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乌托邦在何处：加密、DAO与数字游民 | Uncommons×706 Protocol Society

9 月 23 日

在今天，我们能够设想怎样的未来？

探索与分裂的阵痛仍在当代青年身上持续演化，这些足迹回响百年，从五四到加密，从密码朋克与 PGP 到 DAO 组织，从青年的 “失重” 到数字游民社区的 “漂浮”，未来世界的协同形态与乌托邦设想似乎越发扑朔迷离。在今天，我们能够设想怎样的未来？

2.1 圆桌 Shownotes
2.2 十位匿名发言人发言实录

圆桌参与者

主讲人：306f
笔记：0614
发言人：306f, 1e9f, d6a7, of8c, 012c, 0614, d659, 3413, 61a1, aoee*
观众：感谢五十名观众的全程支持。
*本次发言均进行了匿名处理，匿名方式为哈希算法，缘由参见 OUR STORY BEGINS。

第一部分：主讲人分享

世界主义与去中心化思潮

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八年，也就是五四运动后不久，这些 20 世纪的共居实验开始在报刊上得到讨论。尽管革命以速成的形式实现，未能解决的问题也很快暴露出来，许多人甚至认为假共和还不如真专制。知识界普遍开始思考如何再起革命，以解决那些未能解决的部分，于是各种社会问题进入视野，使整体性的全面革命思路和理想浮现出来。

用梁启超后来的话来讲，社会文化是整套的，需要全人格的觉悟，只从上层来改变，对社会底层运行逻辑的触动是非常有限的。

这些整体理想包括各个方面。家庭层面主要是反宗族、反父权、反对包办婚姻，以及对遗产继承制度的反思。20 世纪初的动荡使许多旧富裕家庭破产，出身于这些家庭的青年学生所产生的观念，则往往指向旧宗族中的财产纷争和道德败坏，扩大到私有制下的财产积累。

社会层面影响广泛的“劳动神圣”观念，强调人人劳动、人人得食，打破过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认知和结构，求学和谋求社会地位时，青年不再一味依赖家庭荫蔽，而希望通过个人劳动谋求独立和自尊的生存。文化层面，又要求重新构建新的道德想象和理想人格。

家庭革命和理想人格的重塑，无法通过一般意义上的变革来实现。如果社会文化层面的变革不能发生，即使取得政权，人们的生存状况未必有显著改善，在这个过程之中，青年们并没有看到希望；大概念实难与身边剧烈的社会动荡对应，逐渐变得空洞无力，莫不如寻求能够立刻行动的方式，有类于本土政治传统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个人修养出发，在小组织中实现理想生活，扩大到社会层面，即“小组织——大联合”。倘若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式地建立众多小组织，并构筑这些小组织的联合，就能够完成整个社会的革新。

今天提到五四运动，容易受 80 年代被构建的知识的影响而先入为主，从“启蒙和救亡”的角度去理解，格外强调民族革命的一面。但在 20 年代，“民族国家” 的建构与保存不是关键环节。即便分歧始终存在，在 20 年代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并行的时代氛围之中，小组织——大联合的构想，仍具备了容纳安那其和世界主义的可能。

青年们的 “工读互助” 理想

换言之，人们热切期盼有关民主、自由、独立的空谈，获得可以触摸的实践形式。“新生活运动” 即是焦点之一，口号提出后进展非常迅速。初次提及的文章发表于 1919 年 7 月，到 1920 年 1 月，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已经成立。

所谓 “工读互助”，首先是以互助精神，实行半工半读，从最初每日工作 6 小时，读书 3 小时的构想开始，后来认为工作时间过长，调整为每日工作 4 小时。发起人包括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重要人物。互助方面则实行共有财产制，生活所需由团体供给，学习和生活物资共有。三个小组的工作种类分为手工和贩卖两类，后期发展为九种工作类型。

他们的章程非常具体，包括了资金筹集、工作安排及支出等。“人人各尽其能，各取所需” 的宗旨，描述了不采用能者多劳式的竞争，而是从互助立场出发，包容不同的工作能力，平均分配劳累程度，大家商量着来的图景。不是希望章程越加完善，而是盼望章程的取消；期望在互助成为习惯后，本着互助精神各尽其能，形成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

