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外史系列 | 乌托邦的显与隐：1920年代中国新青年的共居实验（上）

8 月 9 日

written by / 云云

edited by / 方庭

专栏简介

「匿名外史」（Anonymous Histories）是 Uncommons 新开设的研究型栏目，作者从自身相关领域的学术背景出发，研究加密运动在社哲意义上与过往真实实践的关系。所有的运动和革命都是某种历史的回返，在这个「先锋」总是在重复成为「先锋」的历史回旋楼梯上，我们重复讨论着「新世界」。匿名者们构成了所有的主力：区别在于，在加密技术（Crypto）出现之前，他们无法逃脱来自既有体制的系统性风险，而在加密技术出现之后，个人首次获得了与系统同等的对抗性权力，这种权力来自被密码学彻底尊重和无保留。「加密为了什么」与上个世纪风雨中的共和实践并无区别：归根到底，是为了 Schutz 口中的「至尊现实」，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Anon 是匿名的人，因此是每个人。

*本专栏不公开征稿，仅约稿或联系专栏编辑携过往作品投稿。专栏类文章每篇稿费约 $300（或人民币两千元左右）。欢迎投稿或在 Uncommons 开设你感兴趣的专栏。

什麼世界，

什麼生活。

居今世而談復古。

何異駕帆船向海洋而涉。

△ 《时事新报》，1919年11月16日，第3张第3版

作者简介

云云，现当代文学专业，取径偏历史学，尤其是社会史、情感史一类微观视角。前段时间在集中关注中国早期左翼思潮，近期尝试解锁诗歌研究与80-90年代文化与思想史。喜欢自然，喜欢玩毛线团。想要（但是不会）编故事，只好暂且读和讲别人的故事。

圆桌报名

主题：反复讲了一百年的故事：五四乌托邦与加密乌托邦

我们真的走了一百年，才来到加密乌托邦吗？在云云的研究发表前，有几位小伙伴以本篇文章为基石，围绕协议研究与当下加密政经状况进行了讨论，包括“协议”的历史实践、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实验、开明书店、“秘密社会研究译丛”的内容等。八月中下旬，我们将与 706 Protocol Society 公开举办一次圆桌讨论。云云作为专栏主要作者，将成为本次圆桌主要分享嘉宾。我们欢迎所有感兴趣的 cryptopian 报名，为本次圆桌提供从业者视角。圆桌具体时间将视云云及对谈嘉宾可行时间确定。

嘉宾或观众报名：https://tally.so/r/mYrDQq 报名

本文目录

引子：共居社区与合理生活

01 返回1919：“小组织"与"新生活"

02 另辟新世界：从劳动互助到自然人性

03 桃源梦碎：问题是"经济"还是"人"？

04 乌托邦的退隐：复合革命中的组织与人

小结

引子：共居社区与合理生活

由Web3走向“共同生活”不是偶然的，它与游牧诗学的相遇也在诞生时即已写定。以“去中心化”为关键词，作为技术革新的Web3加密技术，与作为微观民主实践的青年共居群体，在主体、旨趣、世界观方面，都有相当大的重合。 “互联网”本身指向构建关联的新方式：交互联结的平面网络，节点与节点生而平等。匿名化的数字身份抹去了“三次元”种种身份特征，共居生活中的昵称也与此相仿。隐去姓名是一种告别仪式，意味着脱离无可选择的“来处”，面对待书写的“飞地”——或称未来的无限可能，秉承自由意志再次出发。

对于“尘网苦羁縻”的现代人，这当然是无上浪漫的祝福，为我们想象人与人的关系打开了新的可能。“数字游民”之“游”即是离开传统的共同体——我们或许可以不以职业身份和生存方式、而用某种精神认同来定义它；但成为原子化的孤独个体，也并非人们所愿。他们向往自由平等，希望打破束缚，也同时呼唤着深度的关联和共鸣。于是，构建新的同温层，谋求合理的共同生活，成为“游民”之“游”的下一站。“游牧”与“驻留”，告别与归属，离群索居与渴求联结，这些语词本身相反相成，它们都基于人类欲望，共同构成一种诗意想象：如何进入从心所欲的自由生活。

