸，这次大家终于可以堵到她本人。而另一边的立法会今天并无议事，相当于一具空壳，且金钟位于游行计划中的终点，在此集结可能影响到下午游行的展开（事实上警方的确以此为由阻扰了游行）。

更重要的是，如果抗议者自制武器冲撞玻璃外墙，极易给人留下“暴徒”的视觉印象，又相当于“先动了手”；而且玻璃幕墙实际是楼内防暴警和抗议者之间的隔离墙，玻璃一旦破碎，正好给了警察走出楼外大施捉捕的理由。如此一来，既损害了长期以来和平抗议的形象，也会造成抗争者流血、坐监的损失。

在7.1整个下午，群组里流布最多的有两种论调。其一是所谓“鬼”论，即前线混进了对方安插的奸细，故意煽动暴力，据说已经有警队成员被人认出的，不知是真是假。另一种传言则说那些冲在最前的年轻人其实是“死士”，有人说某社工在前一夜的讨论会上亲眼看到有人报名去牺牲，也有用议员和冲击者的对话作证据的。其实反复刷屏的两种传言看似站在反对与支持冲击的对立极端，却共同折射出人们对前线行动的难以理解——或者把责任推给敌人，或者把冲击视为无法用言辞证成其合理性的“极端情况”去勉强接受。

四、不分化，不谴责，不笃灰，不割席

正是在此时，公海谷的人们开始提醒起同伴一条与“五大诉求”一同被坚持至今的原则：不分化、不谴责、不笃灰、不割席。笃灰，即背后相互举发；割席，即因立场不同而划分界线。我觉得“反送中”的这些口号最好站在伞运的延长线上去理解。正是五年前和平占中、雨伞革命的失败导致“真普选”可能性丧失，使得本届政府可以理直气壮地视汹汹民意如无物。五年之后，“反送中”抗争者从伞运的记忆里汲取了对抗胡椒喷雾与防暴警盾的实用技能，却在组织方式和行动策略上坚决地站在了伞运的反面。

争“大台”、相互指责“左胶（即左派空想家）”“骑劫”，这些计划和纲领分歧导致的派别相争都是伞运中发生过的故事。在“反送中”里人们近乎过敏般排斥领袖，警惕学运组织和主流政客试图为运动代言，坚持运动的无大台、去中心和分散化，不如说正是一种失败阴影里的PTSD。

许多观察都注意到，不同于雨伞运动由知识界主导、计划周详、次第展开的文质彬彬，反送中运动从6.9百万人大游行就显示出团结更广阔人群的意图。五年后，新一代抗争者将自己的合法性来源从伞运中学界、泛民派政团所代表的公共价值，转向了由全体香港市民所代表的社会公意。因而，反送中抗议者如此汲汲于隐去个人姓名和社会身份，不仅仅是为了安全着想，也是为了获得“香港抗争者”的集体名号，从而更加顺理成章地得到“公民抗命”带来的大义名分。

但是，能在每一次行动中以肉身扛警棍的毕竟是全体市民中的极少数。正因如此，在无大台的情况下，每个支持五大诉求的个体参与者都必须坚持“不分化、不谴责、不割席”，才能抵制港府划分“大多数和平表达意见者”和“极少数暴徒”的企图。也是因为如此，在流动作战之外，港人还必须不断组织大多数市民都可参与的合法游行，反复证明民气未落，仍在抗争者一方。这也正是在我写作本文之时（8月18日），170万人冒着大雨走上街头最大的意义。

而7月1日这一天，同样是举办每年例行（始自2003年）的大游行的日子。不同于示威者一早到会展中心扰乱升旗礼就可能被判“非法集结”，从而吃上牢饭，七一大游行由主流政团“民阵（民间人权阵线）”召集，受警方“不反对通知书”保护。虽然因游行起行前立法会冲击已经开始，民阵将终点从金钟改到中环遮打道而未获警方同意，因此民众在经过修顿球场后即可能被强制驱散，但组织者还是决定在下午15:00起行。

