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风再来 ：一家独立书店的沉浮 以及公民社会的中国命运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江雪
原文发布时间｜10/07/2024

薄暮降临时分，于淼送走了最后一批读者，走出书店，妻子小芳在身后落锁关门。此刻，Connecticut大街华灯初上，“季风”两个汉字，用细细的灯线勾勒出来，在周围的一片英文招牌里跳脱出来，闪烁着光。

这是2024年的9月1日，季风书园在上海被迫关门六年半之后，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市中心重新开张。

开业第一天，意想不到的热闹，从早到晚，人流络绎不绝。打烊后的此刻，喜气洋溢在每个人的眼梢，于淼请三位年轻的店员一起吃饭，去了一家常去的中餐馆。才落座，面容和气的老板就走过来，送了他一杯酒。老板也是上海人，知道今天书店重开，也为他高兴。

早上十一点，书店正式开张。鲜花的香气萦绕着“书香”，不足200平米的两层空间全天爆满。于淼站在店内，不时有人来和他打招呼。六年前，季风书店在上海被关之夜，他曾跳上桌子激情演讲。那一段演讲在网上流传，故而很多人认得他。

开业第一天卖掉了五百多本书。于淼承认，这远远超出了他的心理预期。小伙伴们很兴奋，于淼却显得平静。“其实，今天卖掉一本，或者二十本，几百本，我的心情并没有太大起伏。”他说。

仿佛是命运之手推着他到了今天，也仿佛这就是他的“必做之事”。他原本以为季风的那一页已在生命中“翻篇”，但2023年底，和朋友的一场闲谈，却无意中鼓荡起了心底的一个愿望：或许季风可以重来？这心念一起，便不能阻遏。他意识到，2018年1月31日，书店在上海的最后一夜，当便衣警察在店外守候，而热情的读者仍陆续赶来，那一刻，店内点起的星星烛光，其实从未曾在他心中熄灭。

在朋友沈亚川眼中，企业家出身的于淼一直是“行动力超强的一个人”。这次也一样。2024年初夏，他就正式签下了租房合同，为季风在这座大西洋岸边的城市找到了落脚之处。而且合同一签就是十年。赞叹他行动力的另一位朋友L也吃了一惊：人人都知道，这是开书店不能赚钱的年代，何况是在美国开一家严肃的中文书店，竟一签十年？也由此知道了他的决心。

坐落于华盛顿市中心Dupont Circle街边一处老建筑的季风书园，样貌素朴，如读者在Google Map上留言的，“不大，却可爱”。进入店门，除了沿墙壁立的竹木书架，以及上万册中英文的森森书阵，还有作家高尔泰题写的“季风书园”匾额。最吸引人眼睛的，则是墙上的一面大镜子，贴满了2018年季风被关门之前读者的留言。其中的两百多张，如今被漂洋过海带到了这里。

“风继续吹，它的名字，叫自由。”这是2017年底那场漫长的道别中，一位无名读者留在季风门口的话。仿佛是一个预言，如今书店的文字Logo，就是“风有声，鸣自由”，印在特别订制的书袋上。

季风书园曾经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窗口。如今，那个活跃的年代已然远去，六年来，于淼本人，经历了书店被关、去国读书，以及妻子被限制出境、自己最终被迫流亡海外的境遇。四季轮回，历经艰难，而季风终于重新在中国之外吹拂。这不仅仅是一个书店的命运与故事，也是公民社会在中国20余年的历程缩影。

“你可以想象这是小说《1984》中的一个场景”

2017年的上半年开始，于淼一直在上海的各区之间奔波，希望能为“季风”寻找到新的店址。年初，他接到通知，季风总店物业所在的上海图书馆，在2018年1月31日租期满后，将不再和季风续约。

听起来这理由冠冕堂皇，但于淼以及相关的政府管理者，则对那个没法“点破”的原因心知肚明：此前，季风已被上海最高层官员点名为“自由化”“颜色革命的阵地”，意欲除之而后快。和2008年、2011年那两场因经营原因引发的“季风保卫战”不同，这次，时移势易，季风被关几乎已是注定的命运。

