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的晚会”：真正好笑春晚的来来去去
“万民安康辞鼠年，欢歌笑语迎牛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1年春节联欢晚会》在刚刚过去的除夕之夜如约与观众见面——央视网
过完除夕夜，尽管“春晚”已经不再是人人必看节目，网民们对2021年“春晚”的讨论仍然热烈。相声节目笑点迷茫，包袱毫无新意也完全不响；小品话题尖锐，大量启用娱乐明星助阵，给出的观点却是“何不食肉糜”；舞蹈杂技类节目不温不火，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被删除的杨丽萍舞蹈以及元宵节地方卫视的传统文化节目力压“春晚”引发争议。由此，一年又一年“普通却自信”的春晚节目总是引发争议，已经不足为奇。
冷锋与叶问的《杀破狼》其实是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观众如是说。
早在“春晚”播出前，各种视频网站上就出现了所谓“押题”视频，通过对临近过年的时事热点分析，模仿“春晚”的节目样式设计，预测春晚节目可能涉及的话题，这些内容集中在春晚的语言类节目，即相声和小品。
这些视频的作者显然至少得是春晚的“忠实观众”，他们对“春晚”的节目形式已经相当熟悉，撰写出的剧本台词也相当有“春晚”的味道，评论区用户高呼“春晚没有你我可不看”。
这可以称作一种独立的新meme：中国官方春晚语言类节目模仿。
“押题”视频的风格与春晚可谓是相当接近：通过贯口式的台词对仗，略带浮夸的抑扬顿挫，接地气的“官腔”、擅用俗语歇后语——对语文课本的活学活用。“形而上”紧扣热点，一比一强制反映社会问题——给出符合官方态度、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官方答案。配永远脸谱式的人物设计——却在故事的最后配合剧情与政策上演惊天川剧变脸，充满逻辑却毫无实际意义。
“春晚”的形式也诞生于经验主义，即曾经成功的经验被程式化保留：一而贯之的方言运用之南腔北调——尤爱东北话和刻意放大细节的南方普通话——某种程度上只是由于早期成功的节目演员恰好使用了某些方言。
倪妮的小品除开外表可能大概也许也不算没有深度，观众如是说。
年轻一代网友每天面对各种社交平台、媒体网站的狂轰，对于各种段子和梗的熟悉程度远超任何春晚编剧。很多人与其说已经在践行“过年不看春晚”挑战，不如说是“过年不看春晚语言类节目”挑战。
谁还在看春晚，谁还在看春晚的语言类节目。
流行音乐向粉丝化演变，新媒体技术融入创造更多技术类节目，而春晚的语言类节目正在走向一个完全不受观众喜欢的阶段：
中老年观众有的还坚守在逐字逐句分析语言类节目的第一线，他们习惯了这些“为表达而表达”的语言类节目风格，因为被生活里和春晚节目一样太多“脱裤子放屁”的琐事磨平了脾气，所以也并未想从晚会上找到真正的快乐。
青少年观众则是“无笑不欢”的一代，他们宁可去追求俊男靓女的荷尔蒙诱惑，也不愿对着让人完全笑不出来的语言类节目“体会快乐”。
语言类节目作为春晚的“头把交椅”，正在从神坛直接跌落到“痰盂”。
现在春晚很多时候连茶余饭后的谈资都算不上，只是在人们感到喉咙里粘稠恶心、想要一吐不快时，拿来承接秽物的容器罢了。
在导演组和各位编剧冒犯了中国人的各种群体之后——肥胖群体、“求爱未成”群体、不恋群体、不婚群体、丁克群体、阴柔化群体，甚至泛东北人群体——尽管东北人几乎在每年春晚都会被多少冒犯——我们才意识到，这是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1958年5月1日，三年困难时期前夕，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座谈会和歌舞节目的名义开始试验播出，“北京电视台”即今天中央电视台的前身。三年困难时期中，广播电视行业也开展“电视会战”，各地兴办电视台、转播台，上马了许多大的建设工程。
由于进口电视机停止，国产电视机被列为高级消费品、禁止社会集团购买，电视的观众极少。随着政治运动的减缓，各地电视台的跃进不久遭到挫折。
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逐渐进入尾声。为了人民休养生息，中央对政治、思想、文化诸多方面的政策进行了调整，此时，北京电视台发挥了特别的作用。
1961年6月，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新侨会议”，倡导“双百”方针和文艺民主。针对当时干部群众普遍精神紧张、情绪不大好的状况，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提出，广播电视节目要轻松一些、愉快一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则进一步提出，要创办一些在电影院和剧院买票看不到的节目。文艺组组长笪远怀将领导的话记在了心上，他决定要办一个相声晚会。“既然要让大家笑，那就叫‘笑的晚会’吧。”
为了缓解压抑的社会情绪，北京电视台特地在1961年到1962年间，举办了三次“笑的晚会”。
这三次“笑的晚会”宗旨是“有益无害”，内容以相声、小品和滑稽荒诞表演为主，在当时引发了热烈的反响。
