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溫和地走進黑夜，向日葵當在日暮時燃燒咆哮——訪《戰場上的無仁通話》烏克蘭導演奧薩娜卡普維治（Oksana Karpovych）
文｜曾繼賢
持續已久的俄烏戰爭進入關鍵階段，烏克蘭人民的苦難與傷痛，需要藉由更多影像力量讓世人關注和支持，繼而互相依存，思考當代的國際政治問題，集體對抗極權。早前烏克蘭導演奧薩娜卡普維治（Oksana Karpovych）首次踏足亞洲，從家鄉攜來《戰場上的無仁通話》，以烏軍截取俄軍與家人的通話內容貫穿全片，入圍第48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紀錄片競賽」的火鳥大獎，最終獲評審團特別表揚。戰爭面前，我們要如何立身處世？又應如何理解已逝的生命？紀錄片的價值何在？在《戰場上的無仁通話》獲獎之前，我帶著這些疑惑訪問到奧薩娜卡普維治。我們相見那刻，她投來的微笑是我看過最為沉重的笑容。
非如此不可，因為我是歷史的見證人
奧薩娜卡普維治一直以紀錄片思考烏克蘭的社會議題，如《Temporary》 (2017) 反思烏克蘭人漂泊到加拿大的離散經驗，《Don't Worry, The Doors Will Open》 (2019) 借蘇聯留下的通勤列車反映烏克蘭工人階級的日常生活，這些議題暗地裡扣連著俄烏的緊張關係。
俄烏衝突有其深遠的歷史源流，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在2022年不顧聯合國的阻撓，說要「去軍事化和去納粹化烏克蘭」，將烏克蘭人幻想成未能回歸的俄羅斯人，毅然發起全方位戰爭。首次直面近乎種族滅絕的危機，她感到一種無權勢者的徬徨，「我是見證人，亦是電影人，卻不知道可以做甚麼。」入侵後一個月，在道德的感召下，她想到要用電影記錄目前的境況，「對我來說，創作一部記錄當下的作品非常重要。這不只是為了現在，更是為了歷史。」
要紀實戰爭，就必須走入戰地。卡普維治與團隊回到家鄉，冒著生命危險走到基輔前線拍攝，如今回想，她形容是「一生中做過的最困難的事，在理智、情感、道德、倫理上都花了巨大努力。」她以公路電影的方式帶領觀眾目睹頹垣敗瓦，「這是一部沒有主角的電影，更在不同地點拍攝，又附上俄軍的通話音訊，我們花了半年時間在後期剪接上。」
抗戰的義憤遇上平庸的邪惡
卡普維治以俄軍的通話與烏地的生靈塗炭交織整部電影，這聲畫對立形成戰爭的思辯。沒有血腥和槍炮的畫面，殘酷卻無所不在，隱藏於漫長的鏡頭中，她希望未經歷過戰爭的觀眾能沉浸在這時空，「雖然要紀錄戰爭，但我刻意避免直接呈現暴力。暴虐、死亡和殺戮是可怕的，但它們始終是表象，戰爭本身是更為複雜和混亂。」不難令人想起近期的《特權樂園》，大屠殺的後遺將會殘留到遙遠的未來。
烏克蘭詩人魯芭．雅金楚克（Lyuba Yakimchuk）在〈何以殺人〉說：「我用電話和家人保持聯繫／所有通話都被竊聽了」（宋子江譯），卻在某天被烏軍還施彼身：烏克蘭情報部門攔截了2022年3月至11月期間俄軍在戰場上撥打的數千通電話，逐一揭示了敵軍心理。
「我很高興找到對入侵表示懷疑或批評的聲音，但要保持開放且批判的態度，是一種巨大的挑戰。」卡普維治希望在電影裡包容不同的聲音，接近俄羅斯人的不同精神面貌，同時呈現戰爭的複雜性與無情。俄軍被強制入伍，逐漸對入侵感到厭倦，他們亦有其難處，其中有錄音說：「記憶不一定沖淡，我不知道回家後怎樣睡得安穩」，「想回家只有兩種方法，一是傷，二是死。」