于淼还是不甘心。那段时间，他走遍了上海的各区，为季风寻找可能的落脚处。季风品牌美名在外，好几家企业都表示愿意合作。但于淼前脚走，后脚就接到这些企业的电话：对不起。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接到了官方的通知——不能和季风合作。

季风的另一家社区店，和咖啡馆合作，但官方说是“无证售书”。待到正式申请“图书经营许可证”时，又置之不理，最终被“强行执法”而关闭。新江湾、八里台、嘉定区的几个合作项目都被迫夭折。

被关门已是无可挽回的命运，那就只能来一场有尊严的告别，为书店筹办一个“优雅的葬礼”。这也是季风创始人严搏非的愿望。于淼内心则还期待着某种转机，他曾说，“在死的过程中，也酝酿生，看看未来能有什么方式能够继续我们原有的理念”。

2017年，宣布书店被关的这一年，恰好是季风诞生20年。为此，书店策划了“季风时代20年”的纪念活动，列出了20个人文主题讲座，以对应每一年的流行思潮和社会问题。

这也是季风一贯的风度。此前五年，也就是于淼自2012年接手季风之后的这段时间，书店举办了800多场活动，包括系列人文讲座。因为怕被官方阻扰，一些讲座往往在前一天才发出消息，但还是能吸引来上百人参加。如同奇迹。

但这个奇迹就要被中断了。一把看不见的剑悬在那里，如今要无情地落下。

在这个时刻，于淼决定把书店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作用发挥到最大。既然命运无可更改，他要让季风在上海留下最深刻的回响——在不断的干扰中，季风的活动反而更为频繁。

路边堆满积雪，上海最冷的时候快到了。从春天宣布告别，到此时即将落幕，每天都有读者从上海乃至全国各地过来，留言，甚至落泪。2017年12月，季风举办了一场活动，讨论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独立书店的命运。邀请的嘉宾是三位中国独立书店的代表人：严搏非、刘苏里，以及薛野。后两位分别是北京万圣书园，以及贵州西西弗书店的创始人。

活动以对谈的形式举行。他们一起回望独立书店在中国的命运，这其实也是公民社会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薛野讲得动情，甚至说，季风的死亡如此重要。“任何一个不来参与到这场告别的人，就不能在中国被称为读书人。季风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来表明自己是谁，以及自己的立场”。这话说得有点极端，但有此情此景下的深意——季风之死不仅是一个书店的命运，还关乎中国人正在被扼杀的公共生活。

漫长的告别还在进行，于淼必须面对“书店之死”背后所有琐屑的事务，包括清理库存、安置员工等等。有一天，在店内巡查时，他发现了好几处隐藏的监视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偷偷安装上去的。

再一次，在书店隔壁的一家宾馆，警方的几个人找于淼谈话，他们是上海方面的“国保”，也即思想警察。这次 ，谈话快结束时，于淼问他们：你们真的相信，你们所做的这一切，关掉季风这样的一家人文书店，是正确的吗？

其中一个看起来颇有“水平”的警察回答：你可以把这一切想象成是小说《1984》中的一个场景。

283天倒计时，最后的告别来临了。2018年1月31日晚上，便衣警察守在门外，送别的读者从四面八方赶来，人们在书店里唱歌，读诗，于淼和员工们一起朗诵了济慈的《夜莺颂》。音乐流淌，烛光闪烁，经历了前一晚的“断电”干扰，此刻，气氛达到高潮。于淼跳上了桌子，开始演讲：

“如果说季风二十年在上海精神文化史上留下了什么，我想首先是一种纯粹，由民间自发追求独立思想和追求真理的一种执着状态中的纯粹。它给了我们很多力量和勇气。另外留下的，就是一个伤疤。伤疤里面，你能看到无知和荒谬。这个伤疤已然形成，它无法愈合，我们只能跨越，我期待跨越的那一刻。”

