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中的草根团结：2022年六大工人维权行动盘点

2022年，在疫情封控清零政策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白领和蓝领劳动者的处境正在加速恶化。一方面，建筑、住宿餐饮、加工出口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是重灾区，疫情下涌现大量的失业裁员；另一方面，陷入危机的劳动者持续缺乏来自政府纾困支持，而劳工机构多年来亦被打压殆尽。这一年，十大劳动事件关键词——闭环、封条、清退、露宿、热射病、裁员、失业、停运、坠亡、火灾——刻画了这充满危机和压迫的一年。

然而，这一年中我们同样发现，面对压迫许多工人不再选择沉默与忍耐：拿起铁棍反击暴力警察的富士康工人、罢工集会的货拉拉司机、冲破封控围墙的城中村工人等等。这些行动在社交媒体中广为传播，展现出工人们的勇敢与团结抗争的力量，也有部分行动争取到了实质的成果。此外，劳动者的反抗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基层蓝领工人，白领、医疗从业者/医学生等群体也加入到维权行动当中。

农历新春之际，本期小报年度特刊整理了2022年发生的六大工人集体行动。我们希望这些劳动者的行动记录能够同ta们的困境和压迫一起被记住——工人并非甘受压迫，日常反抗如影随形。更重要的是，工人毫无畏惧的行动无时无刻都在彰显ta们是社会反抗的革命性力量，在启发更广泛民众的团结抗争，在向压迫者说不。长期遭遇的抗争失败不是对工人力量的否认，而是社会解放的不断实践和学习过程。

1. 年末讨薪行动

【概述】2022年底-2023年初各地爆发的讨薪抗议行动仍然以建筑业工人为主。尽管过去一年，政府部门开始全面实行"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部分地区（例如重庆）也开始试点取消劳务分包，但这些政策看起来并未成功减少建筑工人工资拖欠的纠纷。反而是各地的行动更加激烈。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分析，2022年全年工人个类型的维权行动中有47.67%发生在建筑行业。而2023年初以来记录到的56起讨薪集体行动中，超过六成为建筑业工人发起（37起）。建筑工人的抗议对象包括大型民营企业、国营企业、地方政府、事业单位，ta们采取拉横幅静坐游行、堵门、甚至爬上高楼以跳楼相逼等维权策略，要求老板或工头出面归还工资，也有的工人诉求政府介入。以下是其中一些行动：

除了建筑工人外，今年制造业工人的讨薪行动也非常激烈。重庆中元、杭州奥泰和艾康等生物技术工厂背弃招工时的承诺、删减补贴并大规模裁员，导致成千上万名工人发起维权抗议，这些行动将在后文详细讨论。

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是，公共服务业的基层工人们也发动了多个罢工、讨薪的行动，包括郑州大学的后勤工人、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等。其中最值得留意的是各地环卫工人的讨薪维权行动，仅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今年初短短17天内就已经有天津市、河南郑州、福建福州、河南焦作、河北永年等至少五个地方的环卫工爆发讨薪维权（来源），工人被拖欠的工资少则3-4个月，多则超过半年。

【工劳评论】年年欠薪年年讨，年年讨薪年年欠。上图为近几年一月初讨薪行动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2023年初讨薪行动不仅在总数上是疫情以来的高峰，同时大规模集体维权的比例也激增。今年截至目前已经有7起上百人参与的讨薪行动。

欠薪的问题一如过去数十年，没有被真正解决过。欠薪问题的根源因行业、具体工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不同讨薪行动背后都或多或少地与劳动弹性化/灵活用工趋势有关。建筑工程是最常滥用劳务分包的行业，层层分包、大小工头的雇佣结构令劳动者更易于被压榨和更难维权，在遇到问题时开发商可以更容易摆脱责任。此外，近年来各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困窘，也让公共服务的分包更为流行——环卫行业的大量外包/劳务派遣化便是如此。灵活用工雇佣体制的大量滥用和蔓延对工人的直接影响是，工人更加原子化、更分裂，在面对杂乱的雇佣结构，维权行动中工人更难以团结。