新世代的技术革命激发的人文之思，依然指向古已有之的原初困惑：何为合理的“人的生活”。而在1920年前后的中国，一群“新青年”从旧有的乡土-宗族结构中脱嵌，接受新式教育与西潮洗礼，进入与祖辈们完全不同的现代城市。他们也有着相似的存在之问：如果旧有的秩序与意义已经不再生效，新一代人应该如何“创造新生活”？ 一面是现实经济层面的生存困境，一面是风云激荡的革命热潮之中被充分滋养的个体信念，在“少年中国”的青年崇拜氛围之中，他们被寄予厚望。新知与壮志，仿佛能碰撞出创造新世界的巨大能量：他们由构想而实践，由实践而反思、而分化，携带创痛、迷茫、新的信念和怀疑再次出发。

相比21世纪尚在襁褓之中的共居想象，20世纪的“新生活”实验已经走完了全部生命历程。我们似乎过快地忘记了它，忘记了我们如今也正踏着它死灭的灰烬、笼罩在朦胧却庞大的历史暗影之中继续前行。 回忆与清理是为了认识我们今日身在何处，让我们从这里开始，讲这个故事。

01 返回1919：“小组织”与“新生活”*

1919年7月，左舜生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小组织的提倡》，揭起“新生活商榷”[1]的序幕。该文开宗明义，如此阐述提倡“小组织”的动机：

诸君处现在的恶社会。有觉得人格的价值，要设法增高它，并且永远保全他不堕落的吗？诸君有出了学校，再想向学术上努力，求同志互助的吗？诸君有觉得现在生活方法的不良，要实行改善它的吗？诸君有感受家庭的苦恼，要设法减轻他，或完全免除他的吗？诸君有想下死工夫与恶势力奋斗到底的吗？[2]

时值民国八年，五四运动落潮后不久，各类思潮已经在中国得到相当程度传播，“问题与主义”之争初见端倪[3]。一方面，反思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结合国情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成为各派共识；另一方面，如何将学理探讨转化为实际运动，超越空谈，进入实行，亦是亟待解答的关键问题。如此背景之下，借由“小组织”试验“新生活”，绝不仅是几个年轻学生心血来潮的个人行为，而是事关当时新文化界的普遍关切。《时事新报·学灯》即有专文阐述开设“新生活商榷”专栏的目的：

是希望大家在一定时期中商榷出个道理，计划出个方法，然后邀齐同志去恳恳切切的实行。那时候我们就可把新生活为基础，做个新人。把新人为基础，造个新社会。把新社会为基础，开辟个新世界。那便是我们理想的极乐园。[4]

△ 我将创造成整个儿的世界，

又广大，又族新，请几万万人

终身同居住，免得横受危害，

只希望我自己的自由劳动.

我终看得见奇伟的光辉内，

那自由的平民，自由的世界。

那时我才说：唉，“一瞬”，

你真佳妙！且广延，且相继！

我所留的痕迹，必定

几千百年，永久也不磨灭。

——葛德之浮士德 (Gocthc, "Fnust.")

由个人而组织，进而改造社会和世界，这种思路既可放置在民治主义的脉络之上[5]，也可视为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扩大与继续。或可说，民初之倡民治，本以中国旧有的整体性政治理想为思想基础。正如梁启超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言，“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6]对“想要怎样的生活”的追问，可以视作在纷纭的改革方案与思潮之中，返回并重新清理朴素的原初理想。

一定程度上，这种“返回”可以视作从政治革命的宏大叙事中抽离。在政界与新文化界已有影响的师长们，与五四前后崭露头角的学生一代联袂出场，“革命”发生的场域，从军国大计转向日常生活。 于是，每个人的切身困境——物质的与精神的，成为新构想的出发点。

△ 虞：新生活[N]，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08月08日，第3张第3版。本诗作者为惠特曼，此处转引自田汉：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J]，少年中国，1919年07月15日，第1卷第1期，第6-22页。

虽然时人在描述“新生活”时，常用“耕读”“山林”之类的词汇，颇有“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古意，但想象“新生活”的“新青年”们，实则大多有强烈的丧失体验：现代化进程改变了城乡关系，以新式教育为媒介，一代青年离开乡土向日新月异的城市集聚，故乡与故家迅速变得陌生；而观念革新带来的代际冲突，首先冲击宗族制度与父权。他们是失去乡土、无家可归的一代人。不同于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古典理想，“新生活”无不以“共居”为前提，需要一系列共识与规则。

△ 20年代后期，蒋光慈的小说风靡一时，“革命加恋爱”成为流行的叙事模式。小说中的“少年飘泊者”是青年学生，历经毁家-离乡-流浪-投军-阵亡，他的具体经历未必与多数新青年对应（作者赋予了他无产者的出身），但“飘泊”作为切身感受和自我想象，引起了一代青年的共鸣。