“伤痕已然形成，只能跨越。” 时隔六年，这句话，依然被很多人记得。

六年半之后，2024年9月，季风华盛顿DC店开业的第二周。一个下午，秋阳温暖，于淼站在店门口抽烟。一个斯斯文文的男生走过来，抱着一摞刚买的书。“你是于淼吧。我就是想告诉你，季风关门的那天晚上，我是在场的志愿者。”男生简短温和地自我介绍。

他打开手机上的照片给于淼看，那正是书店最后一晚的情景。一瞬间，那晚的灯光、歌声，那个冬天坚持而不屈的气息，仿佛呼啸而来。这六年后的相遇，让于淼眼眶一时潮湿。他们握手道别，才知道男生从杜克大学专程过来，路上开车需要5个小时。

从1989到2018 一家书店和它经历的自由主义启蒙

“季风是大洋气流，随气候变化，生生不息，就像近代中国的命运。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出，开始现代化进程，对外部世界的吸收和抵抗、融化和变构从此就成为它的命运。”

2008年，在接受上海《新民周刊》采访时，严搏非曾如是说。那时候，季风书店因巨大的经营压力，正面临着第一次关张。得益于当时相对宽松的氛围，还有回旋的空间，彼时，他接受了不少媒体的采访。

出生于1954年的严搏非，是那一代典型的知识分子。他12岁时，文革爆发了。1969年，他作为知青被下放去内蒙插队，在乡下呆了9年，还当过生产队长。他看到农民把“最高指示”糊在窗户上，也看到公有制下的贫穷如何压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皮囊之下，真正让人们能够活下去的，是仅存的一点点私有经济。1971年的林彪事件，则让他在政治上启蒙，林彪坠亡之后中央下发供批判的“571工程纪要”，成了他和很多知青一代的启蒙书——原来，在神圣的中南海，“纯洁的政治似乎并不存在。”

1987年，严搏非大学毕业分配去了上海社科院工作。那以后，便是具有转折意义上的1989年天安门事件。1990年代，邓小平“南巡”，中国兴起下海热，全民经商，严搏非也辞去了公职。他先是办报纸，1997年创办了季风书店，鼎盛时期曾有八家分店。季风从此在上海吹拂20年，直到2018年彻底关张。

作为一家独立书店，季风一直以严格的选书，以及良好的学术品位而著称。书店以人文思想类书籍为主，而选书则是严搏非的专长。在季风书店转交给于淼之后，他完全退出日常经营，全心主持他2003年成立的三辉图书，出版的也是高质量的人文书籍。

严搏非对季风的定位之一就是承接1980年代的启蒙理想（见财新记者谢海涛报道《用书店接续启蒙理想》）。事实上，1990年代开启的中国独立书店事业中，创办者大多都有这样鲜明的理想主义气质，万圣书店的刘苏里就曾在1989年“六四”之后入狱并失去公职。而严搏非曾谈到，他在北京的风入松书店，看到创始人王炜一口气进了2000本上海三联出版的《海德格尔选集》，不免大吃一惊。而王炜却说：“每年卖200本，我卖十年，总能卖完。”这几乎算是疯狂的理想主义，严搏非告诫自己，一定不能这样做，要控制成本（见2008年《新民周刊》报道）。

在度过2008年的危机后，季风书店略得喘息，但还是举步维艰。到2012年，受整个行业的影响，季风财务形势严峻，面临即将关张的困境。严博非决定寻找更合适的人，来接手季风，他一无所图，只期望季风能够存续下去。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上海年轻的企业家于淼。“第一眼看到于淼，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干净的人”。在一次采访中，他曾这样说。他当即表示愿意托付，而于淼也几乎没有犹豫就决定接下季风。那时的于淼，还想不到，这将是一个深刻影响他今后命运的决定。

于淼在接手季风后表现出来的激情，让严搏非惊讶。那时，为了让书店顺利经营，避免当局忌惮，严搏非远离了季风，保持沉默，这也算是一个代价。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在推动季风从书店朝向一个公共空间的道路上，于淼走得更远。

季风原本就有各种读书活动，从2013年开始，各种讲座、活动开始十分频繁，而活跃在这些讲座或活动里的，大多都是中国泛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

