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只有女人的家：捡菌时节

捡菌的时节

六月离家，到现在差不多三个月了，云南正是捡菌子的好时节。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去云南，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吃不好玩的，每个人都心满意足，乘兴而归。

外地朋友总是有一些浪漫遐想，以为我们云南人对捡菌子有某种特殊的喜好，唱着“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此类的童谣就高高兴兴上山去了。但我从小就感觉，人们只是在遵循自然时令，就好比种在家门口的瓜熟了，到了季节你就知道该摘了。当然，这种对应的时令，也许是云南独有的。

这时节雨水这么多，光是念完这句话，大概就能想到山里的鸡枞和菌子疯长，这里躲那里藏，该捡了。上山捡菌子，我们用的是“捡”这个字，相比书面的“采”，就少了一些目的性，好像是进了山才知道究竟会遇到什么，运气好才能捡回来。

看到上个星期朋友们结伴上山的收获，说是长得像鸡枞的特别多，但都不是，找了几个泥蛋，又不能吃。最后捡了一些奶浆菌，大红菌，还有看起来像鸡油菌的，零零散散。其实云南人自己都没有一个标准的野生菌食用指南，比如有些被标注有毒的，其实我们也会吃。谁判断可不可以吃呢，大概就是有经验的老人。

扶霞在经济学人写了一篇关于云南菜的文章，她解释说为什么出了中国并没有人知道云南菜：享受着都市特权的人似乎能吃到世界各地的美食，但云南菜提醒大家，有时候你得到食物的故乡才能吃到真味。

就在上个月，我在南昌时认识的朋友还提议，让我从家乡讨一些云南的特产寄过来，比如野生菌。当时我没法和他解释，为什么云南人会有这种感觉，在外面吃到的东西味道都不对，听起来像是我们口味太刁钻。

但扶霞这个解释，是作为“外来人”的一种体会，倒有助于和她经历相似的人能够理解。而我们只能判断，像老人教山里的菌子能不能吃一样，本能地试探，并非出于一种羞涩的思乡情绪——但我们情愿被这样误解，时常一笑置之。

说了这么多捡菌子的闲话，但我自己进山的次数其实少之又少，能回忆起具体场景的，更是连一只手都数不出来。在雨季的香格里拉，矗立在田野里的木屋，背后通向森林的路上就能捡到许多红菌，但很多外地人只是好奇，并不敢吃，于是只好晒在屋檐下，供人观赏。

再就是去年，和 Matters 认识的朋友线下相见，竟鬼使神差地约定进山捡了一趟菌子。只可惜去晚了，满山都是捡菌人，在松茅林间看到满山攒动的人头，恐怕比菌子还要多。

同学的爸妈听说我们此行的目的，怕我们上山后希望落空，于是提前进山，竟捡到了几朵鸡枞和青头菌，其中一朵有家里用来打井水的水桶大小，用绿茵茵的松茅盖住，像是好端端长在那里，新鲜活泼。幸亏如此，才终于吃到了所谓的“山珍”。

除了新鲜的野生菌，阿姨还特意炒了一盘蜂蛹招待我们。我记得小时候村里养蜂的人家请客，就常常用这道菜来款待客人，做下酒菜。但我从前在家也不常吃，阿姨笑着起身舀了一大勺给我，一时间盛情难却，只好不动声色闭着眼睛胡乱拌饭吃了一口，还觉得挺香。想骗阿川尝一尝，他却死活不肯吃一口，说是太吓人了。于是云南人的热情，只好由云南人消受。

走出山林后

但每次迎来雨季，每次看到别人上山捡菌子，我最先想起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当我还是一个孩童的时候，有一个面容早已模糊的女人，她拉着我的手，带我从镇上出发，沿着乡间的路，穿过田野，拎着小竹篮就进山去了。

一个年轻女人和一个小孩，这样寂寞的组合，运气竟然要好过今天的“职业捡菌人”。我记得甚至都没有走进深山，就已经装满了两只竹篮，我说走不动了，她才默默无言地带我回家。

这是同村的一个姐姐，当时她教我认的那些菌的种类，我一直记到今天。分别时，她好像将篮子里的菌都分给了我，让我带回家。

印象中她似乎一直都是这样沉默不语，因为喉咙里长了一颗瘤，或者别人传言中并不清楚的怪病，她说话很费劲，咬字又困难，说了也让人听不清。所以她常常紧闭双唇，抿成一条细直的线，埋头做事，面对所有人的埋怨都一一受着，并不肯作声。

