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我懷疑書寫的意義：阿潑談非虛構寫作

這是臺文基在 2021.8 舉辦的線上讀書會，主題是「跨文化的非虛構寫作」，又分成兩場：談「創作者與他們的田野」、以及「書寫時如何面對材料，又如何安置自己」。當時我記下來這些筆記，可能有點鬆散，主要也是因為最近有相關的講座想聽，所以再把它撈出來回顧。如果我記憶或理解有誤，請不吝指教。

這個講座，阿潑先講自己會踏進非虛構寫作的來由，主因是《人間雜誌》影響她很深。阿潑自己受過傳統新聞學訓練，但她是在《人間》收攤後十年才在舊書攤看到陳映真所創辦的這本雜誌；她讀完之後發現，原來寫作竟然是可以具有反思性、行動力的，而她談話的主軸一直圍繞在「寫作不是只是在寫別人，要思考怎麼改變人」、「寫作者要怎樣不要利用、傷害、消費訪談者」這兩點上充分展開。

關於非虛構寫作

中間插個話，「非虛構寫作」唸起來有點拗口，但這是一種新興文類，受到美國 1950 - 1960 年代新新聞主義的影響而興起，主要是利用文學技巧來寫新聞報導，這中間模糊了文學以及新聞的界線，也延伸出很多探討的議題；其中何偉「中國三部曲」也許是比較為人所知的一個作品，而近幾年非虛構寫作文類在台灣逐漸受到重視，胖胖樹寫熱帶植物史系列的書應該也算是一種。

她談起之前在媒體工作的經驗：我們所報導的都是沒有臉的人，是被社會媒體所不屑一顧的社會真實。那時候在新聞界，採訪高大上的中美關係才是主軸、才是最被看重的，所以反杜邦的報導在當時並不受矚目。現在獨立記者很多、百花齊放，也是經過一段時期的爭取與發展才如此，這些記者談樂生、土地徵收，跟民眾站在同一陣線，是能夠跟官方相抗衡的聲音。

阿潑說她最在意的是庶民，而不是用採訪證就可以看到的高官。而報導必須要用腳走出來，以現場問到的、所感受到的氛圍來寫，才能讓書寫更豐富，讓讀者身歷其境。

她繼續講：《人間雜誌》的第一期就是湯英伸，一定要看。這可以讓我們反省原住民的處境，了解原住民到底在社會上經歷了什麼。這種書寫就是有力量的，要讓弱勢被理解、被看見是報導的價值。她又繼續談到採訪時所需要的聆聽方式：

不管是同志還是原住民，他的生命都是攤開你面前，所以即使他的知識以及求學背景不如你，意識形態跟你不一樣，但態度要平等，不要跳出來 judge 他，要放低身態去了解為什麼他今天會變成這樣的狀態和形成這樣的想法。

不過，阿潑認為她自己有時候會有一種無力感，是因為寫久了之後，會不知道除了書寫之外還能夠為他們做什麼。（可能是一些實質的、物質的、立刻有效的幫助？）可是，編輯或記者必須一直推進度、求曝光，他們的整個生命只有在報導時受到關注，有時候可能會有一種感覺是，寫完這件事情就捨棄這個受訪者了，卻不一定有辦法再回去重建關係。這些掙扎都還是會存在的，而也會在心裡面反覆重返現場。例如緬甸政變的事件。雖然有人會告訴阿潑說，把新聞傳遞就是很重要的價值，或者是對他們有這種 understanding 就夠了，但阿潑會覺得自己就是無能為他們做些什麼，自己覺得這樣的 underststanding 很廉價。

她強調：寫作保存了個案的生命以及族群處境，要去改變一些事。這是最高的境界。

阿潑繼續談到她的一本書《介入的旁觀者》（我印象深刻的是，這本書裡面也有寫到南澳這個地方，但也跟我印象中的南澳感覺很不一樣。）她好像就是在那個時候思考書寫無法改變受訪者處境這件事。只不過陳芳明後來看文稿，替她改成了這個書名，他覺得她已經參與在其中並且紀錄下來，就是有價值的。這也許牽涉到一個很老的靈魂拷問了：「文學的用處是什麼？」（我沒有答案）

她不斷向自己拋出問題、不斷地閱讀以及累積採訪經歷，而且不停地寫，直到有一陣子她覺得自己「寫太多了」，所以她踏進來到 NGO 工作，做政治參與，呼應自己內心的提問。

她在下一堂課介紹了《卡塔莉娜：關於生命療養院，以及人們如何被遺棄的故事》，這一本來自巴西的民族誌，裡頭的女主角不管說什麼都無法被當成正常人。「瘋子說的話能聽嗎？」這一本書是在探討弱勢族群是怎麼樣脫離了體制，漸漸變成國家的邊緣。這所療養院是財團成立的，政治人物卻透過病人牟利，只有志工卻沒有充足的醫療資源，甚至醫生只能開阿斯匹靈，進來就自生自滅。阿潑帶領讀者了解自己不是診斷者或者判斷者，透過這些生命的折射來思考田野所能展開的路徑。

