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终于为普及转基因粮食作物开绿灯，十年争议留下什么经验教训？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袁越
原文发布时间｜04/10/2024

我做了将近20年记者，亲身参与过中国几乎所有与科学有关的大规模群体争议，包括气候变化、地震预报、PX化工厂、中西医之争、国产药与进口药、雾霾与经济发展、核电站安全，以及新冠的防疫政策等等，大都尚未分出胜负。最近一次围绕新冠防疫的争议其实已经有了结果，但仍然有相当多的人不愿承认清零政策是个失误，因为他们坚信历史不能假设，后来的失败不能证明前面一定是错的。

但有个争议似乎已经尘埃落定，这就是转基因。这个话题曾经引发了中国民众的高度关注，其热度至少维持了十年之久。而在2023年12月25日，中国农业农村部发布了一则公告，为85家企业的农作物种子颁发了生产经营许可证，其中包括37个转基因玉米品种和10个转基因大豆品种。这是转基因种子进入市场的最后一道关卡，意味着中国转基因饲用、食用农作物正式迈向商业化时代。

当然，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发放并不等于所有中国农民立刻就能种上转基因玉米和大豆，因为任何新品种的推广都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更何况是转基因这种技术含量很高的新品种。但是，这个许可证的发放意味着转基因粮食作物在中国商业普及的最后一道法律障碍已经被清除，大规模种植只是时间问题了。

按照浙江大学转基因玉米研发团队负责人、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沈志成的说法，一般农作物新品种的更新换代会有3~4年的推广期，预计5~6年后转基因玉米在中国的占有率就能达到90%以上。

这个估计似乎过于乐观，但其实是有先例的。中国早在1997年便开始推广转基因棉花，因为这种棉花的抗虫性能优异，大幅减少了农药的使用，因此仅用了几年时间其市场占有率就超过了95%。

中国的粮食作物本来也可以复制转基因棉花的成功经验，因为华中农大的张启发院士早在1990年代末期便已研制成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并于1999年提交了安全评价的申请，转基因抗虫玉米也在几乎同一时间被研发了出来。2009年，第一批中国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水稻和玉米获得了安全证书，具备了商业推广的条件。但由于中国国内反对转基因主粮的呼声日渐高涨，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这批转基因粮食作物品种没能按时获得生产经营许可证，因此中国农民一直没有机会种植这种对环境更加友好的新型农作物。

更加糟糕的是，因为看不到商业种植的希望，很多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中国科学家被迫改行，原本已经无限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转基因育种行业因此倒退了十多年。

与种植方面过于严格的监管不同，中国早在2000年就开始从国外大规模进口转基因玉米和大豆，中国的家禽家畜很早就吃上了转基因饲料，转基因食用油也早已进入了中国人的厨房。换句话说，中国人其实已经直接或者间接地吃了20多年转基因食品。但这些食品只能进口，无法国产，这在各行各业一直强调提高国产率的中国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

好在这个奇怪的现象很快就将终结。据报道，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在内的多个省份的部分农民今年已经开始种植转基因玉米和大豆了，中国人很快就能吃到自己种植的转基因粮食，十多年来的转基因争议也将终于画上句号。

我对于转基因持正面态度，这建立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我在2014年出版了《人造恐慌：转基因全球实地考察》一书，花费了7年时间走访全球转基因大国，采访了转基因相关政策制定者、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以及全球生物领域的顶尖科学家，解析了转基因技术的知识与其发展的历史，澄清了很多谣言，为这项曾经引发人类恐慌的技术进行了有效的祛魅。

今天，关于它的舆论战早已淡出了公众视野，但回顾这十多年的转基因争议，留下了太多经验教训。我认为以下6个方面值得大家认真思考。

要推动技术的发展，行政命令很管用，但很不可靠

中国民间对转基因争论的一个最为常见的说法就是：让领导先吃。这句话看似有些情绪用事，但仔细想想确实很有道理。如果政府想要说服民众接受转基因，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领导们自己带头吃。但实际上大家经常看到的情况却是中央直属机关食堂会专门花大价钱采购非转基因的食用油，这让普通老百姓作何感想？