但即使被分化，工人的讨薪行动也从未消匿，反而因今年来劳动处境的加剧恶化更加激烈。这两年，工人们开始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发布自身讨薪行动的视频，吸引社会舆论关注。这些新的行动传播模式，成功地让欠薪议题"出圈"，不仅为其他行业的劳动者所知晓模仿，也可能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地方政府或老板出面解决问题。虽然不同的讨薪行动彼此区隔和原子化，但是这些行动正在借助网络社交平台"串联"发酵，相互学习和产生连结。

2. 重庆、杭州抗原工厂的抗议潮

【概述】2023年1月7日，成百上千的工人聚集在重庆中元汇吉药厂游行抗议，并一度与警方发生冲突。工人不满药厂与派遣公司突然解聘并取消了之前承诺过的补贴。原本，打卡上班不低于50天（另一说是26天）的工人，可以获得3000元全勤奖，加上长时间加班累积的工资，每月总共可以获得一万元以上的收入。但1月3日开始，公司就在没有商议的前提下突然解聘工人。这意味着工人们只能拿到小时工资，原本公司正式开出的工资是40多块一个小时，但中介抽走一半，留给工人的只有20块每小时。这种违背承诺的做法再加上工厂管理人员日常对于工人的辱骂，引燃了工人们的怒火。根据现场工人的说法，参与抗议的工人最高时接近一万人，几乎是全厂所有非正式工的人数。

与此同时，1月5日，位于杭州的艾康生物技术公司的工人也展开了维权行动；1月9日，同样在杭州的奥泰生物工人也开始聚集抗议。兩家公司工人的处境与重庆中元汇吉工人的是相似的。工厂试图通过在严格防疫政策下生产抗原试剂大赚一笔，于是以高工资和高留任补贴将工人骗过来，但仅仅1个月后因为疫情政策调整，市场需求骤减而强制清退工人。这三家工厂内的工人维权都较为激烈：工人们殴打劳务中介，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甚至，杭州奥泰的工人走出厂区、游行前往市政府逼迫老板出面谈判。后续，工人们虽然并未拿到原本承诺的全部补贴，但仍然获得一定的赔偿金。其中，重庆中元汇吉的劳务中介将工资提高到28元每小时，并额外给予2000元返费；杭州艾康工人获得每人3000元的赔偿；奥泰工人获得赔偿较少，每人仅有500元。

【工劳评论】返费，虽以激励的名义存在，但本质上是工厂透过劳务中介或派遣公司给予工人的劳动报酬。近年来，大型工厂普遍使用劳务派遣、外包等方式招募工人，用于应付订单旺季的紧急用工需求，但不提供劳动保障。公司通过劳务派遣的方式规避雇主责任，进一步降低劳动成本。因此，为了吸引临时工进厂，工厂联合中介常以高额返费或补贴来招募工人。很多时候，这些高额返费的承诺都是空头支票——当工人快要达成返费条件时经常会被调去更困难的岗位或者被找理由开除，导致实际收入打折扣。重庆与杭州抗原工厂维权的背后正是劳务派遣外包的结构性问题。

但这三起维权抗议也是特别的。过去，富士康等公司也有工人为返费发起集体维权，但那些行动大多是平和的，工人和警察大多时候比较克制，很少见直接肢体冲突。当今年所记录到的工人抗争都相对激烈：11月中旬广州城中村工人推倒封控围墙，11月下旬郑州富士康工人在厂区用铁棍反击警察，以及新年后的抗原工厂工人直接殴打劳务中介、发起游行走入市区。激烈的行动反映的是劳资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激化以及工人维权的激进化。在重庆中元汇吉这样的大型工厂，工人们大多是隶属不同的派遣公司，却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组织在一起，争取共同目标。我们不清楚工人是如何做到的，但值得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学习。