在2023年我们的一次长谈中，于淼回望了那些年季风选择学者讲座的标准。其实就是两点，一是讲者要有好的学问，有扎实的学术基础，并且不因循守旧。二是要有公共表达的勇气。“这些讲座的内容，无外乎两方面，一个帮助我们认清当下的现实，另一个就是寻找路径。我们的讨论不是象牙塔中的讨论。”

在中国，这样的学者数量其实很少，他们更符合“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位。但恰好在2013年前后，在中国官媒推动下，“公共知识分子”一词在中国开始被严重污名化，甚至成为一个贬义词。

秉持这样的问题意识，季风实现了从书店到一个公共的社会空间的转型。只是这一切发生时，中国短暂的自由主义思潮传播即将无路可走，原本微弱的公民社会也即将迎来打压与重创。越来越多的活动被当局勒令取消，2016年被取消的有郝建、赵楚、傅国涌、高全喜等人的讲座，2017年被取消的有童之伟讲座，以及女权主义分享会等。

据于淼回忆，季风也曾和上海官方有过十分短暂的“蜜月期”。2013年，于淼接手季风的第一年，季风甚至得到了官方对民营书店的文化补贴，在当年的上海书展上也得到了重要的位置。但第二年，再申请补贴时，氛围已经发生了变化，于淼直觉到季风已很难再拿到这个补贴了，他问负责的官方人员：有没有希望？对方摇头，他就放弃了。当年的书展，勉强给了季风一个展台，后来，就再也没有了。

没有了严搏非的季风书店，不仅没有收束，反而更像放开了手脚。这一点被官方很快“识破”，并对于淼给出了“傲慢且坚定”的评价，意思是其人难以改变。也的确如此，于淼虽然年轻，但他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丝毫不比严搏非弱。虽然他一直视后者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当季风对人文精神的坚持被当局视为某种“对抗”，其实季风的命运已经注定，到了2017年，“图穷匕见”，偌大的上海，再也没有了季风的容身之所。接下来，是道别的时候了。而这场漫长的道别，正仿佛是一个时代的谢幕。

在中国，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深受前捷克总统、剧作家哈维尔“活在真实中”理念的影响。于淼身处这样一个公民社会行进的过程，自然也不例外。

于淼说，如果说书店有人格的话，季风就是“求真”的，也带着不屈。季风不是一个纯粹谈论学术问题的象牙塔，而是热情地关照现实，做了“一个又一个很坚硬的题目”。季风曾经有一个专门的“影像”栏目，放映了几十部纪录片。中国近些年重要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几乎都曾到季风播放过作品。

“这些优秀的纪录片，蕴含着导演真诚的情感，诉说着时代真实的故事，但这种‘真’的体现，在当下步履维艰。那些有权的人并不愚蠢，他们知道‘真’的力量可以摧枯拉朽，所以要遮蔽。不过常识告诉我们， ‘真’不会消失，而会在沉寂中积淀出越来越多的生命！”2020年， 在《消失的季风影像》一文中，于淼曾这样回顾。

“季风的立场不是从第一天就有的，而是逐步形成的，当然是因为先有人的立场才有了书店的立场。”严搏非曾经这样说。也正因如此，他把对季风的介绍总结为一句话，“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

2024年，季风书店在美国重新开张之时，其中的一款书袋上，就印着这句话。而如今书店的墙上，就挂着当年季风现场的照片。当读者拾级而上，就能看书店作为思想交流的场所，曾经如何吸引那些爱自由的灵魂。

从灾难救援到教育公益    “我是一个古典的理想主义者”

1972年5月12日，于淼出生在山东济南。彼时，文革已到后期，但尚未结束。

他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里长大。父亲在大学教授电力系统自动化，母亲是电视台的一名技术编辑。在他眼里，父母都是很正直的人。“如果街上有人打架，他们是一定会上去劝阻的人。”

1989年的5月，他正上高三。济南的大学生们组织游行，他和几个同学坐在母校济南二中的墙头上，看着大学生们喊出他们心中的诉求。

和那时候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每天在电视上看着各地抗议的画面，天安门广场绝食的人群，那是热血沸腾的时刻。但随之而来的是“六四”开枪之后，中央电视台的画面上滚动播放着消息，大学生和民众们都突然成了“暴徒”。从那以后，他再也不相信“宣传”。