中国转基因争论之所以持续了这么久，很大原因就是中国的官员们普遍缺乏最基本的科学素养，又惧怕失权，不愿相信主流科学家们的意见。熟悉中国政治的读者肯定知道，任何事情，如果“大领导”不认可，基层官员再怎么努力也是白搭。

这次的转基因突然放开，很可能与领导们对待转基因的态度关系不大，而是和国际局势的转变有关。众所周知，美国一直是中国的主要粮食进口国之一，中美两国关系的恶化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据统计，2023年中国累积进口的粮食总量为16196.4万吨，同比增长11.7%，高居历史第二高位。相比之下，2023年的中国粮食总产量为69541万吨，进口量占国内总产量的比例高达23.3%。如果不能从美国那边进口足够粮食，中国便只能从巴西、阿根廷和加拿大等国寻求替代，但很可能导致价格上涨，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这显然是中国政府不愿看到的结果。

中国拒绝种植转基因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粮食单产低、成本高。目前中国的玉米单位面积产量大致相当于美国的一半，生产成本却要比美国高出50%左右，大豆的情况就更糟。中国之所以突然放开转基因种植，很可能是情势所迫。要知道，去年全球转基因领域并没有出现什么重大利好的新消息，中国民众对待转基因的态度也没有发生180度大转弯，这次转基因新政的出台没有任何铺垫，和当年清零政策的突然取消极为相似。

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中国早已习惯了通过行政命令来推行新政。这个做法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非常高效，但却很不可靠，因为这对大领导的决策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旦大领导的思维、知识和视野跟不上时代，老百姓就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能跟着大领导一起沉沦。

科学只负责提供事实，不负责指导人们的选择

转基因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支持转基因最积极的其实就是科学家。他们做了各种实验证明转基因食品很安全，既不会导致癌症，也不会让人不孕不育，对环境的影响也很有限。很多质疑的声音认为推广转基因作物会降低生物多样性，使得作物适应环境、抵抗灾害的能力降低。然而，在数千年的农业进程中，许多作物都经过了人工的驯化、挑选和改造，早已不是自然进化的野生品种，和“天然”状态已经相去甚远，而转基因作物只是增加了特定的性状，并非创造了什么新物种。要说降低生物多样性，也是农业本身的代价，转基因的出现并没有加剧这个问题。另外，转基因不但不会降低农作物的抗灾能力，反而有助于增加它们的抗逆性。因此科学家们不理解为什么老百姓会反对这项技术。

与此同时，科学记者们也撰写了大量科普文章为公众讲解转基因的原理，解释科学家们进行的各种安全实验，他们同样不理解老百姓为什么不相信他们认真撰写的文章，反而去相信各种阴谋论。

类似的现象在几乎所有的科学争论中都曾经出现过。很多人把问题归咎于大众的科学素养差，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原则，那就是科学从来都只负责提供事实，不负责指导人们的选择。

就拿转基因来说，科学只能告诉我们转基因是怎么实现的，转基因农作物会有哪些优点，可能存在哪些问题。但这些都只是科学事实，不是价值判断，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这些事实做出自己的解读与选择，且这些选择并非只基于理性。比如，有的人习惯了传统的有机种植方法，不喜欢使用除草剂，他们便没必要使用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再比如，有的人习惯了自己留种，不喜欢每年都去买新种子，他们同样会选择自己常用的品种。甚至，有的人就是不喜欢人类随便修改基因，认为这是在扮演上帝，他们同样不会选择转基因。

这个道理还可以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免疫学家只负责告诉你感染新冠病毒会导致什么症状，以及新冠疫苗的作用原理，其余的就管不了了。有的年轻人认为自己的免疫系统足够健康，选择不戴口罩；而有些老人觉得自己很可能受不了疫苗的副作用，从而选择不打疫苗；再比如，科学家只负责告诉你核电站的工作原理和预防措施，以及核电的致死率要比煤电少得多这一事实。但有的人还是会对自己看不见摸不着、并且难以理解的东西感到恐惧，宁愿支持煤电。

总之，科学只负责研究大自然的工作原理，人却会根据自己的偏好做出自己想要的选择。科学家和科普作家们与其抱怨大众缺乏科学素养，不如想办法把科学事实解释清楚，帮助更多人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毕竟科学家们科研的钱大都来自纳税人的口袋。

