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琐记

不知从何时起，养成了出门看字的习惯。公园里大爷蘸着水写的字、村子里白底大红的标语，乃至于电梯的注意事项，反复咂摸，也觉得蛮有意思。比如今天地铁里的禁止事项说禁止乞讨、卖艺、分发传单等行为。这个“等”字，一下就把禁止的事项扩大了。地铁管理者会不会处罚一个在地铁里吹口哨的人，说她是卖艺呢？按法学院里教的各种分析法条的方法，显然可以用noscitur a sociis来解释，也就是被处罚的行为应该属于一类，一种性质。比如在这里，精确的定义应该是approach others for personal benefit （接触他人来为自己牟利），乞讨、卖艺、分发传单，都可以放在这个category里面。我们中国的立法，总是喜欢列举，然后担心有疏漏，加个“等”字。在法治不彰的我国，权力受的监督极弱，立法又这么不精确，给政府“任性”提供了充足的借口。

法律条文模糊还算好的。在干涉言论自由方面，比如微信删帖，直接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无法显示”。请问是哪条法律法规，怎么违反的呢？法家说“刑不测”才能体现权力的至高无上，就是这个道理。中共素有四项基本原则，被称为改革开放不能触及的红线。如果他改变整个对待舆论的态度，变为只要社会舆论不触及这些红线，统治者被统治者相安无事，也许大家的怨气会小的多。现在舆论场上动辄得咎，投资几亿的一个电影项目，本来都过审了，被极左派认为冒犯了他们的意识形态，疯狂阻击，最后居然这个电影就下架了。不清晰的法律标准，加上要求整个社会红彤彤、意识形态无比纯净，不能加上一点杂质的原教旨毛左横行霸道，这个社会的创新冲劲就被打压下去了。没有一些无视社会桎梏的怪人狂人的生活空间，大家都多磕头少说话，大清国怕是药丸。

为什么没有选票的英属香港，和长期一党执政的新加坡可以发展起来呢？我觉得英国人留下的法治是决定性的因素。虽然英国人的法律区别对待英国人和本地华人，但是规则是明面上的，规则也是可以被修改的。而在大陆，把法律的罗网织的宽宽大大的，乃至于不要法律条文，整个天地都是罗网桎梏。大家普遍违法，政府为了表现某种姿态，选择性执法，比如要限制“无序资本”时对滴滴的重拳处罚，潮汕运动式的检查商铺防火。这是法家的统治术，而不是现代的法治。曾有位经济学家说中国需要的是分权（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和法治（清晰的、明面上的规则），余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