1989年的九月，于淼进入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读书。同学中，有后来的青年经济学者温克坚，也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小芳。

彼时的中国，人们还没有从“执政党向人民开枪”的震惊中缓过劲来。意识形态高压之下，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要军训，学生们要接受教官的训话，首先学习服从。

大学里的氛围是沉闷的。但于淼有文艺青年的本色，他很快组织成立了一些社团，文学社、吉他社什么的，还到校园外邀请吉他老师来讲课，也跑去请山东大学的教授来“给大家讲讲”。

1990年的那个“六四”，悲伤的记忆依然鲜活。他和文学社的七八个同学，点了蜡烛，在学校食堂的楼上纪念。巡逻的保安来了，在楼下大声喊叫，赶走了他们。但黑暗中的烛光，以及压抑的激情，“至今我的皮肤还能感知到。”他说。

那时的大学里，陆续有参加过“六四”的学长毕业分配，工作都受到严重的影响。有两个当年领头的学长，一个分配到四川偏远的地方，一个在北京，他们都先后年纪轻轻地死去。是遇害？或者是厌世？消息传来，他们这些低年级的学生内心受到很大冲击。于淼形容，那时“仿佛看到一种可怕的现实在那里。那团巨大的黑色隐隐就在那里，但你摸不到它。你没法控诉，也没法摆在台面上去说。”

彼时外贸专业正火。1993年大学毕业，于淼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国有外贸企业，为的是以后能够回到上海的分公司，与女友，也就是后来成为妻子的小芳团聚。1996年，他辞职创业。那时候，严搏非还没有辞职创办季风，虽然同在上海，但他们并不相识。

于淼记得那些日子，蹬着自行车去商场推销产品，租一张办公桌都很困难。经历了所有创业的艰难，凭借勤奋与坚持，渐渐的，他的企业站住了脚跟，并在商业上小有成就。2006年，他参加了上海交大EMBA班的“玄奘之路”戈壁徒步挑战赛，没想到，这成为他进入公益行业的开始。

2008年汶川地震的爆发，成为一个契机。那一年，也是中国公民社会进程中标志性的一年。似乎是不经意间，无数人的生命也因为这一年而改变。

地震爆发时，于淼正在戈壁滩上。前一年的5月12日，父亲去世，当天也是他的生日。一年之后，哀伤尚未过去，而在巨大的自然灾难面前，尤其是当人在戈壁滩的风沙之间，他的内心受到更大的震撼。

也是在戈壁滩上，他的队友——大多都是年轻的企业家，相约今后要投入到灾难的救援中来，并立即付诸行动，现场组建了一支志愿救援小队，开始接受正规的训练。当年六月，他们就到了映秀，参与灾后的物资运送。

2011年，玉树地震发生时，于淼和伙伴们已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救援队伍。他们第一时间飞到四川，因航班取消，又转飞西宁，开了十多个小时的山路，成为最早进入玉树地震现场的民间救援组织。从那以后，雅安地震、鲁甸地震的救灾现场，都有他和伙伴们的身影。

在灾难救援的现场，所有的问题都变得具体。如何用生命探测仪，用手挖，用铁锹或小型工具？现场有受伤的人怎么包扎？怎么制作小型担架 ？这些都是结结实实的。

“在现场，所有的情感都锁定在当下。当你追问地震背后的原因，那些没有墓碑的死亡，这些勇气也会转化成现场救援的力量。”于淼说，那时候自己已经当了父亲，“有孩子后，我对孩子特别关注，看到孩子受伤害，我就受不了，那也是我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孩子们的成长，作为社会的一员，你是有责任的。看到了就不能回避。”他说。也正是这个原因，他把目光投向了更多的孩子，并很快参与到教育公益中来。他参与创立的“戈友公益基金会”，发起了“柏格理志愿者小路”，成立长短期的支教队，切实帮助云南、贵州山区里的孩子们。他每年都去贵州，去的最多的是毕节地区的威宁县，那是当地最穷的一个县，面积和上海差不多，但大部分都是山区。他跑遍了该县大部分的镇子，以及那些大山深处的学校。