技术本身都是中立的，好坏则是比较出来的

在应用层面，转基因就是一项育种技术而已，而任何技术本身都是中立的，其好坏取决于使用的方式。比如弓箭本来是为了打猎而发明出来的，后来用弓箭杀人则是战争和犯罪的行为。

虽然有些技术虽然看似有百害而无一利，但只是因为你还未了解得更深入、全面而已。比如滴滴涕这种杀虫剂由于对环境有害，如今已经到了人人喊打的程度。但实际上它的杀虫效果至今无可替代，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允许在室内使用这种杀虫剂，因为这么做真的能拯救生命——一些蚊虫携带的致命传染病仍在对大量人口造成严重危害。

这就引申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一项技术的好坏？我认为，如果要想公正地做出评价，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和它所替代的技术加以对比，而非以想象中的一个完美标准去做评判。举例来说，滴滴涕虽然对野生动物很不友好，但因为它的杀虫效果确实好，所以如果能防止其扩散到室外的话，它就可能比其他替代性杀虫剂更值得。再比如，核电站本身当然存在很多风险，比如核泄漏或者核废料处理困难等等。但如果统计单位发电量的致死率，核电和风电太阳能属于同一档次，却比火电和水电都要好太多，所以核电才是更安全的发电方式，应该和风电太阳能一起大力发展。

具体到转基因，这项技术替代的是化学杀虫剂和传统的除草方式。我们必须把两者放到同一个评价体系里加以对比，才能看出谁好谁坏。比如传统的化学杀虫剂对环境肯定会造成污染，而Bt蛋白以前一直是作为低毒杀虫剂而被有机农业爱好者所青睐的。转基因只不过是把编码Bt蛋白的基因转入农作物，使其源源不断地生产Bt蛋白而已。这么一对比，就会发现抗虫的转基因农作物大大减少了化学污染，其实是很有益于环保的，理应被有机农业爱好者大力支持。

还有一种转基因黄金大米，其对应的替代品是人工添加维生素A，后者显然因为经济原因而难以普及，而前者种植出来之后，人只需正常吃米饭就能够补充这种重要维生素，对于穷人来说好处很大。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只是很多人没有权衡利弊的意识。比如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当然也有自己的道理和优势，但是当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政策的成本和收益也改变了，再把这个政策放到国际上一比较，立刻就会明白它有多么荒唐。

科学家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反转”运动之所以如此地轰轰烈烈，而且持续了这么久，和一部分科学家的参与密不可分。

比如关于转基因食品致癌的说法，其科学根据几乎全都来自法国里昂大学教授塞拉利尼（Gilles-Eric Seralini）于2012年进行的一项实验。这个实验发现喂养转基因玉米的小鼠会得癌，其结果发表在同行评议的《食品与化学毒理学》（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杂志上。国际反转运动把这篇论文当做证据，要求各国政府停止颁发转基因农作物的生产许可证。但来自欧洲食品安全局、法国生物技术高等理事会等国际科学组织很快便发表声明，指责这项实验在设计方法上存在致命缺陷，其结论很不可靠。《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也对这篇论文做了撤稿处理，但这并不妨碍以讹传讹，大众仍然相信转基因食品会致癌。

事实上，塞拉利尼教授从一开始就坚定地反对转基因。他从同样持反转立场的绿色和平组织那里拿到了一大笔实验经费，所以这项实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不是中立的，而是存在严重的偏见。

同理，中国的反转运动之所以如此兴旺，除了央视名嘴崔永元的个人努力之外，还和好几位中国著名高等学府的教授们有很大关系。其中比较活跃的清华大学教授刘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田松和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顾秀林等人要么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反对“美帝国主义”，要么一贯反对现代科技，主张回归传统文化。他们都不是持中立立场的学者，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普通老百姓很难看出这一点，往往会被这些人的头衔唬住。其实大家大可以相信主流科学界的立场，因为科学共同体有着很强的自净能力。历史证明，任何错误的科学结论都会很快被揭穿，少数科学家的偏见是不会长久的。

这个道理不但适用于转基因，也适用于其他科学领域。比如一直有少部分科学家不认同气候变化，但这样的人在科学家群体当中的比例不足5%。再比如，至今仍然有不少科学家反对预防性疫苗，认为它不够安全。但这一派的观点同样只占很小的比例，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是支持疫苗的。