15时55分，游行队头抵达金钟，召集人称欢迎示威者在此离队，认为金钟“四通八达”，可让游行人士“去想去的地方”，同时提醒离队者注意自身安全，不少游行者即刻穿过隔离带，到立法会大楼提供支援。而在另一边厢的网络空间讨论着对策的telegram谷友们也逐渐达成了共识，无论各自立场如何都希望勉力支持、保护冲击者，预备到金钟现场去传递物资、壮大声势。

16:10到18:00，立法会大楼几幢玻璃门相继破碎，冲击者和防暴警在催泪喷雾的刺激性气体中对峙。到晚上21时，大楼正门的卷闸被撬开，示威者终于冲入建筑。而原本在楼内严密布防的警员们却一反常态地忽然消失一空了。

五、我城终局之战

讲到这里，故事已经快结束了，但我似乎还是没能回答问题：“那一天，人们为什么冲进立法会？”

如前文提及，叶越的文章说他们想重现“太阳花”，但早在冲击进行中就有人提出太阳花之成功在于台湾学生时有官员（时任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支持，而香港不然。梁启智和罗永康则说他们是想要自杀的死士，但警方宣布清场后抗争者大都自行撤出，最后三名死守者还被几十个战友冲上来架走，可见他们并非丧失理智、冲动行事。

但我们似乎只能回答他们不为什么，却无法回答“为什么”。也许我该承认，除非采访到当时的在场者，否则便没法给出答案。

其实我也可以做一番解说：从6.9到7.1，一百万人上街，两百万人上街，屡创回归后人数记录，沉默的利维坦却始终装死，没有官员回应诉求。6.15身披黄色雨衣的梁凌杰在拉起黑条幅后从高楼跳下，6.29、6.30又相继有两人殉死，卢晓欣自杀前在楼梯间墙壁上用红笔留下的遗书照片反复刺激着生者的神经。

与警盾日日对峙、相互喊话又要克制冲突令人身心俱疲，七一回归纪念日又是目之所见唯一一个适合“最后一搏”的日期。时间倒推回去，没人能预见到后来发生的种种，他们只把7.1视作是“我城终局之战”。

而7.1前一天下午举行“撑警”集会的地点同样是金钟，在集会散去的“蓝衫人”和当晚到金钟驻守的抗议者“换班”的当口，穿黑衣的抗议者屡被对方叫骂、喷唾沫、掷泥土，还有两个年轻人被蓝衫人包围、摔打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再加上通宵留守后清晨爆发的警民冲突，这些恐怕都是引爆绝望和愤怒情绪的“最后稻草”。

可是，这些关于情绪的解释颇易于理解，但它们又比其他的解说更加正确吗？其实，除了“五大诉求”之外，到目前为止恐怕没有任何一种言说足以代表全体抗争者的共识。而“反送中”的抗争行动从一开始就没有诉诸言辞，甚至回避可能带来分裂的解说行为，他们诉诸的始终是身体行动所展演出的象征性：上街游行象征民众的支持、瘫痪公共设施象征民众的力量、冲进立法会大楼象征民众的愤怒。

但是，要准确理解行动背后的象征意义，，否则便可能造成误译、错译（譬如在墙内民众的直观感受里，冲撞政府即等于“目无法纪的暴徒”）。因而在第一批抗争者冲进立法会之后，公海总谷里的谷友们立刻催促着他们开记者招待会、读宣言，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动机和诉求。这也是在整个7月1日，群组消息刷屏最快、情绪最沸腾的时刻。

可是，宣言该由谁来写、由谁来念？起初人们习惯性地要拉民主派议员来作代表，但延宕近两个小时之后，警方已发出清场预警。事出紧急，最终走上演讲台面对镜头的是多名带头盔口罩的普通示威者，而他们轮流念出的几份宣言亦是在极短时间内在网络上由众手写出，再被支持者转发、制图而形成的文本。