那么在他们那里，什么是共同生活最基本的必要前提？孕育出这种“共识”的语境是什么？

本文材料引用均据民国报刊数据库，引用篇目及相关讨论，部分参考李培艳：“新青年”的“新生活”实践——以工读互助团为中心的考察[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5期，第65-77页。赵妍杰：试验新生活——“五四”后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家庭革命[J]，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第95-106页。

[1] 1919年8月，《时事新报·学灯》专辟“新生活商榷”一栏，集中讨论有关“小组织”与“新生活”的问题。

[2] 左学训：小组织的提倡[N]，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07月02日，第3张第3版。

[3] 相关历史背景参考罗志田有关“问题与主义”的系列文章。罗志田：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J]，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44-82, 315-316页。罗志田：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J]，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100-116, 191页。罗志田：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三[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98-110页。罗志田：走向“行动的时代”:“问题与主义”争论后的一个倾向[J]，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第155-160页。

[4] 虞：新生活[N]，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08月08日，第第3张第3版。

[5]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J]，新青年，1919年12月01日，第7卷第1期，第13-21页。

[6]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梁任公近著下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第239页。

02 另辟新世界：从劳动互助到自然人性

暂且搁置“新生活”倡导声中立场、诉求的微妙差异，构想新型“小组织”的基本动机，在于跳出旧秩序，从而摆脱“旧生活”带来的种种痛苦，重建新的共同体。[1]在经过新思潮洗礼的新青年那里，宗族与家庭不再是天然的、合理的庇护所；而孤立个体的修身自省，也无法解决切身的经济困境。他们所寄望于新型“小组织”的，一是经济上“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的牵掣”，二是精神上的共鸣共进。与此同时，这两者也不能判然分开：要解决“新青年”的经济诉求，必须采取符合“新道德”的方式。

左舜生的首倡文章，即对“小组织”经济方面的要求，有明确表述：“本团员劳力所得的收入即为本团的共有财产”，“团员对于家庭须不负经济上的责任。并且绝对不得承受家庭的遗产”[2]。在职业的选择方面，后续参与讨论者也表现出明显的偏好：他们反感“在都市上鬼混”，而将“纯洁的农夫”视为同道；以“共同生活所必需的”种菜、译书、教书、印书、做鞋、缝衣为正当的工作，而鄙弃“做官，做商，当兵”[3]。此种分野的根基不在传统的“士农工商”秩序，而在当时对剩余劳动价值与劳动问题的理解：

其一，“新生活”以贫富分化、有人不劳而得的“旧社会”为对立面，希望创建人人劳动，平等的无剥削的经济关系；其二，人人劳动不是各自孤立，而是要在各工种价值平等的意义上，承认社会分工，要求各尽其长，互助共生，自觉分担公共劳动；并且认为共同生活成本较小，是一种更为经济的生存方式，能够获得更多的剩余时间，可以用于读书、娱乐与休憩；其三，反对劳动异化，将符合天性的工作作为人的实现手段，并以体力劳动为健全人格培育之必要部分。自1918年欧战后蔡元培演讲“劳工神圣”[4]，对于劳动问题与世界劳动运动的译介和讨论，在新文化界蔚为风潮，以上种种，俱可在当时围绕“劳动”的论说中找到依据。

在业已重造的“劳动”观念之下，个体的劳动或职业，并不能完全理解为“生计”——即交换生存所需物质之手段。对劳动与资产关系的新理解，成为铆合“物质”与“精神”的枢纽。而新的“共同生活”，必须建筑在此种共识之上。 当时即有文章直陈“新生活”的根本在于“共产主义”，若是剥离了这一点，仅以“现代国家的缩影”规划新村，空倡自由平等，只能是“换汤不换药”，与此前的革命没有实质区别，无法实现有意义的推进。[5]进而，要达到此种共识，对参与“小组织”、建设新生活的人，就需要有智识和道德层面的要求。

△ 左学训：小组织的提倡[N]，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07月02日，第3张第3版。这是倡导建立小组织较早的有影响力的文章，引发了《时事新报-学灯》上的系列讨论。在这里，“新生活"运动与提倡”小组织“的关系、新型小组织在经济上、结构上与道德上的新质，已有充分展现。

