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擊以後，創作就是我一生中的蠢事——訪黃仁逵新書《天一半地一半》

（原文刊載於虛詞・無形）

文｜曾繼賢

三個月後，我重回上環太平山街的見山書店，也是即將結業的見山書店。適逢繪畫人黃仁逵（阿鬼）於這裡出版散文集《天一半地一半》，告別見山之前，也想好好作個記錄，便邀請阿鬼做新書訪問，他說慶幸我選了在見山會面，其實是滿足了我的儀式感。相約當天是平日，見山旁邊的「郁鍵快餐」人頭湧湧，幾個遊客四處踱步打咭，我在閣樓等著，眺望後方遊樂場的孩子。未幾，黃仁逵叼著香煙徐徐走來，他像撤下了氣場，著我坐在門口旁的椅子上，我打趣說忘了帶上啤酒，就此在冷風中展開了訪談。

順順逆逆，我選擇留下擁抱日常

數算黃仁逵上一次的出版，已是2016年的散文集《眼白白》，此次《天一半地一半》主要集合2015年至2017年間在「端傳媒」的同名專欄，並配有麥淑賢的英文翻譯，中英兩文，又未嘗不是一種天與地的含意。但是怎樣的因緣際會使然？他說沒有刻意促成這次的出版，只是初時麥淑賢有興趣翻譯一些文章，他偶爾也會把文章給她看看；又因為他的兩位女兒不諳中文，於是麥淑賢提出出版翻譯結集，便找來見山書店的Sharon （陳莘堯），對方竟一口答應。有趣的是，新作推出已有兩個月，黃仁逵笑說兩女仍未讀過。

也許因為自小就看豐子愷的畫作，黃仁逵的觀察對象多是大街小巷和草根市民，其作品自然就 貼近生活日常。所謂「日常」，即在世俗之中無意識地做著重複的事，無非就是常規的另一種說法，那麼對如此強調日常的黃仁逵而言，日常的魅力在於哪裡？他爽直答道：「細節。日常就是你每天都會做的事，你會覺得很平淡；若你看到一些與上次不同的細節，那種日常才會有看頭。不看細節的話又有何好看呢？」

我好奇他在當下會看出甚麼細節，他卻反問我：「為何見山每天都播爵士樂？」我怎麼知道，大概就是塑造一種慢生活，畢竟書店很常播這類音樂，也就只道是尋常。「是想從這個社區中抽離，帶出外地的感覺，要是想貼近，播旁邊茶餐廳的音樂不就好了」，他說這只是他未經證實的猜測，然後我們不謀而合放空了片刻，放大感官，感受小區脈搏。

據說黃仁逵經常到見山唱歌拉琴，如今好景不常，見山在他的眼中是個怎樣的地方？他出乎意料地答：「書店，就是一間書店。」他以典故解釋，見山看著看著不似書店，終究還是一間書店。人去樓空，總想起親友接連出國移民，黃仁逵表示「正常」，那麼他留下來的原因又是甚麼？「我留下更是正常，為何回家需要理由，為何我不走都需要理由。若他們在遠方能夠心安，沒有那麼多顧慮，離去也無不可，但暫時我沒有這個問題。」

在這座城市，黃仁逵最為珍惜的不只是日常的瑣碎，而是以一種更宏大的愛去說：「整體，包括現在和曾經的缺點，就如〈All of Me〉的歌詞」，他大力吸一口煙，眼望遠方，忽然情切起來，說要去愛這地一切的曲折、棱角以及完美的不完美，乃至學會釋懷，明白我城如四時興替的本質，就要且行且珍重，「適逢其會在此處，我們可以惋惜一些正在消失的東西，但城市本就如此運行，一百年前與一百年後也不會是同一個模樣。」

我手寫我口 最緊要度身訂造

翻開《天一半地一半》，引人注目的是標題的俗語英譯，「三更半夜」譯成 “‘Round About Midnight”，「喧巴嘈閉」譯成 “Hullabaloo”，不直譯更顯雙語玩味。他分享最早接觸的方言入文是七十年代的臺灣作品，「有些作品刻意用方言寫成，當時我沒有看個明白，要憑上文下理推斷」，當時失利的國民黨以國語政策鞏固自身權力，「使你覺得講鄉下話是一種罪，這是一種挺霸道的文化操作，即使英國治港也不至如此。」在現今世代，以粵語入文，是延續香港研究的重要語料，也是保育語言的手段，黃仁逵卻看出是一種反抗，「就如上海、廣州的小孩回到學校只能說普通話，便少了說方言，證明有種語言正在取代母語，而這是有組織的策略——人們感到壓迫才會起身保護粵語。」