第一次“笑的晚会”在1961年8月30日晚上8点举办。这次晚会主要相声演员的表演，亮点是“京津”两地相声演员首次电视同台，精彩纷呈。晚会播出后，观众写来了100多封信，大加赞扬，要求再办。台里决定在1962年春节前再办一次。二十多岁的年轻播音员赵忠祥坐在现场观众席中：“当时我的那种感觉，就像足球学校的一个年轻运动员看马拉多纳一样。”
随后，吉林省也模仿北京电视台的风格，推出了“长春喜剧周会”和“笑的晚会”。曾参与过晚会的长春相声演员王祥林后来在微博上回忆说：
“您听相声哈哈一乐，就把欠人钱的茬儿就给忘了！”这是让老百姓多乐一乐，把饿肚子的茬儿给忘了！
第二次“笑的晚会”，导演王扶林从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小品中获得灵感，认为这才是百姓真正“买票也看不到”的节目，于是把“小品”这一艺术形式第一次搬上电视荧幕，距今整整60年。王扶林还第一次设计了茶座式的演出现场：观众席上搬进了五六张大圆桌，演员和观众围坐桌边，站起来就能表演，坐下即是观众。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春晚”。
第三次“笑的晚会”，相声比重降低，小品上升为重头戏。最为著名的就是王景愚等人设计演出的无实物哑剧表演“吃鸡”，把全场气氛推向“笑”的高潮。
“笑的晚会”实际是如今“春节联欢晚会”的前身。晚会结束后，在主创人员为现场观众们的反应高兴时，转折点突然落下。
“无益多了，便也成了有害。”
原以为观众的好评会更强烈，没想到寄来的信中却有不少尖锐的反对之声，有来信称这是“以廉价的方式来向小市民趣味讨好”，而且，还是在国庆前夕，在“外宾云集的首都”播出的。
“笑的晚会”最终被带上“庸俗低级”的政治帽子遭到否定，中国电视晚会的开端终成昙花一现。
在随后到来的文革中，“笑的晚会”更被上纲上线为“毒草”。《老北京叫卖组曲》成为了怀念旧社会的证据，黄宗洛表演的讲“公鸡下蛋”的小品《来亨先生》被认为是讽刺三年困难时期。《吃鸡》则遭到了最多的批判，被创造性地解读为“吃鸡拔‘毛’”，主创王景愚差点被打成了反革命。梅益和孟启予都遭到了批斗，王扶林和侯宝林陪斗。
“第二次笑的晚会有些节目不该播出；而第三次笑的晚会，大部分节目都有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风波结束后，有关人员陆续平反，回归岗位。直到1983年的春节，原本的职工联欢变成观众点歌的现场转播，“春节联欢晚会”六个字的决定，意味着“笑的晚会”重新接续，把新的“文艺毒草”重新带到了观众面前。
这次“春晚”上，姜昆和刘晓庆作为年轻人和其他两位参加过“笑的晚会”的“老人”同台主持。春晚前，马季说服了被批斗过的王景愚重新表演“吃鸡”，获得满堂笑声，这距离上一次“吃鸡”，已经过去了21年。紧接着，春晚的红幕一次又一次拉开。
1984年，陈佩斯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1986年，冯巩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1987年，牛群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1989年，宋丹丹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1990年，赵本山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1993年，郭冬临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2010年，贾玲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2012年，沈腾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2013年，郭德纲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1984年6月，马季、姜昆等人整理出版了相声集，收录了大量改革开放前后新近创作的相声与评书作品。这本书的提要写道：“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也应该多一些欢乐的笑声……当你读着这些作品时，犹如步入了欢快的晚会。”这本书的名字就叫《笑的晚会》。
之后，许多地方的节目演出、晚会活动等，常常起名为“笑的晚会”，稍加搜索，就能获得数十个名字相同的选项。名字这样直白，显得有些缺少牌面，但是敢于取“笑的晚会”为名，就证明晚会的实际意义所在。而多少那些取名曲折秀丽的晚会盛事，能够让人稍微的笑上一笑呢？
如今的春晚，甚至不如那些B站上的“押题”视频来的好笑。活动编排可以为政治任务所布置，但人的情感往往难以摆脱自然的视听。当笑被禁止，人们依然要笑；但当笑被强制，人们却笑不出来。
从想笑不能笑到想笑不能笑。看完春晚，你笑了么？
文献参考
《1962年笑的晚会：那年的春晚》 中国新闻周刊
《中外广播电视史（第三版）》 郭镇之
《1962：中国“春晚”诞生秘事》 文摘报
《忆1962年“笑的晚会”》 王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