这一点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却也复杂：此种要求和共识，需要到何种程度，才能既为个体自由留下空间，又保证共同生活顺利进行，彼此无猜忌和矛盾，得以自由愉悦地共同发展？它是可以通过条文形式规定的吗？ 要如何确保这些共识的效力，如何检验进入共同生活的人确实具有此种品质？此外，暂无此种素质的人是可以接触进而进入“新生活”的吗？“旧社会”与“新生活“之间能否搭建起桥梁？ 若以树立模范与抛弃旧秩序之名，仅在同温层（同学、同志）内部展开，“共产主义”一变而为智识者（如果不称之为“智识阶级”或“精英”）的共产主义，是否也会有违初衷？

检视“新生活”的实行情况：1920年1月王光祈等发起的北京工读互助团，是“小组织”与“新生活”落实的首次重要尝试。由于发起人多系当时名流，又在各大刊物上撰文宣传介绍，此次运动声势颇盛，其组织方式与章程，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1920年1月发表的《北京工读互助团简章》[6]，集中展现了运动开展之初的构想：明文规定的内容，除了团员准入资格以外，多围绕经济问题展开，包括团员的工作时长、种类与工作所得的分配。对于准入资格，则是：“未入团以前，曾经受过教育与否在所不问，惟须考察其是否了解这种团体的精神”。而在未来的展望中，甚至连这些规约也可取消：

将来办理久了，已养成劳动互助习惯，所有一切简章规约皆可废止，我们以后的生活，便是，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7]

由此可知，在理想的远景中，此种小组织能够成立的基础，全在人的“本性”，具体说来，即是劳动的需要与互助的需要。 时人之所以相信这种“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之可能，是基于对完整健全的人性的信念。而对既有的政治改革失望、转入社会运动，则是整个“新生活”讨论的基本语境。它虽然包含对整个国族乃至人类命运的关切，却也具备浓厚的”非政治“的倾向。取无政府主义有关道德理想的一面，多倡恢复“自然的人的生活”，避谈政治学层面的权术制衡。

在确立简章，开始募款与召集成员之时，倡导者和支持者们已经提出，工读互助团若想长久，经济和道德两方面皆要注意，其中经济较易理解，“道德”则颇为含混。而工读互助团之失败，也是由于这两方面原因。

[1] 提到彻底摆脱旧社会的材料很多，例如宗白华：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N]，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08月05日，第3张第4版。

[2] 左学训：小组织的提倡[N]，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07月02日，第3张第3版。

[3] 叶圣陶：人的生活[N]，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07月30日，第3张第4版。

[4] 蔡元培：《关于欧战的演说三篇·劳工神圣》，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5期，第438-439页。

[5] 玉麟：新生活商榷之商榷[N]，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08月26日，第3张第3版。这里“共产主义”的语义与后来习用的有所不同。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头绪繁多，而在1920年代新文化界分裂之前，人们对各种思潮的接受，往往更重实用，不太纠缠于辨析源流异同。时人讲“共产主义”，其理论来源兼有无政府主义、泛劳动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大同。

[6] 王光祈：工读互助团[J]，少年中国，1920年01月15日，第1卷第7期，第41-51页。

[7] 同上。

*下篇预告：“桃源梦碎：问题是‘经济’还是‘人’”及“乌托邦的退隐：复合革命中的组织与人”将于近日于 Uncommons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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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发问题之一：“书生造反”之外：加密时代的政治经济学追问

在20世纪初的中国，人们携带传统农业社会对经济的理解，进入工商业社会。此处所叙经济观念，都相当原始，他们对实业的想象，也大多限于教育（包括出版业）与农业，这与实际经济运行情况有较大差距。仅仅认为资本家道德败坏、剥削劳动者，显然不足以理解近代中国的经济与民生困境。这也是新文化阵营构想新社会时，显得不切实际、幼稚而过于书生气的一大原因。

相较无政府主义亲近乡居、崇尚俭朴的的理想社会想象，当时传入中国的工团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其他思潮，都对工业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有更多关注。各产业、各界的联合，也是当时“小组织大联合”的重要面向。如果引入更多经济史、社会史材料，讨论在实业方面，人们如何理解“联合”及其经济意义，应能为我们理解当时的各类组织提供另外的视野。

而在今天，加密技术和数字货币，也改变着经济的运行方式。人们对劳动、财富的理解发生了何种变迁，与旧有的剩余价值论相比有何异同？仅从文化、社会心理角度切入“去中心化”的问题，难免空疏之嫌；而若能带着政治经济学背景切入，讨论与实际社会运行更切近的一面，将会是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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