他憶述粵語入文向來予人不正規之感，但如今他又不至於堅持每句都要用粵語。他認為語言是服務於人物塑造，而非作品的外部世界，「譬如人物對白，應先檢視他的出身和經歷，而決定用哪一種語言去寫」，就如《天一半地一半》中受觀眾冷落的樂師說：「成擔心機，沒多少人能聽進去。」

談到語言與人物的關係，令我深刻的是他編劇的金像獎作品《籠民》（1992）。當時因為內容太多粗口而被評為三級片，但粗口很常展現出香港人的機智、幽默和靈活性，就如電影中的粗口大多是演員的即場發揮，「三教九流的低下階層、草根市民之間有很多粗口，因為他們能夠用的詞彙很少，所以很常用粗口帶過，但這是沒有惡意的，也不等於他們卑賤。只是大家的生活習慣不一樣，他們不說才不正常。」

解構藝術 黑白有情

《天一半地一半》又以人物速寫的技法描繪了紙紮鋪的阿姑、在街邊午睡的「Z」、老潤記⋯⋯人物速寫，就如我們希望把事物定格。創作者更希望能捕捉靈感，古時人們相信繆思女神，黃仁逵兩者皆不取，只相信自己的感覺，「若然感覺都沒有，其他東西也是多餘的」。我們又常說「創作源於觀察」，他再反問：「怎樣觀察溫度呢？你不是閉路電視，也不是相機，如果只是觀察，是沒辦法創作的，更重要的是整體的感覺。」有感覺，「靈感」自然不請自來。

我們不難發現《天一半地一半》細碎而深厚的情意，文末亦配上他拍的黑白照，雖說黃仁逵的畫作色彩繽紛層次多變，但他向來對黑白照情有獨鍾，說是更能貼近事物的本質。此次二十五張照片統一黑白調，似乎原照片沒有他想要的顏色。他解釋黑白調的層次更美麗，「很多顏色對照片的呈現沒有幫助，別忘了黑白也是顏色。如果那種顏色對你想表現的東西沒有幫助的話，你大可以拿走它；但如果你一早把相機設定成黑白調，你便無法保留好的顏色。」

我不諳藝術，斗膽問句甚麼才是好看的層次，他卻說與藝術無關，「藝術是一種很造作的角度，這只關乎一種平常看事物的觀感。」他以衣服為例，白色底衫與白色冷衫，自然是截然不同的觀感，「我們習慣把顏色和質地區分開來討論，然後把文字上的分離，當成視覺上的分離，其實這是一種漏洞，我們的視覺經驗是在一瞬間完成的。」

黃仁逵說「天一半地一半」，就如意猶未盡與詞不達意是同一事情的兩種說法，這又讓我想起人們將他列為抽象派，他續說：「抽象畫是相對於你認為的具象畫，你認不出個所以來，就認為那是抽象，這種想法是荒謬的，只有無象才是抽象。」就如味覺，沒有固定的顏色和形狀，但也可以為它賦予顏色和形狀——說明許多事物不管有無可指涉、可認知的實體，終究是殊途同歸，我們都透過形象去獲取感官經驗。

創作如呼吸：一種必然的掙扎

談到停頓處，他又拿出煙紙盒和煙草，一捲一黏，吐了幾圈雲霧，他又手執一個益達薄荷糖的小鐵盒，確保不會把煙灰抖得「天一半地一半」。我問阿鬼是否特別喜歡手捲煙，以為是甚麼藝術家的獨有情懷，他卻說：「不是啊，便宜很重要。」有時談文藝談得天花亂墜，卻忘了腳踏實地。

黃仁逵素來不喜被稱作「藝術家」，對於藝術的眾多主義劃分，他一貫先破而後立：「我不相信既有的定義，尤其是一些愚蠢的思維所衍生的定義。而創作就是掙扎，創作就是在既有之中掙扎。」他亦曾說過，創作是整理自己所擁有的東西，然後組合成自己喜歡的東西，對於黃仁逵而言，整理自己「是一種必然的東西，像呼吸一樣無需理由」，但這與掙扎的說法有何關係？他說好像寫日記就要整理當天的經歷，有些人整理得到，就要考慮如何裁剪素材；有些人失敗，卻不關乎文字根基，而是關乎有無感覺，這就是一種掙扎的過程。