自从那次分别后，我们从广袤自由的山林回到镇上，回到人和人织成的复杂网络，我的生活里好像就再没有过这个人的消息。但似乎因为我一直想着她，于是这个人的故事就仍在我的大脑里继续生长。在我无意间合成的故事版本中，她收养了我小时候因为随父母搬家必须要送走的小狗，后来因为不详的疾病去世，我的小狗自然也无法孤独地活在人间了。

在脑海里上演过无数遍，我一直以为这个故事是真的，下意识觉得曾经这样发生过。但我最近想起来，特意去问了我妈关于她的事，才知道这只是一个推理结果，我没有看见的事情、没有看见的人，因为牵挂不断而在我大脑中继续生长的结果。

在我妈妈的版本中，也是我认为最可信的一个版本，她的故事是这样的。

听说她以前嫁过一个男人，也许是邻村的，后来发现她喉咙里长了一颗瘤，也不知道是什么病，男人一家就决定不再要她，让她回娘家。回来后她找了一个隔壁村的男人，同时她兄弟也交着女朋友，家里的意思是让她问那个男人要点钱，给她兄弟讨媳妇用，但男人不愿意，说是她既带着病又想要钱，也不肯要她了。后来同村人说媒撮合，介绍了一个鳏夫给她，然后她兄弟就送她去鳏夫家，鳏夫给了点钱，她兄弟就把她交给鳏夫就回去了。就这样跟鳏夫过了几年，然后还是过不下去，回了村里，听说又嫁人生了一个男孩，再后面就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怎样去讲这个故事，那些“男人不要她了”之类的描述，是我最痛恨的，但我都保留了下来，用来展现这一桩桩血淋淋的罪行是如何一次又一次轻巧逃脱的，就是源于此类语言的轻佻。

当这个故事被一层层剥开，她终于从一个“上山捡菌子的沉默女人”这样轻盈朦胧的描述中揭开痛苦的面纱，瞬间倾塌。或者从原先看不清原貌的钢丝绳上走过，每踏出一步都几乎跌下来摔个粉碎——主要是此前我大脑中形成的无比天真、接近童话的幻想结局，此刻被这残酷的真相粉碎。

原先听说她还活着，我心里还感到一阵惊喜，但没想到，所谓活着竟然只是这样活着。他们不停地在用这个女人换钱，想方设法寻找买家，不能称心如意就立刻转手，要将她吃干抹尽，不达成目的不罢休。

想起《隐入尘烟》的开头，女人被当作牲口打量，人群甚至不屑于窃窃私语，反倒像说出世纪真理一样坦然：“她又不能生育，她有啥可挑的。”而导演李睿珺在影片上映后，说农村有一个现象，经常会有男性被剩下，但很少会有女光棍，女性不容易被剩下，然后得出的结论是：女性在农村有性别优势。荒唐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我的这位姐姐，她所有版本的故事最终都汇成了这一句：听说又嫁人生了一个男孩，再后面就不知道了。值得传颂的是“生了一个男孩”，倘若是无法生育，或者生了女孩，都不会有这样一个结局留下。她这一生都还是会在不同的男人手底下讨生活，“丈夫”、“男友”，任何一个称呼都不算妥当，说是“买主”也显得过于轻佻，只能作为一种修辞，而不能实际讨论。

因为它无视修辞的愤怒和控诉，而平静默认一个女人是属于她的父亲兄弟的，是可以用来买卖的物品时，就成为了一种语言陷阱，往往成为法庭上重罪轻判的原因。所以有人提倡，取消对拐卖妇女罪行的所有有关“买卖”的说法，用“劫持并转让控制妇女罪”替代“拐卖妇女罪”。

语言是为了沟通的，而并非为了制造陷阱。我想这种提议也是为了解除上一阶段的陷阱，但如果这些概念还是困难，仍然制造了陷阱，当然也是要再推翻重来的。

我开始和别人较劲，开始咬文嚼字的时候，就离故事越来越远了。但以身承载这个故事的女人，却好像因此和众多女人的鬼魂一起活在了我身上，我的愤怒是因她们而起，也只能因她们而平息。

只有在姐姐重新成为那个曾经带我上山捡菌子的沉默女人时，我才能从众多的词语、抽象的讨论中脱身出来，但我已经知道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了，我的大脑便不会再这样以一个儿时充满幻想的场景为基础，生长出一个天真童话，那不是她真正的命运。

也许我们当初不该走出那片长满鲜菌的森林，不该回到这个由人和人织成的密布网络，这个丛林要比想象中更加危险，识菌的本领、认路的本领，在这里统统失效，女人先变成了一朵菌。

一个只有女人的家：妈妈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