如何让孩子们拥有更好的教育？后来，戈友基金会和脚里学院又发起了“好校长”培训计划。这个培训计划主要针对乡村校长，于淼认为，要让孩子们受益，还是要靠校长的理念。他希望帮助乡村校长去思考什么是好的教育，并在有限的空间里做一些行动。

培训别有趣味——校长们在茫茫戈壁滩上参加四天的高强度徒步，当他们身处天地之间、心灵打开的时候，再请老师们来讲课，共同探寻什么是“以人为本”的好教育。以2017年为例，雷颐为校长们主讲《近代中国“人”的觉醒》、王建勋则主讲《读书人的责任和使命》、顾远主讲《旁观者的一生》、王晓渔则主讲《风雨如晦，弦歌不辍》，为乡村校长打开了另外的一扇生命之窗。

一直致力于教育公益的梁晓燕，也在那时候和于淼接触多了起来。“我发现他身上有一种很浓厚的人文知识分子气质，这一部分甚至超过了企业家的那部分。”梁晓燕回忆。2016年，她也曾被于淼请去戈壁滩上，给“好校长”们讲课。“他不像别的人，把公益理解为做做好事，需要产出效率什么的。他一直在思考的，是如何有一个好的社会。例如通过培育校长，影响到他们的理念，进而对教育产生影响。”这一切，让多年来始终做教育公益的梁晓燕，颇多惊喜。

“人终究是要在黑暗中觅光而行的，那些人文精神下的同情、执着、死亡、反抗，必定会播下一些种子，悄无声息地助力于我们丰满而醒觉的人生。”2019年2月，在哈佛沙龙邀请的演讲稿中，于淼这样写道。

彼时，距离书店的被关刚刚过去一年，他内心的激荡渐渐平静。他暂时离开中国，在美国大学读政治学专业，学习之余，还写下《中年爸爸去留学》的系列，轻松诙谐，只讲自己的故事。受邀演讲的时候，他就选定了“教育”的主题。

但现实正越来越严峻。从2017年开始，于淼一直推动的长期短期支教都被叫停了，当地的教育厅说是“教育主权”问题，以资格审查的名义，让他们撤出。石门坎的柏格理志愿者小道也被关闭，据说是“宗教原因”。再到2023年，于淼也成了有国难回的流亡者。

“书店曾经代表不屈的精神   但如今只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华盛顿DC是一座建在沼泽地上的城市。Dupont Circle 是一个交通的大圆环，也是城市的中心。穿过圆盘，草地上有流浪汉，也有发呆看鸽子和松鼠的人。过了一家星巴克，就是季风书店了。门头不大，绿色的橱窗里放着中文和英文书籍。旁边的Kramers书店，已经有70年的历史。

季风就在这里开张，竟然毫不突兀，仿佛它天然就该在这里。

这座1920年代的三层建筑，是历史保护范围。书店装修的时候，管理很严格，承重，装门头都有很多要求。于淼幸亏有妻子小芳帮忙。她十分能干，英文流利，和各方面沟通无碍，处理大大小小琐碎的事务，这大大减轻了他的压力。

怀着忐忑，到了正式开张的那一天，当读者从四面涌来，于淼才知道，自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虽然被迫搬到了美国，但季风的品牌效应还在。几乎所有来的人此前就知道季风。

开业前两天，于淼写了一段话，发在公号上，大意是说“季风将异域重生”。消息很快在朋友圈里刷屏，在阅读量到七八万的时候，这条消息就被删除了。看来，在当局眼里，“季风”依旧是敏感词。

但支持者的热情出乎他的意料。很多读者都和上海有关联。在店里他和小芳经常听到亲切的彼此问候：“侬是上海人？”

开业那天，来了一对夫妇，老两口1990年代从上海来到美国生活，老先生是大学教授，过去每次回上海都要去季风，结果后来季风被迫关闭，成为心头遗憾。今天书店重开，“这是一件让我要流泪的事情。”老人说。等于淼再看到他，老先生刚接受完华盛顿邮报的采访，眼角泪痕尚未拭去。