阿潑談到寫作者所需具備的問題意識：包含怎麼鋪排思緒，以及累積出自己的洞見。她認為好的寫作能夠相互對話，雖然攤在讀者面前，但並不能只是展現悲情故事，而是需要引導讀者想更多，例如國家缺乏了什麼，像是改進政策並且指出問題，不斷地重返田野現場也是很重要的。她會先給受訪者看到自己文章，而不會讓讀者同時間看到。不過，如果有些問題如果冒犯受訪者，也是可以寫進去裡面。最終，文章的責任還是作者必須自己負責的。

關於田野

有關田野倫理、塗塗改改的提問：
當一個研究者面對弱勢，要用什麼心態來處理跟受訪者之間的關係？
人（person）是如何成為人（human）的？
田野對象真的都是你自己的學習對象，要珍惜每一個故事以及片段。

接下來阿潑介紹《綠色牢籠：埋藏於沖繩西表島礦坑的台灣記憶》這齣紀錄片。這是在介紹礦業的歷史，而以橋間阿嬤作為回憶的代表。但導演拍攝遇到了受訪困境，是因為領有那段記憶的阿嬤只會碎碎念！片段零散，試圖建立一段有機的組成非常困難；又或者是如果年代很早，材料都不見了，要如何重新演出事實，這也牽涉到非虛構如何接近真實，以及非虛構到底能不能虛構的問題；如果找不到材料，又要用哪些方法創作......

而導演也會被人質疑，是不是要利用阿嬤來作為理解歷史的媒介？這種親密感是否是被利用？阿潑因此分享到她之前採訪 311 東日本大地震的時候，訪問災民是非常非常困難的。第一，記者在打探那些災民心理的創傷，第二也可能是因為日本人特殊的民族性。

「那天發生了什麼？你對失去孩子有什麼想法？」這些問題，她從來不問，要等受訪者想要自己跨出那個門檻，如果隨便地寫出來只會讓受訪者更痛苦。不過，阿潑也分享一個受訪者在隔了六年之後願意自己把事情講出來，流眼淚也是療傷。

接下來應該是聽眾提問時間：

有聽眾問：田野調查的意義是什麼？

阿潑答：

意義不是作者可以決定的，是受訪者願意告訴你，而不需要別人來質疑。當他在訴說的時候，他已經準備好要參與分享了。這個辯證他也是花很多時間才明白，這是你們一起建構的真實，這是共同作者，你們一起組織或建構你們所認知的事實是什麼。如果受訪者信任你他會告訴你，關係如何建立就是你們書寫的軸線。

阿潑強調：「你覺得還不夠的話，千萬不要寫。」記得要一直重返田野，人才不會變成工具而已。

以前會期待社會會因為書寫而改變，例如張娟芬已經講了很多關於死刑的討論，這個社會還是很割裂，所以你只能期待透過討論，一個一個不停地敲動那些歧見，可以讓人與人彼此理解。她說她很了解媒體第四權，透過書寫來跟大眾溝通仍是一個方式。她也會認為自己的文章如果點閱率不高、書賣的不好當然會難過一下下，但知道那不是一個人的事實，但是要做一些改變。

（聽到這邊我有點尷尬，即使張娟芬《殺戮的艱難》讓我讀得很難過但仍然沒辦法說服我認同廢除死刑，我的立場是我兩方都不支持）

這種變化也是田野的一環

田野關係本來就是不停地重新建立的，但是像是她在四川時，還是不停的在拓展各種受訪對象。甚至有些人的聯繫會忽然斷了，當然心情會有一些影響，你必須要適應且克服這些挑戰，因為田野有趣的地方就是在這。所以她喜歡田野的這種變動感。

田野之間會很躁動

那時候的不順暢是會蠻有趣的，曾經在四川被那女孩罵也是蠻煩的，但是後來會覺得那種干擾是一種功課，在你克服他或跨越他的話能夠幫助你的心態跟做法。

鼓勵聽眾

曾經有一段時間的書寫很沒有價值或意義，但是還是會有些人給你指引以及回饋。不是那麼人都那麼幸運的有田野可以做，大部分的人光過自己的日子就很辛苦了，所以你要去珍惜每一刻的經驗和體會。

多一個人替他們發聲就是一個很珍貴的管道，批判非常重要，而不是歌功頌德，所以一定要有觀點。

整理到此，「我懷疑書寫的意義」這樣的標題就自然而然地浮現了。我並不真的了解為什麼她要從新聞轉向人類學，又繼續成為 NGO 工作者，我猜測這樣的路徑可能跟對「行動」有更進一步的理解？寫作作為行動，田野調查作為行動，一直到直接對政府進行倡議的行動。即使我的文學觀點並不太一樣，但現在整理這篇還是獲得很多珍貴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