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逊《巴黎公社原则在文革中的蜕变》文中一处论述的考证

文革史研究者李逊奔走十余年写出《革命造反年代》。该书在出版年代质量颇高，是文革地方史的优秀作品。然而李逊的立场却偏向保守，对文化革命的态度也趋于反对，曾写过《巴黎公社原则在文革中的蜕变》（后称为《巴》文）论述巴黎公社选举制度如何在文革中被否定。在《巴》文中，第四部分 “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到“民主协商” 中，提到：

不过，虽然巴黎公社式的直接选举被如此大大打了折扣，但在基层，“三结合”中的“群众代表”一方的选举还是经群众讨论产生的。虽然群众代表的名单也是事先由上面商量好的，但至少还让群众参加讨论。不但造反派有投票权，就是保守派和不参加任何派别的群众也有投票权。于是，１９６７年各地革委会普遍建立时，许多地方的选举结果很不利于造反派。尤其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３日，天津成立市革委会筹备小组时，选举出的“老保”（即保守派）占多数，“原来想吸收进来的没有吸收进来”，〔２０〕一些知名造反派落选。

并在之后段落得出结论：天津革委会委员的选举结果给文革派带来了震撼，之后的周、康、毛等人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民主选举的反对。该段落的引用为《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时的讲话》，基本为文件中肖思明的原话。

然而，笔者之前在知乎上看到一位对文革史颇有造诣的网友指出这里的引用材料不能证明这一观点，但未讲为什么。这个点困扰了我许久，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考证。

上文引用《巴》中的段落指出，在天津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时，选出保守派为多数，并且一些知名造反派落选。这里提到的“知名造反派”很可能是指张承明，根据同为天津造反派的林启予回忆：

1966年12月底的一天，张承明挑头干了一件事。张承明是何许人也？他是反修锦纶厂（化工局所属企业）的造反派头头。文革开始时最早起来造反的学校是十六中，最早给市委贴大字报的学校是"劳二半"，第一个给市委贴大字报的工人造反组织就是反修锦纶厂，张承明是个响当当造反派。

而响当当的张承明，却没能进入天津文革筹备小组：

选举又采用了全员无记名投票方式，投票的结果，38个代表，张承明只得了17票。我得了26票，名列第一，进了筹备组。选举出来的三个工人的名额没有一个是纯粹工人：一个知识分子，就是我；两个是干部，孙长瑞是二轻系统的政工干部，王洪章是冶金系统的宣传干部，张承明落选了。后来天津就有了一个典故：康生第一次接见三派群众组织时讲了一句话："看起来选举不如协商。"就是针对张承明落选这件事的。当时军队应该先拿出一个名单，让大家讨论协商，还有进退的余地。可是一选举，完了，一唱票谁也没治，板上钉钉了。

然而张承明是否是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落选呢？恰恰相反，张承明很可能是因为被怀疑与保守派有联系才落选的。为了理清这一史实，我们首先对天津在文革初期的运动情况做简单梳理。

在1958年，天津市被划为河北的省辖市，在1966年5月，天津市53人前往华北局参加会议，6月份，高干子弟开始带头冲击学校，拉开了天津市文革的序幕。在文革初期，天津也抛出了之前反右运动中的“右派”，然而在干部子弟的狂热逐渐平息后，造反组织开始在辩论中取得上风，运动的矛头逐渐指向了当权派。在运动中，天津市委原第一书记万晓塘和天津市原委书记处书记张淮三被打为”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1967年1月，天津被划为直辖市，一月下旬，天津解放军驻军奉命”支左“，介入文化革命。此后天津市各个派别开会组织大联合，在三月份，革命委员会夺权筹备小组（注：在《天津市机构编制大事记》中名为”天津市夺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这以后清净了好长一段时间，没了动静，各回各单位闹革命。我还在联络站办公，地点在常德道2号。大概有一个多月，到了三月份，突然又来指示了，说周总理指示，让天津成立革命委员会夺权筹备小组，又把我们叫到宾馆。早晨八点去的，这回单位多了，不是28个了，而是32个，单位也略有变化，增加了歌舞团东方红蒙建农，增加了农民代表：东郊的翟殿柱，南郊西右营的王凤春；按系统的代表也多了。大学四个，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天津体育学院，没有了天工八二五，这时八二五已经被边缘化了。会上宣布成立天津革命委员会夺权筹备小组，筹备小组由15个人组成，军队领导三个名额，地方领导三个名额，群众组织代表9个名额。
      接下来是分组酝酿。可就在这个时候，天大、南大开始揭发张承明，说张承明是保张淮三的，把张淮三押回天津以后不交给群众批斗，搁在厂里好吃好喝好待遇。张承明本来已经是亮相的人物了--工人、党员、转业军人、最早造反、民园三结合亮相大会的执行主席......进筹备组非他莫属。可经天、南大这么一折腾，他的威信大打折扣。支左联络站在大会组织方面由于考虑问题不够周全，会议偏偏组织了大小会交流，充分酝酿，这样一来，个别小组对张承明的意见就传播开了，所有的代表都知道了。