儘管有些俄軍質疑入侵的意義，但不幸的是，他們並沒有對烏克蘭人表現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大部分的懷疑和批評只是針對俄羅斯國家，他們沒有因為上戰場而賺到足夠的錢，而要冒的生命危險太多，他們始終關心的是戰爭如何影響自己的生活。
撥出電話的俄軍描述劫掠、槍斃、「21朵玫瑰」酷刑的場面，他們麻木不仁，手染鮮血，而通話的另一方，俄軍家屬也沒比士兵來得善良。卡普維治想抨擊的是帝國主義，俄羅斯打著去納粹的旗號，讓自己出師有名，為暴力賦予正當性，平民在這框架下「接觸不同形式的政治宣傳後，對入侵做出不同解釋」，便說著「你殺的是法西斯」、「他們不是人」等去人性化的論調，展現出平庸的邪惡。
面對這種虛偽的正義暴力，卡普維治義憤填膺，卻沒想要散播仇恨。「憤怒是一種推動自己的方式，它給我們繼續戰鬥的能量。但憤怒不等同仇恨，我一直對自己說，憤怒是可以的，烏克蘭人今天完全有權利感到憤怒。而仇恨不是一種燃料，它只會蠶食心靈，如果我們一直緊抱仇恨，這場戰爭不會有結束的一天。我所做的是，盡可能堅持自己的仁慈，善待每一個人，並保持樂觀。」
活得磊落真誠 理解他人之痛苦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是喜劇演員出身，擔任製片人的時候經常觸及政治題材，他曾於第 75 屆康城影展的開幕式致辭，借《大獨裁者》說世界需要新的卓別林，鼓勵電影人為自由而戰，團結對抗獨裁者。他相信電影的力量，而卡普維治相信紀錄片的力量，以紀實的錄像讓觀眾看見別人的苦難，她認為「繪畫做不到這一點，甚至我非常喜歡的攝影也不能，電影讓人們短暫停留在完全不同的時空和狀態中。我希望令觀眾產生認知上的不協調，察覺眼見的『真相』是操縱於俄羅斯的政治宣傳。」
《戰場上的無仁通話》記載了卡普維治所目睹的一切：烏克蘭人民對入侵、戰爭和暴力的抵抗——抵抗有很多微妙的姿態，戰鬥的士兵只是其中一種，真正令她感動的是，「無論外間有多混亂，看見人民保持家園井然有序。」
縱使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說影像讓人習慣旁觀，對遠方的苦難感到麻木，但卡普維治重申紀錄片應該賦予人們力量。「戰爭是極之粗暴的，但目前在烏克蘭很難找到這種力量，並找到賦予人們權力的工具」，似乎電影是她唯一能倚仗，尋找希望一門的藝術。話說至此，卡普維治一時哽泣，我表示遺憾，因為我們永遠無法完全感受到身陷戰火的人，有多艱苦，有多沉重。
她抹乾眼淚，吞吐地說：「我不知道是甚麼賦予我力量，但此刻我相信⋯⋯我相信存在真理。作為電影製片人，我很榮幸，因為我擁有工具，我有能力在熒幕上展示這個真相。當然，紀錄片仍是很主觀，只是一種視角，但它終究是烏克蘭的現實。我認為對自己保持誠實很重要，亦要有勇氣不迴避複雜性和衝突，表明自己的立場。」聽來有種熟悉感，像哈維爾（Václav Havel）說活得磊落真誠就是一種反抗，像傑魯巴維（Eviatar Zerubavel）說沉默就是暴行的串謀者。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有活得磊落真誠的條件，卡普維治分享自己看過很多俄羅斯電影，不論虛構或寫實電影，「它們總是晦暗而冷酷，也不對人性抱有希望」，這是極權的悲哀。
在政治夾縫中呼喊 披著荊棘走上國際舞台