3. 富士康工人：大逃亡与斗争

【概述】2022年10月起，新冠疫情在富士康郑州厂区内传播蔓延，工厂管理混乱、基本生活物资匮乏，导致厂内众多工友感染、挨饿且还要带病上班，各种恶性状况层出不穷：有密切接触史的工人被强迫上班；放任不管混阳人员；确诊的工人没有药物和诊治；被隔离人员的日常饮食/需要缺乏保障；宿舍区的垃圾无人处理等等。在10月底，许多工人被迫选择翻墙逃离工厂，徒步数十里返乡。

11月，富士康为了应对苹果的出货需求，增大产能，缓解“用工荒”问题，提出高额工资和补贴吸引工人，光是全勤奖金就承诺可拿15000多元。然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郑州富士康于11月22日再次爆发冲突。原来，11月之后富士康继续一心追求订单，并未修补之前的防疫、后勤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富士康公司试图提高奖金领取门槛，不仅将在职时间延长至明年3月及5月，更要求工人缺勤不得超过60小时。条款被任意更改后，意味着工人只要被隔离即无法拿到之前宣传的奖金额度，无异于诈骗。这一变动迅速激起工人怒火。

22日晚，工人们开始在富士康园区内抗议示威。网络传播视频显示，成百上千工人高喊“维权”、“讨薪”以及要求回家，并与一群身穿白色防护服、手持盾牌和棍棒的警察发生冲突。一些工人拆除围栏或拿起周边的砖头、木棍向警察队伍砸去，特警到场后用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镇压驱赶抗议工人。

23日，多段网络视频中显示有工人被身穿防护服的人员持棍殴打，还有工人被担架抬走。事后，并没有任何关于工人受伤和被抓捕的官方公告，但根据工友的说法，当天有大量的工人被警察殴打和抓捕。11月24日郑州富士康为出现薪酬待遇不一致的“技术错误”公开道歉，保证实际薪酬会与招聘海报一致，如果新聘员工想要返乡可支付1万元补偿。后续也有富士康工人表示，厂方曾内部发布紧急通知，如果员工留下来工作到过年可挣2万元，但大部分员工还是选择离开。

【工劳评论】在郑州富士康的工人行动中，为什么工人选择激烈的抗争方式？工人行动的背后，可能有两个视角需要去重点分析，其一是地方政府在郑州富士康劳动体制中的角色。其二是富士康内部森严的等级制度与对临时工的排除。

富士康被郑州视为支柱产业，园区直接提供了20-30万工作岗位，并带动了周边的外贸和物流行业。因此，在疫情扩散、已经发生厂内感染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仅允许富士康不停工继续生产，甚至还协助富士康招工。本应保障工人职场健康权的政府部门，却反而将工人往混乱危险的地方送。后续冲突爆发时，警方也明显站在富士康一方，打伤抗议维权的工人。地方政府这种明显维护资方的态度很可能是工人行动激进化的一个因素。

2010年，富士康跳楼事件后有不少针对工厂内部的调查报告发布。等级制、金字塔形管理结构是其中的重点。目前，富士康的管理职位在近年的新增下达到近20种，包括线长、组长、课长、专理、副理、经理、处长等等，层级森严。而管理压力也顺着这些金字塔结构一层层向下传导，最终落到基层管理者身上，变成对员工的打骂。这样的结构本身就会激起底层的怨气与反抗。但在之前，富士康之所以较少发生成规模的抗议，是因为富士康大多雇佣正式工，员工也有多层的职级划分，被置入了金字塔之中，相互间有待遇和权限差别，因此容易被分化（来源）。

不过这一状态已经在近五年，尤其是今年的抗争中发生了变化，为了压低成本和赶订单，富士康内绝大多数都是紧急招聘的临时工。这些工人不是正式员工，没有职级，连金字塔的最底层都算不上。对他们来说，剥削和压迫最严重，分享不到等级制中的任何利益，却也因此可能具备挑战权力的共同基础。

4. 货拉拉司机全国罢工三日

【概述】2022年11月16日至18日，浙江、福建、广东、北京、上海、湖北等全国多地的货拉拉司机发起了集体停止接单的罢工行动，抗议不合理的平台现行规则。工人的诉求包括取消平台会员费和订单抽成两者同时扣费的规则、取消特惠顺路单、取消多因数订单等数十条诉求。