不知其名者念出不知其名者写作的宣言，他们费尽艰辛，终于在象征着香港民主和法制的立法会综合大楼里留下自己的声音，随后却又秩序井然地流水离开，表示“破坏秩序”实非抗争的初衷，而是警权泛滥之下的逼不得已。到这里为止，一天的行动才画上一个不错的句号。

六、港英旗/黑色洋紫荆

最后要提及的还有一个细节：在抗争者刚刚占领大楼时，议事厅主席台上曾支起一面港英旗，正是这面港英旗让我的一些友邻感到“心寒”了。但其实这面旗刚出现在直播镜头里，就被公海谷的谷友们吵嚷着要求撤下，因为“我们是反送中，不是港独”。很快，港英旗被更换成了反送中的黑色紫荆旗，群组里又是一片叫好。

其实，对于这类用以自我表征的符号，反送中抗争者常常是十分谨慎的，譬如在7.1前夜还有人专门写文章，引爱尔兰人的例子介绍“黑旗并不一定代表无政府主义”。在我看来，虽然反送中由对内地司法的不信任感而起，但至少在运动的前半期，“港独”论述都是人群中不受欢迎的声音，还曾在游行队伍中被众人指责“骑劫”。（反之，站在运动反面的撑警人士所使用的也主要是蓝色丝带等象征和平、秩序的符号，而非代表民族主义的红色。）

即使在七月中旬后出现诉求更宏大、本土色彩更强的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反送中的矛头所主要指向的依然是倚靠中共权威、无视民意的香港建制派政府，而不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或者作为文化/地理/血缘族群的“内地人”。

在如此情形之下，墙内的舆论机器仍然故意将反送中运动者描述成“港独暴徒”，渲染出一对“中港矛盾”来渲染民族主义情绪，这恐怕才是对反送中运动真正的骑劫，其对墙内舆论造成的“污染”，大概也会遗害数年。

七、其他

最后是我由这份笔记所生出的几点思考与提问。

任何一个正在当下发生的“历史事件”都将是对我们内心的historiology（历史编纂学）的考验，因为我们将不得不从纷繁复杂的媒介化信息（无论是媒体的报道、SNS上的传言、亲友之间的议论还是如本文所使用的那些“讨论记录”）中，为一场历时性的、多面向的运动演绎出一段可理解的叙事，从而将其纳入认知与记忆。

而对于香港的是次运动，我认为最大疑难在于应如何理解运动“单一面孔”与“复杂层次”之间的张力。

当大多数支持抗争的人都试图戴上“抗争者”和“香港市民”的统一面具，反复申说着一致的“五大诉求”，我们还能否，或是否还应该分辨：冲进立法会的人是谁，游行中走上街头的人是谁，“连登仔”是谁，tg群组里那些匿名id的背后又是谁？

而面对这样的一场运动，我们过去用以分析政治运动的那些框架、概念——关于社会身份的“职业”与“阶层”，关于政治立场的“左/右”或“和理非/勇武”，是否还依然有效？

目前看来，运动者意外的“寡言”，已经让相对依赖话语展开分析和转译工作的学者与媒体遇到了些许困境。对于站在公益角度上的知识界和媒体来说，究竟应该主动介入，让更多个体人士有机会展示诉求，来打开政府与抗争者相互理解、进行对话（或曰“分化”）的可能性；还是应该依附于抗争者凝聚共识的策略，加入这场共谋？（在此意义上，抗议者最近开始召开的“民间记者会”可能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变化。）

以及，对七一这个时间断面的回顾可能将提醒我们警惕一种简单化的因果论叙事：在我的观察中，即使暴力事件突然发生，大多数抗议者依然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进行了复杂的讨论，基于合理的理由决定进一步的行动，而不是情绪化地一拥而上。至少截止到7.1这一天，“无大台”并没有“必然”导向无秩序和无差别的暴力。

这也使人警觉：进行价值判断（谁对谁错）之时，仅仅是出于论理或基于某些原则（eg. 谁先动手谁理亏）可能是不足的，我们需要不断进行过程中的判断，分辨事件的每一步变化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又是谁应该为这些变化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