环保组织不一定环保，要注意它们的资金来源

反转运动还和几个环保组织有关联，其中最为活跃的无疑是“绿色和平”组织。这个组织的国际知名度一直很高，很多人称赞他们敢想敢干，为了保护环境不惜和政府以及大公司对着干。他们也确实在环保方面做过很多事情，比如抗议非法捕鲸和抗议化工厂污染水源等等。

但是，这个组织在转基因和核电站这两个领域的极端立场却成了他们的滑铁卢。很多科学家和环保人士批评他们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故意歪曲事实，煽动无知群众的情绪，其结果反而阻碍了环保。

关于转基因和核电站本身的好坏问题已有太多文章，本文不再赘述。我只想提醒各位读者，环保组织不一定都是以保护环境为己任的，因为环保组织和任何组织一样，首要的目的都是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判断一个组织的性质，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看一下它的资金来源。

目前绝大部分环保组织的资金来源都非常多样化，既有从民间募集来的善款，也有慈善基金会捐赠的款项，甚至还包括从政府机关和企业拿到的赞助。但绿色和平组织很不一样，这个组织一直标榜他们不从任何机构拿钱，其经费大都来自民间募集的善款。这么做的好处是不必受任何机构的影响，可以做到相对独立。缺点就是他们必须迎合公众的情绪，很多时候甚至不惜牺牲科学精神。

比如，为了在大众媒体上保持存在感，绿色和平组织经常会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往往给人留下故意炒作的印象。转基因和核电站涉及到基因和放射性这两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新生事物，很容易引起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恐慌情绪，于是绿色和平抓住这个机会大肆批判这两种新技术，甚至不惜通过造谣的方式加以诋毁，以便从民间获得更多的捐助。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很多领域都很常见，比如很多反对气候变化的专家或者研究机构都从化石能源公司拿到过资助，他们的研究结果是存在严重偏见的。相反，几乎所有中立的政府研究机构都支持气候变化理论，这才是更值得信赖的研究结果。同样在转基因领域，几乎所有的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和政府监管部门都为这项技术开了绿灯，这些机构和转基因企业没有直接的利益瓜葛，这一点相当有说服力。

我们需要健康的质疑精神，不需要贩卖怀疑的阴谋论

科学的核心就是质疑精神，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也要防止质疑精神的滥用，其结果就是贩卖怀疑的阴谋论。

就拿转基因来说，随着主流科学界累积的证据越来越多，反转一方已经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过硬证据了，于是他们改变了策略，开始大肆贩卖怀疑论，其核心思路就是宣称转基因是个新生事物，需要让美国人先吃三代再让中国人吃。就连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未能幸免，他曾对媒体说，转基因有遗传问题，所以他愿意率先试吃，因为他年纪大了，出了问题也无所谓。袁隆平的这个说法不但没有任何科学根据，而且会严重误导公众。其实科学界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已经没有任何争议了，根本不需要有人再来以身试药。

反转派领军人物崔永元也说，他不反对研究转基因，但要求先试验个几十年，证明无害了才能被批准上市。这个说法看似很合理，实际上就是在贩卖怀疑，以阻碍这项新技术落地。

著名的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内奥米·奥利斯克斯（Naomi Oreskes）早在2010年就出版过一本名为《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的书，揭示了国际反科学运动所采用的伎俩。作者列举了很多案例，证明这些人最善于通过散布谣言来达到其反科学的目的，比如他们宣称吸烟不一定致癌，癌症有可能是遗传的结果；酸雨不一定是工业排放引起的，其后果有待进一步研究；臭氧层的破坏不一定是氟利昂等工业气体造成的，有可能是火山爆发的结果；气候变化不一定是人类活动引起的，有可能是太阳活动的变化所导致……等等。公众看到这样的说法，会觉得很多事情科学界都还没有定论，所以他们便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抽烟，继续排放。

质疑精神当然是很有必要的，但需要有知识和理性，并遵从一定规则。如果滥用怀疑与恐惧，就会导致逢新必反，人类是没有办法进步的，人类的很多问题也不会有更好的应对方式。因为当你反对新事物的时候，其实是在变相支持、维护旧的东西，那为什么不去质疑一下旧的东西究竟有多大的危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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