这份章程清楚地界定了工读互助团的性质。它不是慈善事业，不是基金或奖学金组织,不是半工半读或职业学校，目标不在于教导具体技能，而是借着对思想道德的学习，通往人格的丰满，将工读互助的生活，视为一种培育新人的手段。它不做股份分配，而是实行公有制。互助团的宗旨，是“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其能，各取所需”。

工读互助团希望与同时存在的其他组织区分，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组织生态复杂，就理念而言，存在不少混淆重合。参与这项运动的人内部也存在差异，譬如主要执笔人王光祈的个人理想主义色彩。这些蓝图有明确的非政治倾向，呼唤理想之人的出现，而不是理想的制度。从田汉所翻译的一则惠特曼的诗可以看出，他们并非缺乏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知识，而是希望另辟蹊径，对政治的回避，是刻意而为的伦理追求。这首诗发表在他们开办的《少年中国月刊》。诗中说：大都府并不在那些制度完美的地方，因为这些制度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友谊和理想则不会，这是围绕人的设想。今天，我们不能轻易觉得这些想法幼稚。

新青年的分裂

今天回看，我们很容易直接感受到理想的负重。以章程作为初步构想，希望能迅速付诸实践，再行完善、推广的愿望很快破灭，工读互助团很快隐退幕后，成为了模糊的远景。从 1919 年 7 月首创到 1920 年 1 月第一组成立，同年 3 月 23 日北京工读互助团宣告解散。4、5 月间，时事新报和新青年上集中发表了一批分析失败原因的文章。8 月，上海工读互助团成立，同期，湖南武昌等地也出现类似组织，都没有坚持太久，此时社会上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已明显冷却。到 1921 年 7 月，在新生活运动的动议者 “少年中国学会” 的南京大会上，出现了事关新青年阵营分裂的大论争。

投身社会活动还是政治活动、是否确定一个主义，以使团体更加凝聚？如果说先前组织处于自由、独立的去中心化状态，如今，新青年群体的内部分歧几乎全部显现出来，分裂已经箭在弦上。尽管最终分裂迟至 1925 年，然而自 1919 到 1921 两年间，青年们的心态和对前途的估计，已发生剧烈的变化。时代主潮从社会运动转向激进革命，类似的社会实验依然零星开展，却不再被视为通向新社会的答案。隐退的乌托邦理想是否消失？它们又似乎始终存在，影响着后来许多人的人生选择和历史走向。

今天需要追问的是，1920 年前后的短暂乌托邦构想和实验究竟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什么？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们意识到之前那些闪闪发光的普世理想，如民主、科学、自由、独立，并不具备直接介入现实的能力。击毁旧日偶像后，他们无法通过此类信仰，凭空召唤出一个天真纯洁的革命主体，由他们联合起来构建新社会。因此，人们开始呼唤更加贴近实践的知识。这种知识不能只是活跃于新文化的同温层，也需要投身更广阔的社会实践。新一代需要重新定位自身。理想破灭说来轻巧，在历史现场，势必伴随着强烈的幻灭感和疼痛感，也许会导向自暴自弃、自我毁灭，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能够找到端倪。例如，鲁迅小说集《彷徨》所塑造的一些典型形象，正是刻画了理想幻灭后的青年心态，以及他们的迷茫、沉痛和悲哀。

新青年分流后，曾经怀有乌托邦愿景的青年大致走上了两条道路：从事激进革命，或将原来的小组织设想，回收到局部的实践工作中。或是乌托邦理想逐渐退后，"去中心化"的自决精神不再作为核心；或坚持旧有道德与人格理想，落实到切近的社会工作中。那些仍对乌托邦理想有所期望的人，仍在沉默中继续类似的尝试：汇集一群志同道合，建立小组织，在社会的整体经济结构中寻找位置，比如从事办学和出版业。这些局部的活动虽保存了一部分理想，但已失去早前那种期望触及整体社会变革的潜力。

从百年前的尝试回到当代，能够探讨的是，去中心化的实践问题，如今是否已经被技术解决？哪些问题是技术依然无法解决的？我们的当代理想与青年们百年前的构想有多少相近？这种组织形式、与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和实践和今天有什么差别？他们在不同道路上的尝试，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