歐洲電影節連續三年以烏克蘭電影開幕，除了代表歐盟的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讓世人看見烏克蘭。卡普維治對此表示由衷的感謝，「國際關注烏克蘭的議題和電影人，對我們而言非常重要。電影與新聞不同，它以更深刻的方式教育人們，讓他們了解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
雖然身陷囹圄，但人權危機不只落在烏克蘭身上，卡普維治因此想起以巴衝突，似是一種共同體。彼方遙遠，卻又熟悉。「我相信種族主義仍然存在，我們需要小心談論它，畢竟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有各自複雜的歷史背景。共通的是，巴勒斯坦和烏克蘭的人民都被帝國勢力所困，我們從中看見人們如何被大規模殺害，生命如何被漠視，在一瞬間化為烏有。」她懷著悲憫續說：「巴勒斯坦是目前最大悲劇之一，受害者都是最普通的百姓，這些聲音也應該要被聽見，但我們不是要競爭國際關注，或是比拼誰較悲慘。我們都是平等的，我們應該擁有相同的權利，我們的故事和聲音應該得到平等的支持。」
即使烏巴兩國如魯衛之政，卻難以互相表達支持，「那些外交操演和政治宣傳，使我們不能彼此團結。在烏克蘭，看不見人們對巴勒斯坦的支持，也聽不到阿拉伯世界對烏克蘭的支持。曾有人問我，如果俄羅斯支持巴勒斯坦，你又怎能支持巴勒斯坦？這讓我非常悲傷。很明顯，俄羅斯與美國正在玩雙重政治，他們支持一個國家，也在背後支持另一個國家進行非人性的侵略。」此時，她竟笑說：「如果我們沒有得到西方的軍事援助，可能我到達這裡之前已經死了很多次了。」
我心中的向日葵花語
烏克蘭獲得全球關注，2014年廣場起義是鮮明的分水嶺，那時卡普維治剛好移民到加拿大，事隔十年，記錄這段歷史的《凛冬烈火：烏克蘭自由之戰》已為香港人所熟知，她表示：「在這之前，西方對烏克蘭了解不多，他們覺得烏克蘭是俄羅斯的一部分，我們沒有自己的身分和主體性——廣場起義是我們國家的歷史性時刻，它向全世界展示了人民擁有改變的力量。」
烏克蘭人重視自由，尊重權利，希望生活在開放和民主的社會中，她由此對家鄉許下寄語：「我從來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那場革命給了我很大的信心。我愛烏克蘭，我愛她的文化。可是，我理想中的烏克蘭不是民族主義的，而是人們會受到平等對待，也不存在反同性戀、仇外心理和種族歧視；身分認同也不是基於血統和民族主義，而是基於政治價值。」
來到香港，她自稱對這地認識不多，但知道香港曾經聲援烏克蘭。從戰地走來的她形容，在香港感到香港人開放友善，有種莫名的安全感。她亦很有興趣了解香港近年的故事，要我推介一些香港紀錄片。《戰場上的無仁通話》走過希臘、哥本哈根、比利時、香港和紐約，她由衷地說：「能夠帶著這部紀錄片走遍世界各地，讓人們看見烏克蘭，我很滿足。」
此時此刻，基輔炮火連天，烏軍缺乏彈藥，防空系統有待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援助，七大工業國組織亦強烈警告中國停止助俄入侵。當我們安睡，世界的另一角落發生著這一切。卡普維治說，此片是獻給勇敢抵抗俄羅斯帝國主義機器的烏克蘭人。祝願他們的敵人如烏克蘭國歌所寫，消失如朝陽下的露珠（Згинуть наші воріженьки, як роса на сонці），而所有危脆生命，早日復得免於恐懼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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