从林启予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是天大，南大（应是南开）认为张承明保护市委领导张淮三，各单位又经过充分讨论酝酿，因此张承明落选。可见，张并非因为其造反派身份而落选（否则同为造反派的林启予为什么被选上了），而是因为被怀疑保护市委，换言之，被怀疑立场偏向保守派。

然而，回忆口述应该被归类为第二手史料，林启序的回忆是否是可靠的呢？笔者又去找其他材料做印证，文革研究者杜钧福读了天津老干部王辉的《天津文革亲历纪事》后写到：

至于张淮三，他因为被疑为“叛徒”，被华北局秘密送到山西。被揪回天津后，关押在反修锦纶厂。这个厂的造反派领袖张承明后来成为天津工人造反派领袖，也是后来的“大联筹”领导之一。当时他对张淮三“好吃好喝”，以至于成为他“掩护走资派”罪名而未被选为工代会领导。

这里的”工代会“指的是天津市工人代表会议。天津在当时成立了工人、干部、农民、中学红卫兵、大学红卫兵代表会议，简称五代会。然而张承明落选的到底是筹备组，还是工代会？ 按照林启予的回忆，张承明虽然落选夺权筹备小组成员，但在后来是准备被吸收进了工代会的，可是因为在吸收大港油田单位的问题上起了争端，因此也没参加天津市工代会成立大会。

我就提议，把张承明请进筹备组当个副组长，他虽然落选了，但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工人造反派。上报给支左的解放军后批准了，他也来上任了。我们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在全市调查摸底。我的意见是：造反不分先后，在一个单位或一个系统，只要造反组织能联合起来的，就吸收进工代会。调查后，大家开会，确定参加工代会的群众组织，张承明也参加了。所有的系统都顺利通过了，可在"641"也就是现在的大港油田的问题上出了点差头。当时的"641"属于半军管单位，早就被部队保护起来，可也分成两大派，一派是"五一"，另一派是"大联委"。"五一"这派复员军人多，得到部队的支持；大联委是老工人多。两派斗得很厉害，合不到一起。联合调查组的意见：同意部队支持的"五一"，我也同意了。而张承明支持"大联委"，这就产生了分歧。当然是多数人的意见占了上风，最后五一兵团被吸收为工代会成员。

市工代会成立大会于1967年3月15日在体育馆召开，开会那天李雪峰参加了。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据说他已经在天津活动一段时间了，也找了不少人谈话，具体要干什么，我们都不清楚。工代会成立大会张承明没有参加

这两种叙述并不一致，于是笔者又去查阅《天津文革亲历纪事》。

王辉的《天津文革亲历纪事》并不难找，但该书行文混乱，时间忽前忽后，又夹叙夹议，笔者反复翻了几遍，没有在五代会成立的部分找到有关张承明被怀疑“掩护走资派”而未能选为工代会领导的内容，也没有提到夺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的具体选举情况。

但是，《天津文革亲历纪事》也记载了一些相关的事情，在讲到文化革命结束后，对革委会的揭批查情况时有：

我们可以看到，张承明确确实实保护了张淮三，因此不仅在运动后免受牢狱之灾，还当了小官。接下来，我们要确定的就是张承明落选的究竟是工代会还是夺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

而查阅李逊《巴》文中引用的《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 》，其中肖思明说的是：

应该选的代表，没吸收进来，如3月23日筹备小组的选举，结果使原来想吸收进来的没有吸收进来，职工代表会和中学代表会也反映了这个问题，总怕把观点强加于群众，违背十六条，没做细致的工作，想选的没选上。

可见张承明落选的确实是夺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而非工代会。但是这里还存在另一个问题，筹备小组的选举是1967年3月23日吗？从林启予、王辉的回忆，以及一般的纪录中都知道筹备小组的成立比工代会早，而工代会是3月15日成立的。因此，笔者这里倾向于《天津市机构编制大事记》的记载，即夺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是在1967年3月3日成立，原文可能是肖思明口误或者在场记录者笔误。

总结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李逊在《巴》文中的论述是错误的，“知名造反派” 张承明是因为被怀疑 “掩护走资派，保护张淮三” 才落选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而他的落选反倒证明了各单位整体上是愿意把票投给造反派的。