第二部分：圆桌对谈

Shownotes

👉 五四青年：应激或是运动？

🎙️ DAO，合作社与小组织

🥺 进托邦的想象

🔎 共同的分裂：新青年与密码朋克

🛸 漂浮的数字游民与共居社区

🪄 自动化乌托邦可能吗？

Anon Speaker: 306f, 1e9f, d6a7, of8c, 012c, 306f, 0614, d659, 306f, 3413,61a1, aoee

Speaker 306f: 在我的知识里，李大钊和胡适在革命方式上存在分歧。胡适主张精英式的改良，关注民主，李大钊则更为务实。五四运动后的军阀混战时期，可以说是非常混乱和安那其的状态。今天我们从全球范围来看，亨廷顿的文明断裂带理论提到世界间的冲突，例如巴以问题，背后是西方世界、现代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冲突。那时候中国面临的挑战，则是要被迫加入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扩展市场、增加劳动力和资源交换，使雪球越滚越大。文明上的冲突是不可免的，我们可能选择胡适，也可能走李大钊的道路。

无论哪个主义，都注重提升国力、物质基础和生产力。无论是市场竞争还是计划经济方式，最终目标都是实现生产力的极大富足，提升国家实力和存在感。五四运动的现实意义和对理想的追求，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被理解为一种乌托邦运动？乌托邦本身是对一种理想世界的设想，而五四运动则更多的是一种应激的反应。

Speaker 1e9f: 这些实践参与者从希望到幻灭的过程让我感触颇深。这些周折是跨代际的，又是不断发生的，人们的经验持续更新，尽管背景不同，矛盾却是共通的。譬如说，人们发起和参与工读互助社，期待对个人的全面发展有所体验，这种对完整的追求与社会对高度分工的依赖是存在巨大张力的。类似合作社的扁平、小型组织，在今天的日常工作环境中似乎仍然很少见。现代工作大多是高度分工和组织化的，小组织则往往追求相反的结构。在许多领域里，公司具有更高的效率，合作社往往无法与高度组织化的公司相竞争。在大厂工作很容易感到不满，高度分工和结构化将个人异化，从中难以再找到个人的完整性和平等关系。所以如何让扁平、小型的组织更容易持续存活，是建立更好生活很重要的一步。

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宗教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平衡作用。例如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社会分工快速成型，新教则让人们在某种维度上维持平等和尊严，共同参与公共生活。大部分信仰体系都有类似的概念和实效。然而在传统信仰体系式微、人们越来越将自我价值依附于职业时，新的挑战也会随之浮现：如何在高度分工和协作的环境中恢复人的平等和尊严，满足个人发展的完整性？这不仅涉及狭义的乌托邦实践，也适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公司、家庭、组织等。蔡元培曾提到用美育代替宗教，强调创造的审美和娱乐目的，也许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式。在不以价值为目的的创造中，人是能找到平等、尊严与价值的。

Speaker d6a7: 在 20 年代到 40 年代，知识精英们对民间的广泛关注，主要是调用民俗学，人类学等背景，用民间的话语去关注各种现象。40 年代以后，民间的概念逐渐被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 “人民” 取代。这是一个有趣的转变。工读互助社和下乡建设等运动，都是在 20 年代出现的，背后承载着知识精英们想要改造社会的愿望。

作为一个被广泛应用的概念，“乌托邦” 有不同的指向。如今它已经变得相对中立，既指 “理想的社会”，也可以指 “无法实现的幻想”。对一个理想社会的设想，可能是暂时未实现的，或暗含着无法实现的潜台词。既然有 “反乌托邦” 的用法，那么也可以对反乌托邦再进行一次反向，追求小而美的社会形态，比如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这也就是 “优托邦”。小社会的理想联合起来，能够形成更美好的共识社会。凯文·凯利提到的“Protopia”或“进托邦”概念，可以理解为这种愿景的集合。五四时众人对它就有不同的想象。有趣的是在这种朦胧时期的最终演化过程中，它逐渐转变为宏大叙事和时代想象的意识形态。从前现代到现代，既是乌托邦的破灭，也是乌托邦的消失。

