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出版《中国帝国主义与新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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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该书的英文版序言，有兴趣购买者请联络chinaworker.isa@gmail.com

本书收录了过去11年来在中国劳工论坛上发表的16篇文章，探讨了中美帝国主义之间不断发展的冲突。现在，这场冲突已经成为一场冷战。中美两个集团的相互对峙将无疑是一场长期争斗。

这些文章并非按时间顺序排列。它们着眼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外交政策、军事野心及其与世界霸主美国的战略冲突。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这场冲突反映了中美两国资本主义制度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这场权力角逐将世界带入了一个极度不确定和危险的新时代。它使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陷入倒退，并引发了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军备建设。

高瞻远瞩胜于惊讶

正如本书所述，马克思主义者早在近十年前就并开始发觉并分析新冷战，而大多数主流资产阶级评论员直到最近才开始认识到这一事实。这场冲突不是暂时的历史性反常现象，而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新常态”。市场驱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正在退居幕后，而两大集团之间日益增长的、由国家驱动的权力斗争则占据了中心位置。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冷战——两大阵营之间的战略冲突。

正如本书后面几章所解释的那样，俄罗斯在2022年2月对乌克兰的入侵加速了新冷战的进程。作为新冷战时代的第一场战争，乌克兰战争是对社会主义者的严峻考验。许多左翼陷入了一个陷阱，即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在乌克兰发动代理人战争的其中一个帝国主义阵营。这无异于放弃工人运动并在政治上解除工人运动的武装，而不是提供一个起点，并围绕这个起点组织必要的独立和真正的国际主义替代方案。

本书作者和中国劳工论坛都是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的成员。我们的立场在ISA国际网站（internationalsocialist.net）上关于乌克兰的多篇文章和声明中有所概述。

乌克兰战争不会是这个危险新时代的最后一场战争。一些评论员预测，中美之间可能在未来十年内爆发一场关于台湾问题的战争，这场战争将带来更大的威胁，包括可能使用核武器。本书有两章涉及台湾问题，这是新冷战中的一枚关键“棋子”。中美两国的帝国主义都没有为这一问题提供任何解决方案，也没有采取符合台湾人民利益的行动。台湾人民以及中国和全球人民的和平与安全、民族和民主权利，在病态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框架内是无法解决的。

本书中的文章追溯了一个讨论和分析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对新冷战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每一章的结论都是我们组织：ISA中港台支部内部讨论以及与国际同志积极交流的集体成果。

在革命左翼中，ISA对新冷战以及这场冲突在世界进程中的核心作用的理解是独一无二的。同样，我们对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解也是独一无二的，经过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ISA在政治上有一个关键优势：在国际上所有马克思主义和托派组织中，只有我们在中港台设有组织。有了在地的同志，我们当然就能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政治发展的复杂过程。

变更了的叙事

只要中共（实际上是与国家机器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寡头的独裁政权）准备向美国和全球资本主义提供服务，将世界上最大的工人阶级控制在巨大的装配车间内，充当外国资本主义的奴隶，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政府就会热烈欢迎中国发展和融入世界经济。

在此期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很少提及新疆、香港的镇压，甚至很少提及作为“民主灯塔”的台湾。当时各国政府的说法是，对中国的资本主义投资和贸易是一种民主化力量，这种力量将推动中共独裁政权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如今，可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冷战阵营坚称他们被骗了：“中国愚弄了我们！”事实上，西方帝国主义从来不相信他们自己的“民主”宣传。这不过是为了封杀部分媒体、非政府组织和人权活动家的批评而构建的一个骗局。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向价值链上游移动，越来越多地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手中夺走市场，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共的蜜月也随之结束。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解释的那样，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资本主义成长为帝国主义，超出其国内市场，需要向海外扩张并实现其利益。正如本书在第10章所解释，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是“中国特色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实际上早在此之前就已初具雏形。

目前的ISA组织成立于2020年（之前自1974年起称为工人国际委员会，英文缩写CWI）。我们对新冷战及其在世界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的分析，是我们成立过程中最重要的政治讨论和结论之一，让我们明确了马克思主义者在新时期的任务。

2019年，在CWI旧领导层周围的少数派从我们的队伍中分裂出去之前，这些前同志一直在理解这一新的现实问题上有困难。在他们的分析中，新冷战及其关键作用没有出现（现在仍然如此）。他们低估了中美冲突对所有国际进程的影响。

尽管中港台的同志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并制作相关材料，但在2019年和少数派分裂之前，这个问题很少受到关注或重视。这是今天重新发表其中一些材料的另一个原因。它揭示了我们当时在中港台讨论的发展情况。在这些讨论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尖锐的分歧。这是无法避免的。托洛茨基打趣说，他的公文包里没有治疗分歧的药方。

其中一个例子，是我们在2012年讨论钓鱼岛冲突时（请见本书第2章），在日本与中国冲突的背景下，我们首次提出了新冷战的概念。那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当时，中国100多个城市发生了反日民族主义示威游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股民族主义浪潮中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

政治教训

在中国，毛派分子极其混乱、无组织（在极权体制下自然如此）且政治极为分化，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示声援反日抗议，这导致我们的一些同志对如何定位自己与这些抗议活动的关系感到混乱。这些犹豫不决的态度反映出他们不愿意顶住民族主义的压力，想要迎合现有的、相当低的、更广泛的“活动人士”的意识。在否认这一点的同时，这些前同志倾向于在钓鱼岛冲突中批判性地支持中国政府。

我们的文章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它受到法律和审查的限制，旨在阐明独立的工人阶级和国际主义立场的必要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组织的重要责任。

这一经历为后来的挑战提供了重要的教训和准备，表明了政治独立和坚决反对所有帝国主义政府的必要性——即使是在有群众压力要求淡化这种反对声音，以及相应地担心马克思主义者会将自己与更广泛但仍然非常混乱的“左翼”切断联系的情况下。

在研究2016年形成新危机的南海冲突（请见本书第1章）时，我们正确地将新冷战描述为比美帝国主义与斯大林主义苏联之间的冷战“更加复杂”。我们还说，“今天的敌对阵营并不那么稳定；联盟关系频频变动，阵营内部分歧严重”。这在2016年（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或许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已不再正确。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时描述的是一个更加“多极化”的格局，几个帝国主义强国或多或少作为独立的国家实体相互争夺。7年后，我们发现情况已不再如此。围绕着中美帝国主义这两极，一个两大集团的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这是大多数其他左翼组织，包括我们在所谓CWI的前同志所不理解的。

正如上述例子所示，我们在文章选编中的某些分析不可避免地已经过时。我们选择展示讨论和分析的实际过程，这当然会暴露出我们认识上的弱点和差距，希望这些弱点和差距已经并将继续通过实际经验得到纠正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