两个年龄大约六十多岁的女士，满头花白，还带着行李箱，就进了店里。其中一位女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英文书《The Last Boat From ShangHai》（《最后一艘离开上海的船》），这是她写自己母亲的一本。她身边的朋友，翻开书，指着一张照片，是1948年的一位上海女性，秀美大方，那是她的母亲，离开中国后去了台湾。她们都很惊喜在美国有了这样一家高品质的中文书店。

也是开业当天，一个年轻的男子，在寻找自己想要的书，他说，他和妻子从俄亥俄州专程过来。妻子在大学教书，在这里看到好多喜欢的中文书，如获至宝。她买走的书里，包括一本徐贲的《极权下的人性》。

还有电话打进来。电话那头的人说自己出生在美国，母亲大半生研究中国的历史，如今去世了，留下许多中文书，但自己和父亲都读不懂中文，问能否捐给书店……

纸上的故事，人生的故事，就这样在书店交汇。于淼为此感动。他觉得，书店的气息，除了人们对知识的追求，更多的，是一种对自由的渴望，对正常生活秩序的向往。

曾经，在国内不自由的环境里，季风书店带上了一种冲击、反抗、不屈的色彩。但在这边，一个正常的社会，书店是为了营造更好的生活秩序，让生活更加丰满。于淼对此有清醒的认知。

这些年 人们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2024年9月，就在季风开张的同时，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报道《Liberalism is far from dead in China》，谈到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认为自由主义虽然在中国备遭打压，但并没有消亡，反倒在打压之下，吸引到更多默默的追随者。

联系到季风的被迫关张，“天鹅之死”一般的告别，以及今天的异域重生，这一切更像是中国公民社会境遇的一种映射。

2018年，诗人廖伟棠曾在台湾的上报专栏发表文章，他对季风选书的精当，以及文学和自由主义思想书籍印象深刻。文中，他将季风与100年前上海的“第一线书店”因为传播左翼思想而被政府关闭来对比。“虽然表面上时左右相反，但“实际上都是源自对自由思想的恐惧”。“只不过今天的上海，已经没有一个例外之地的租界，可以保护一家书店”。

2023年的上海，经历封城，有乌鲁木齐中路的白纸抗议，有喊出“我们是最后一代”的年轻人，也有因拍摄白纸抗议被抓的独立导演。对自由的追求在艰难中行进，一切都是有代价的。如果从1989年算起至今，中国监狱里的良心犯始终绵延不绝。不管是人权律师、独立记者，还是NGO从业者，抑或是艺术家，以及一个个为维护自身的权利而抗争的普通人，伴随着中国公民社会近年来遭遇重创，这个名单已经越来越长。还有更多的人，则被动流亡海外，有家难回。

从2022年9月直到2023年5月，于淼一直心绪不宁。那时，他住在佛罗里达，炎热的天气，心里却总有一块冰寒。妻子小芳在2022年1月因照顾母亲回上海，经历了三个月的上海封城，等要再出国时，却被告知限制出境。原因是中国警方怀疑一篇在美国发表的批评文章与他有关，上海方面要他回国接受调查，以换取妻子出境。

接下来是极为煎熬的九个月，经历了不卑不亢的抗争，以及华尔街日报、美联社等美国多家主流媒体的报道，2023年5月，小芳终于被放行。他飞去纽约，从机场接妻子回来。一方面，心里的巨石落了地，同时也明白，自己短期内很难再回到中国。

2023年9月，搬到华盛顿DC不久，他与朋友在河边聚会，正值中秋，看月亮升起，突然有人说了句，“这里坐着的，都是回不去中国的人。”

身为流亡者，他不愿沉浸于谈论乡愁。他想着该做一些什么，毕竟很多时候，只有行动才能给人力量。在最煎熬的那些日子，他曾陪伴着儿女，一起等待妻子回来。“如今，她回来了，我什么都不怕了。包括不怕书店失败。不怕前面可能发生的一切。”他说。