Speaker 0f8c: DAO 在某种程度上，也延续了安那其主义的倾向。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将这里的安那其主义，泛化为个体与 “大他者” 的关系关系。“大他者” 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名词，指的是我们存在于潜意识之中的某种外界权威，例如 The big boss is watching U。在一个强审查、监管和随时调控的社会中，我们容易下意识地感受到这种“大他者”的存在，畏惧它，并进行自我审查。在公司中，这种情况也类似，老板可能会监控你，统计你上厕所用的时间有没有超过五分钟。今天在 DAO 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尝试通过智能合约，将“大他者”的权力束缚起来。目前智能合约的可执行范围仍然有限，比如在资金配置和管理协议方面的应用，例如 DeFi 协议。未来的发展方向则有可能是扩展更多的执行范围，让智能合约和代码能够更全面地承载大他者的权力，确保这段代码不会超越设定的界限。

在互联网时代，作为数字游民，我们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去哪里，跟什么人呆在一起。然而，这种自由需要与我们内在需求和经济水平相契合的叙事来凝聚人群。国际上的 Network state 运动，所内含的文化模因，往往围绕着抗审查（LunaPunk）、可再生与环保（SolarPunk）、抗衰延寿（Longevity）、主权个人（Sovereign Individual ），以及科技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中国目前基于数字游民群体涌现出的运动，似乎只有新时代上山下乡，去各地乡村建设数字游民基地。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思考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小部分自由人群为基础，建立抗审查的小团体。同时，我们也需要考虑在民族背景下，重新思考如何团结我们的力量，以应对可能到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与债务风暴。

Speaker o12c: 20 年代的中国刚迈入工业化阶段，资本主义尚处于初期。工读互助团失败后，有一些评论者如戴季陶认为，工读互助团的小规模生产不可能在工业化时代生存下来，认为要改造社会必须进入工厂，进入泰勒化的生产车间，组织工人对抗资本主义。当我们的经济生产状态趋向后工业阶段，AI 和 “追求新质生产力” 成为另一种发展方向。未来的去中心化小组织不一定还会像百年前的小组织那样，比起大工厂仍然属于落后的生产方式。在游民的未来主义想象中，乌托邦社区追求更加先锋，而不是回到低生产力的劳动模式。在后工业时代的条件下，我们或许比过去有更多的空间和能动性？

Speaker 306f: 现在人们对乌托邦的概念，偏向于既不完全相信，也不完全不相信。并不是说他们对乌托邦持有否定态度，只是并不关心。20 世纪的左派喜欢搞运动，但这些调动全民的运动往往带来了劳民伤财的结果。如果把整个社会想象成一个布尔运动，那么左派希望看到的可能是所有分子都朝着一个方向。但是以运动这种形式开展的改良方式，可能本身就存在某种问题。

今天普通人对政治性议题的热情不高，参考《娱乐至死》，我们的存在语境与过去的那一代人不同。列斐伏尔在给马克思打补丁的时候，就提到空间的主权。现在我们的空间是被互联网巨头主宰的。比如，百度地图上显示的店铺，实际上可能存在，但地图上没有标注，仿佛在你的世界里这家店不存在。互联网公司通过这些软件构造我们的现实，他们作为现实的设计师对我们有显著影响，构筑了一种隐性的权力。这些关于空间的设计，不仅会影响我们对空间的感知，也会“操纵”我们对空间的改造。今天的空间一大部分是网络空间，在这个语境下，我们对乌托邦的讨论与 1921 年的讨论大相径庭。

Speaker 0614: 今天我们如何设想更加美好的生活，和更好的政治经济形态？百年前和百年后，这两种现实存在许多共同的特征。乌托邦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对现实的不满，反叛和敌对。我们设想如何让某件事变得更好，因为我们觉得现在还不够好。但现实永远是不够理想的，自由和平等不可能真正实现，从概念到实践，这种诞生于文学的概念才转向了对现有政治的诉求和文学式的反讽。每个反乌托邦的文学作品或叙事，都构造了一个被虚构的 “乌托邦” 世界维度，通过充分的幻想和设计，展示人们在设想更好社会、政治、经济形态时遇到的各种纠葛。