其中，深圳和东莞等地司机的罢工响应最为踊跃，大量司机开着货拉拉车包围各地总部，提出多达16条针对平台不公规则的具体诉求要求公司给予回应。传闻，温州、佛山等地的平台经理口头答应了司机们的诉求。但后续据货拉拉司机所说，平台规则虽有小幅改善，但并没有根本上达成司机们的诉求。此外，司机抗议期间交通部门再度约谈了货拉拉等平台。这已是货拉拉2022年第五次因“损害货车司机合法权益”等问题被约谈。

【工劳评论】货拉拉司机大规模罢工的行动背后，是平台长期以来通过算法、平台条款等压榨司机的结果。2021年12月，货拉拉修改了会员制，增加了会员费用。不办会员的司机能接到的订单更少，而即使办了会员的司机除了会员费用还需要交5%-15%不等的信息费（即抽成）。2022年下半年，平台又推出了“特惠顺路单”和“多因素订单”等规则，新规则导致司机们的订单收入明显下降。平台为了增加竞争力频出花招，试图以低价竞争来吸引消费者，而为此买单的一直都是司机。黑猫投诉官网上20000多条关于货拉拉的评价中，绝大多数是司机们对平台的控诉，如“恶意扣行为分”、“不退押金”等。

如何理解平台与司机的关系，可能是理解货拉拉司机们的罢工行动的关键。在没有货拉拉等平台的时代，司机们是靠着人脉、个人的谈判手段与经验等等来争取到订单和更高的运价。这种情况下，司机虽然可能花时间经营与货主的关系，培养与其他司机间的默契，但总体来说司机在订单的媒合、议价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权力。而货拉拉等平台的介入则“扮演”起了第三方，它将订单媒合的过程商品化，并企图以低价策略垄断市场。这样的关系里，司机更像是平台所要贩卖的商品，而货主才是它的顾客。

早在2018年，货拉拉司机们就曾发起罢工游行抗议平台霸王条款；2019年司机围堵货拉拉总部抗议调价。本次抗议，货拉拉司机集体地将矛头指向共同的敌人——货运平台，并提出相似性很强的具体诉求。这些诉求所期待的，是货拉拉扮演一个正常的、公正的平台，但这也在根本上与货拉拉的商品化模式相抵触。而类似的平台也正在以共享经济等美名侵入社会各领域，外卖平台、共享用工平台、网约车等等，背后的问题都是相似的。因此，司机们斗争的并不只是货运行业的问题，值得更多人的关注。

5. 广州城中村务工者为生存“冲卡”

【概述】2022年10月下旬广州疫情加重，约九成感染者出现在海珠区，多数集中于康乐村、鹭江片区的城中村。此处是广州最大、最密集的两个城中村片区。其中康乐村背靠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约一平方公里的面积，居住了超十万人口，大多是服装产业工人。

城中村工人在封控期间遇到的问题主要包括：核酸检测无法覆盖全员、阳性转运过程漫长、村中缺少食物、生活用品和药物的供应等。11月5日开始，住户们开始频繁聚集冲击、破坏围栏和关卡（被称为“冲卡”），试图突破封控。规模较大的冲卡发生在当月13日和15日，数百名住户上街抗议。警方前来维持秩序时与示威者发生冲突，并出用高压水枪进行驱散。11月29日，海珠区后滘再次出现民众抗议，起因是该地的网格化管理限制人员移动，当地工厂/作坊需人力运出货物，并且要向社区支付高额费用。

【工劳评论】基层政府在执行防疫政策时是不公平的，基层的打工者持续被忽视、牺牲。海珠区一直以来就生活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ta们是当地工业的支柱，但在严苛封控后，却因外地户籍在生活物资等支持方面遭遇严重歧视和匮乏。这些行动虽然只是简单的“推倒”物理阻拦，却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反抗方式。因应民众的愤怒，11月30日，广州多区解除临时管控，先于"新十条"发布。我们难以去揣度官方在防疫政策的瞬时调整的驱动力，但显然城中村社区的劳动者反抗是对掌权者罔顾民生诉求的一种警告。