书店注册成了非营利机构，这让他不至于有太大的经营压力。同时，他心怀开放，季风开张后，各地都有人咨询关于开中文书店的事情，他都倾囊以授。他乐于见到更多人与人的链接，这原本也是公民社会的本义。

“在这边开书店，我们没有了红线。但我们有自己的底线。底线就是学术良知，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正义。我们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动或主动地在这边。”他说。在他的设想中，因为向往更好的社会，在这边做事，这种价值也会也传递到故土。“不管你在那里，你都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也追求社会正义。”他说。

“身处历史 ，个人没有垃圾时间”   以及“有一天，我们能自由地回到故乡”

讲座将在下午四点开始，读者已经陆续到场。于淼带领书店的员工推开书架，妻子小芳在摆放桌椅。这是2024年9月，华盛顿每年最美的季节。燥热退去，温度适宜。

这天下午的讲座是裴敏欣，他是政治学者，从1989年后去国离家40载，如今满头华发。他今天的讲题是“数字极权下人的隐私与权利”。前一天是斯坦福大学教授吴国光，讲题是《公共生活与族群自由——从“亚流亡”到海外华人的文化重建》。两位讲者不要讲课费，自己承担住宿。他们说，来，就是为了表达对季风的支持。

书店面积不大，但厅堂有四米多高。门口拉下来一个投影幕布，便成了讲坛。一楼的位子已满，从二层望出去，大玻璃窗外，有夕照，有树影和飞鸟。屏幕上的内容则是惊动人心的。裴敏欣教授介绍自己的英文新著《The Sentinel State》（哨兵国家），讲中国如何管理“重点人口”，文革中被中断的线人体系，如何在1974年前后被重建起来……每一页PPT都关怀到严峻的现实。现场有五六十位听众，听得入神。

讲座结束后，椅子收起，人们迟迟不肯散去，热烈的讨论还在继续，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这正是于淼心中一座书店的样子。

9月开设了三场演讲，包括哈金的讲座《故土的束缚》。10月6日，不明白播客的线下活动，要在这里举行，独立学者蔡霞要和袁莉将在这里对谈。每一场活动，报名参加的人都爆满。

“每个公民——每个自由、平等的公民——都有要求得到国家公正对待的权力，这不是乞求，而是作为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也不是施舍，而是国家对待公民的基本责任。当个体意识到这项权利，并努力捍卫时，国家便不能只靠暴力来统治，而必须提供理由来争取人民的支持。”

这句话，取自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周保松的新著《左翼自由主义——公平社会的理念》。季风的书柜上摆放着这本书的签名本。九月份，卖出了多本。

“书店从推进到顺利开张，这段时间最深的感触是什么？”我问于淼。

 “感觉像一种侥幸，并没有做很了不起的事情，但得到了超乎想象的回应。我想人们不仅是对季风这个书店品牌有认同，还掺杂了对中国这个时代、自己命运的关切，也呼应了个人命运在其中的不堪、委屈等等，才引起这么大的欢呼。”

 “还会梦回上海吗？怎样描述你今天对中国的情感？”

 “我们说要重新安心，扎根土壤，开启新的生活，没有那么容易。不经意间，你的情感，牵挂，对未来的期盼，都和那边的故土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经过几年，就标志着你开启了新的生活。你内心的羁绊依然在。哈金的主题——故土的束缚，可能到死都解决不了。但你没有选择，还是得挣扎出来，一步步往前走。”

   “开书店的过程，也是一种洗刷。你通过这些，试图洗刷对过去对故土的依恋。你依然用行动去化解，回应一切之以行动。我希望每天的时间段，不要空空过去。”

 “这两年常有人说历史的垃圾时间，形容无事可做，苦闷的时代氛围。你承认历史的垃圾时间吗？”我继续问。“可能历史有垃圾时间，但对个人来说，哪有垃圾时间啊！你不可能因身处历史的垃圾时间而停止做事。”他的回答干脆利落。然后，补上一句：

“我相信，有一天，季风终能回去。而我们都能自由往返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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