这和 90 年代的 Cypherpunk 实践非常相似。初代 Cypherpunk 希望以代码改变世界，发布 PGP，以此驱动人们产生隐私保护的意识。类似于新青年的分裂，后来的密码朋克运动与最初这种松散的，安那其的讨论和实践发生了分叉，表现为以维基解密、阿桑奇等人所代表的政治诉求，链上生态则成为了另一条路径。今天我们看到加密世界在金融和协同上的改良，足以说明那些关注具体实践的行动所产生的价值。

Speaker d659: 尽管目前国内有许多数字游民社区的项目，却大都与当地原生居民关系复杂。数字游民社区是否是一种足够乌托邦的实践？不能简单地定义它就是乌托邦，又的确构成了特殊的实践。这类社区的生产，通常缺乏与当地生活的直接关联。即便它为当地带来了一些新鲜血液，这些血液与原生居民的关系，仍然多以消费者身份存在，来自社区的年轻人享受当地为他们提供的良好环境，但并未真正融入其中或产生反哺。

Speaker 306f: 数字游民对当地经济有现实层面的促进，例如泰国政府对数字游民的专门签证。另一方面则是譬如马斯克这类企业家所持的观点，认为数字游民是“不道德的”。这种道德批判可能源于，许多行业的普通人无法像数字游民那样，选择游牧式的工作方式。例如医院、食品等行业，无法通过互联网获得自由的工作地点。而 IT 或泛 IT 领域的从业者，则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获得一定程度的 “肉身自由”。这不仅是经济层面的促进，还有社会公平性和职业选择的限制。

Speaker 0614: 社区实践所希望的，通常是能够相对脱离主流叙事和主流社会，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类似王光祈他们所成立的互助社形式。无论是生态社区、数字文明社区，还是青年社区，在这个问题上的最终目标，都与非政治倾向及健全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为什么无论是在百年前还是今天，这些实践始终更倾向于采取非政治的行动方式？社区式的乌托邦实践，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影响及实存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乌托邦构想，最初和最终将始终作为思想性的主张。

今天在这片土地上的社区实践中，青年一代确实面临着非常矛盾的问题。一方面，青年人是最具有创造力、想象力和激情的群体。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却常常面临选择。尽快融入社会，接受现有的规训和建构，或是追求伟大理想，构建一个小组织式乌托邦社区。社区实践能够提供一片缓冲区域，允许大家暂时放下一部分社会规训，去探索另一条道路。经历实践挫折之后，人们极有可能选择重新回归主流社会叙事。这种循环成了当代青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的一个缩影。

Speaker 3413: 这些事件的背景是很特殊的，尤其与切身经验有强烈关联。能够召唤一群年轻人参与这类组织的大背景，是广泛的家庭革命，很多人从原有家庭结构中脱离出来，进入多重失落状态。从原有的父权制家庭和宗族中脱离，这一代读书人无法像祖父辈那样，依靠耕读传家和士绅地位回归乡村。他们接受新式教育，与乡土经验脱节，个人体验上有很强的漂泊感。这种断层与游民社区有一定相似性。人们为什么离开家庭，来到年轻人自发形成的同温层或共居社区，与原有共同体脱离？一代人共同想象新生活的愿望促成了这些社区的出现。

Speaker 1e9f: 对现实的改变是一个连续的光谱，今天的现实也是点滴改变所积累的结果。许多最初的政治事件，也起源于乌托邦似的设想和方向，只是后来继续发展了。社会主义革命最早也被看作是一种乌托邦实践，后来则成功成为了主流。任何实践在广义上都是政治性的，只要有两个人就有社会；而对社会中人与人如何相处和协作的设想，就是政治的开始。

我们评论这些乌托邦行为不具政治性，主要是相对于直接改变现有政治系统和权力结构而言的。那实在太难了，要么进入政治体系内部，要么通过其他方式从外部影响，而那样的行动也就不再被称为乌托邦实践。现行政治体制之外的社会实践仍然能够改良社会，正因为不被认为是政治的，在没有常态道路进行改良的时代中，这类脱离现行政治体系的实践才是可行的，能为当下的问题打开新的想象。正是在这些非传统政治的领域，人们才能找到最大的行动空间，并且通过实践带来实质性的改变，让人们的现实生活更往前进一步。