李逊还在《巴》文的这段论述中提到”天津成立市革委会筹备小组时，选举出的 老保（即保守派）占多数，然而共有九名群众名额，是否是 老保占多数 呢？非常不幸，笔者没能查到，甚至这九位群众代表的名单都不清楚，只知道选出的工人代表有林启予本人，二轻系统的政工干部孙长瑞，冶金系统的宣传干部王洪章，其他六人均未查到。如果有网友找到了完整名单甚至代表们的造保倾向，请多多指教。

结尾还是想随便聊聊《巴》文的其他部分。李逊似乎很喜欢论述”不支持革命的保守派占多数“ 然而，可能保守派在某个时间，某个环境下是占多数的，但这种多数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一场胜利的社会革命中，革命的力量也往往是从弱小方转变为强大方的。经历了资本主义反面教育的人民，在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是很有可能大多数转变为支持革命的。

而有关《巴》文提到的”巴黎公社民主选举“，笔者大体上同意春桥的说法：巴黎公社式的民主，不仅在选举，更重要的是及时撤换。民主选举当然是好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需要服从于无产阶级专政，服从于继续革命。上海革委会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及时撤换，黄金海的回忆录就有提到：

革命委员会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成员随时都可以被人民罢免撤换。上海从
公社(市革会)成立后有不少人被调整了下去，搞派性的下去，犯了法如破坏知
青上山下乡的该判刑就判刑，没什么只能上不能下的道理。

而关于《巴》文中讲 ”上海两次炮打张春桥，都是质疑其权威和权力，背后就是撤除其职务的意愿，但张春桥并没有因此被撤换“ 似乎没什么道理。李逊自己在《革命造反年代》中也写过，1967年的”一二八炮打张春桥“原因是因为有人认为当年鲁迅批判的”狄克“是张春桥、北京的左派标语没写张春桥等等。次年四月的第二次炮打，仍然没什么实质的变化，仍然有打出”狄克攻击鲁迅罪该万死“等标语，有点过于捕风捉影和无厘头，即便是出于政治，也基本是误认为张春桥反对毛主席反对文革。从事后来看，张春桥是工人阶级可靠的革命理论家，这些攻击构不成撤换的理由。巴黎公社原则是可以被撤换，而不是被随意撤换。

在最后，稍微写一点感想。首先，笔者能找到的资料不多，革委会筹备小组的九名代表都没有查到。这不仅仅是因为能力有限，水陆洲好像也曾经感叹天津文革史资料匮乏。在启之主编的《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中，吴迪盘点了很多各省份文革研究的作品，但对于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并未讨论。宋永毅的资料库也许有一些相关的资料，但笔者没有宋的资料库。本书引用的主要是《林启予口述文革》《天津文革亲历纪事》，也参考了《天津市机构编制大事记》《文革群眾運動的動員、分裂與滅亡》以及《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 》。其中《文革群眾運動的動員、分裂與滅亡》有关天津群众运动的叙述也不多，内容基本上和《林启予口述文革》差不多，似乎还有一些错误。总之，因为时间精力限制，难免挂一漏万，请了解文革历史的网友们多多指正。

尽管如此，考证这一个点也并非很容易，我花了接近两天时间才完成这篇文章，其中读老干部所写《天津文革亲历纪事》尤为痛苦，这本书一会写人一会写事一会写机构，整书似乎按照时间来展开，但具体到每章，时间上忽前忽后，看起来很是混乱，加之老干部味浓得溢出屏幕，阅读体验极差。

《巴》文中还讲到巴黎公社原则与现代国家的管理相悖云云，虽然比较离谱，但在下并不擅长理论，故而不在此反驳。资产阶级学者写历史时边写边念经是常态，也经常有强加因果，偷换概念，筛选史料等等行为。我认为能够抗住老保的辱骂、自由派的念经、建制派的否定、反对派的抹黑，并且在夹叙夹议中摸清历史脉络、构建自己的史观，是左派阅读历史的入门技能（笑

如果要摒弃各派的偏见、仔细研究考察整个革命运动，所花的时间精力大到难以想象。不过我们也不追求像资产阶级学者一样去研究历史。并不是趴在陈旧的历史故纸堆上，向古人焚香顶礼，跟着他们去翻查历史的流年老账。自己读历史两年有余，希望能写一点方法论或者讨论史观的内容来和大家分享，但一直不好下笔，一方面是水平不够，另一方面是有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在前，虽然用的是当时的语言，但道理基本上是说清楚了的，想更前进一步并不容易。考虑再三写起来也很艰难，可能还是需要多沉淀积累吧，希望新的一年和网友同志们一起进步。

预祝大家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