一源多井，一井多源

抽過手捲煙，他又點起一枝成煙，香煙不止一種，創作也何止一種，恰似他的創作理念「一源多井，一井多源」。繪畫出身的黃仁逵，把繪畫知識流向其他創作，終於涉獵寫作、攝影、電影，他卻一併視為「創作」，形容創作之間的類型是相生相惜的關係：「創作要從不同窗口看不同的東西，作為入口，你又要有不同入口才能綻開不同出口。」回顧首本散文集《放風》，一度獲得第五屆中文文學雙年獎散文獎，當中附有許多他的繪圖；到了《天一半地一半》，繪畫元素卻轉移到文字裡頭，呈現出電影般的畫面感；偶爾用長句推動節奏，一如他喜歡的「爵士界畢卡索」邁爾士・戴維斯（Miles Davis）擅長的即興長音，盡顯多源藝術。

黃仁逵早於八十年代加入電影行業，曾為四十餘部電影擔任美術指導，其中《七小福》的製作最有親切感，「因為片中的年代正是我的童年，於是資料搜集時便拾回許多回憶。」1987年，他參與爾冬陞的處女作《癲佬正傳》獲得金像獎「最佳美術指導」，他透露梁朝偉一身綠色風褸黃色太陽帽全身被覆蓋的造型，是因為當時他有其他電影在身，故而不能露膚，「幸好他的角色是瘋子，這就是美指好玩的地方。」

闊別片場多年，問他可有技癢，他呼一口煙說：「很多人沒找我，哈哈，找我的我又不懂做。」這並非唏噓之言，畢竟繪畫人可以獨自埋首畫出一個宇宙，電影卻要事事商量，集合眾人力量，自然不太吸引他。他又認為現在的劇本審查很荒謬，令人興致索然，「為何要篩選別人的故事？如果未走出街，就不准人過馬路，那有甚麼意思呢？」

踏入古稀之年，再來多個「四百擊」

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阿鬼好酒不是新鮮事，卻是個不喜獨酌的酒鬼，不知有否欠下許多人情酒債？來年踏入七十，他的步伐未曾停下，去年年末完成個人畫展以後，陳慧最近出版的《焚香紀》以及連載小說《小暴力》也找回他做插畫，但他從不視創作為畢生追求，「創作是不會停下，也不需要停下，到了要休息的時候就是rest in peace了。」阿鬼還真是幽默，而近作《400筆》繪近廿年，源於法國諺語「四百擊」，意指少年做過許多蠢事就會長大成人——黃仁逵一生中又做過甚麼蠢事？他直截答道：「創作。四百次以後，你就開始對創作有些眉目，知道你喜用哪那種媒介。」在他的創作生涯裡，又何止四百擊？這才有資格稱以往的每一擊都是「蠢事」。

由於他很常描寫老人生活，早於《放風》時期就經常被問是否懼怕年老，轉眼出版二十五年，他已兩鬚斑白，挺著腰板自稱是年老的草根：「只是他們比較吸引我的注意，而這不是我能夠選擇的。何況由出生那天，每天都比昨天老，人人如是，那麼為何要花心思去苦惱不由我選擇的東西？怎樣的生活才是我要選擇的事。」

阿鬼也說過「人類大多不是探尋生命的意義，只是追求安全感」，此點他與常人無異，但他的安全感並非源於被人看見、稱讚的虛榮感，而是源於「在創作的時候和我喜歡的作者連結。雖然我們不在同一個時空，但在作品之中好像形成了一個無形網絡，令我感到不是孤身一人。」阿鬼說喜歡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德庫寧（Willem de Kooning），部分的夏卡爾（Marc Chagall）和畢卡索，聽他如數家珍的時候，我細看他齊整的指甲和鬍子，我知道aging gracefully是可以確切做到的。

回過神來，好像許多問題與新書內容無關痛癢，談了一半天，又談了一半地，黃仁逵卻說沒有這些與創作觀的討論，又如何形成這部著作，然後捻熄煙頭，穿起殘破的黑皮褸戴上黑藍色的薄頸巾就揚長而去，在熙來攘往的太平山街留下幾陣煙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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