在海珠城中村工人的行动的同时，主流舆论充满对于工人们基于地域、身份的污名——认为是外地人在破坏广州、捣乱、活该。这样的说法充满偏见与歧视，但也同时反映了城中村工人们处境的特殊之处。ta们虽然是劳动、生产者，也可能是一些小作坊的厂主，但无法拥有本地城中村的产权。一旦发生变动，地主选择退还押金、租金，清理掉机器设备，工人们就会失去所有。工人们的反抗也许不只是对于封控措施的控诉，也包含着对于城市内种种排除、分化政策的控诉。

6. 医学生诉求“同工同酬”

【概述】2022年12月7日，疫情防控"新十条"发布，防疫政策急转弯。随后，新冠感染飙升，公共卫生的压力直接导向了各地医院。几天之内大量患者涌入医院，医护感染数也骤增。面对人力缺乏，多个医院要求医学专业性硕士规培生（专硕规培生）继续上班，有的还以规培证作为要挟。但是，尽管专硕生须承担常规的医疗任务，但是医院普遍没有为专硕生提供同等工资报酬，仅有仅有国家发放的数百至数千不等的微薄奖学金。甚至，还有医院不为参与临床工作的专硕生提供防疫保护，连N95口罩都只提供给正式医生。

12月10日开始，重庆医科大学学生聚集校门要求返乡，要求保障专硕生返岗安全。后续的一周内，全国十多所医院的专硕生在校内或医院以集会游行抗议，包括四川华西医学院，江苏省人民医院等。大部分行动的诉求为“应返尽返，同工同酬”——规培生们要求医院领导要么让医学生放假返乡，要么给予合理的工资报酬，不然拒绝继续在医院上班。此外，也有一些学校专硕生虽然没有爆发实体抗议行动，但通过公开信等形式表达了诉求。12月14日凌晨，四川大学华西临床部一名专硕规培生，在确诊新冠后依然"坚持"在岗位上，因心跳骤停而去世，年仅23岁。

【工劳评论】之前工劳小报有一期特刊专门讨论专硕规培生面临的“假学生、真劳工”处境。专硕规培生被医院视为学生而没有正常工资和劳动保障。这些专硕生在从事研究生的学习之外，在医院中还必须承担大量医疗工作和基础杂活累活。更糟糕的是，学校也同样将教学、指导规培生的任务推给医院，这导致医院长期以来既是规培生的老板，还同时有权决定ta们是否可以通过考核（发放规培证）以及毕业成为一名医生。

规培生面对的是教育学术系统和医疗体制的双重压迫，比起一般劳动者的反抗更困难。规培制度实施的七年来，尽管规培生们遭遇了严重的不公，遭遇着残酷剥削，却几乎未见有学生敢站出来反抗，只能持续忍耐、熬过规培阶段。2022年底，伴随着新冠导致的医疗危机，医学生们的新生抗争所传递出来的信号显得更为重要——"同工同酬"的诉求在指出制度不正义的同时也强调了自己身为劳动者的身份。如今，医院这样较封闭保守的系统内都已然爆发劳动者的反抗，整一个社会阶级固化的危机逐渐显现，我们将可预见未来会有更多白领、专业领域的工作者为自己的劳动权益而站出来发声。

以上是工劳小报编辑团队对于2022年至2023年初一些较重要的工人集体行动的核心回顾。上述的行动梳理难以代表过去一年所有的中国工人行动，它们只是在公开渠道中传播得更广一些、保留了更多材料可供讨论，但仍然有更多不为人所知的工人抗争缺乏被看见。我们希望未来可以继续通过工劳快讯继续收录工人行动和资讯，提高中国工人议题的可见度和关注度。未来的一年，祝愿中国工人的抗争行动"阴魂不散"，期盼草根行动者更勇敢更团结更有力。

新春快乐，与劳动者站在一起！劳动者团结！

本期撰稿：非洲大蜗牛、星星儿

本期原文時間：202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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