Speaker 3413: 20 年代前后这些乌托邦实践者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在乡间的新村实验，设计理想的生活方式。他们希望这种模式不仅能成功，还能在更广泛的社会中产生影响。语境、理想、对人与实践的理解不同，难免会让我们产生质疑，这些当代行动是否只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带有某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倾向？

经济形态和思维背景的不同，是理解当代事件与过去的一个巨大区分点。经济形态的变化同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过去人们所面临的问题，让他们的动机与今天的条件截然不同。那时一部分人投身于共居实验，就是为了给失业的青年学生们提供一个能做事、生活的地方。当代的数字游民社区更多基于技术与个人选择，而不是面对迫切的生存问题，两者的动机与实践存在很大区别。

Speaker 61a1: 在赛博朋克的环境下，很多想象已经被大型互联网公司所扼杀。如果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很多事情就会容易陷入困难。在西方主流社会，艺术确实是激发想象的重要工具。虽然左派运动可能会引发问题，但如果人们停止想象，就难以形成应对的动力。即便消耗了相应的社会资源，社会也需要从这些运动的结果中吸收反思的力量。作为一种抽象的、不完全可及但有意义的形象，在现在这个时代和条件下，乌托邦依然是持续生成想象力的主要概念。

Speaker 0614: 20 世纪 60 年代，旧金山湾区的激进分子发起了一场结合政治斗争和新左派文化运动的浪潮，被称为加州意识形态。当时的文化运动基于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社会自信，倡导民主、宽容、自我实现和社会正义，旨在创造一种集体和民主的结构，以取代传统左派的等级制度和科层制。它被视为未来自由主义社会的愿景。在技术发展和媒介社会学的影响下，人们认为媒介创造的虚拟世界，可以实现完全的自由和民主。这种新兴技术的发展被视为对个人的内在赋权，能够推翻大企业和大政府的权力。当时阿西莫夫和海因莱因的复古托邦科幻小说也与之呼应，描绘了诸如太空海盗等形象。很多人相信加州意识形态所描绘的美丽图景，社区活动人士也畅想用超媒体和礼物经济，替代企业资本主义和大政府。然而大企业和公司在 90 年代以及 21 世纪初的十年之内，与政府完成了一次紧密的结盟。今天看来，这些支持者中的大部分人，实际上是大企业和公司的技术人员和创意阶层，这与他们对隐私自由和信息主权的主张构成了一种矛盾。社会现实矛盾的出现促使人们在虚拟空间进行乌托邦实践，这与今天的加密实践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于人们对技术乌托邦的想象，也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麦克卢汉及其衍生出的乐观意识形态，认为技术的发展会极大地改变社会，带来积极的变革。另一种则是埃吕尔等人持有的较为消极的观点，认为社会已经进入被技术所决定的状态，技术逻辑主导了社会的发展，而不是人对技术的控制。技术本位论的观点认为，未来人们将越来越被技术逻辑所左右，而非技术服务于人。

Speaker a0ee: 即便是在纯自由市场的环境中，剥削和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需要通过立法和制定对称的法律条款来解决，同样适用于移动互联网和数据领域。我们的信息和数据被大公司剥削，产权则完全转移到平台或所谓的 “殖民者” 手中。个体在信息生产中无法利用这些资源，而大平台则能够将信息转化为财富或更大的权力。

Speaker 0614: 今天人们也在持续探索如何获得更多的自动化和控制，例如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系列小说，描绘了一个高度智能化的未来，大部分知识性和物理性劳动都由机器人代替。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希望通过无生命的机器实现无限的劳动。尽管技术可以存储和放大劳动力，它始终无法消除人类在发明、建造和维护这些机器过程中所需要的劳动。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不奴役任何个体，就不可能实现机器人的“奴隶式”劳动，在一个 “大他者” 始终存在的情况下，这些奴隶式的劳动可能反而会被巧妙地掩藏起来。

FIN >>
Edit/Design: 0614
Review: dca5

了解本期 Retailer 3413 关于百年前青年乌托邦实验的讲述，敬请收看「匿名外史」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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