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只是终结“家天下”

无论如何，“辛亥革命”都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分水岭。按照官方的说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不管我们对“辛亥革命”前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模式有着何种不同的认识，都不能否认“辛亥革命”事实上终结了这一政治制度。

就我看来，辛亥革命并没有终结帝制，只是终结“家天下”。它确实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郡县制，结束了帝王传位于子的权力交接模式，但却并没有根本上结束帝制。“共和”的价值及相应的体制，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牢固地建立起来，根植入民心，而只是成为中国顺着历史的惯性，并借助于外来的手段，而创建更加专制的政体的口号。事实上，在“辛亥革命”结束了“家天下”后，中国并没有沿着削弱专制力量的方向发展，反而是沿着增强专制力量的方向在发展。从而，在经历了30多年的探索与斗争后，中国终于建立起了一个稳定的，更加专制的，且超越了“郡县制”的政治制度。

为何会如此？为何中国历史的发展总是与人们的美好期望相反？那是因为先驱们轻视了中国社会中暗藏的巨大力量，轻视了那些能够将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牢固的价值观，正是这些价值观将中国人联系在一起从而能形成与发挥出巨大的力量。而这些价值观是与自由的价值观相悖的。如果不把首要的目标和精力用于改变这些价值观，那么，任何变革社会的主张最终都会不由自主地被纳入到由这些价值观所支配的轨道。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的“忠孝”一直是核心价值。两者之间，“忠”又高于“孝”，“忠”是至高无上的，社会鼓励为“忠”而舍“孝”，不支持为“孝”而舍“忠”。但在传统社会中，“忠”又必须要以“孝”为基础。传统社会，社会组织化程度低，民多以村落聚居，各村落之间，联系很少。村民的日常生活几乎全部发生在村落内部，朝廷的权力又只能延伸到县治，所以，乡村社会必须依靠宗法家族力量来维持自治，这就必然要求推崇“孝”的价值观。建立在众多相互隔绝村落之上的皇权必然要以“孝”为基础。因而，在传统社会中，主要是靠“忠”与“孝”将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传统社会，除了“忠孝”的价值观外，还有一个“义”的价值观。这个“义”，并非完全等同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之中的那个义。而是指比照于血缘宗亲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将没有血缘宗亲关系的人们联系起来的“义”。简单说来，这个义就是江湖“义气”，“结义”的那个“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那种“义”。这个“义”，发端于儒家思想，却又不限于儒家思想的范畴。

在《论语》中，子夏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语。针对司马牛“人皆有兄弟，我独亡”之忧，他说，“商闻之矣；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这就将儒家兄弟之间的“悌”这一价值观念引申到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孔子也说过，“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给朋友之间的交往注入了必须讲信用、重承诺的内涵。注意，孔子这里强调的是“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这意味着，他不是那么重视与朋友之外的人交往，也应当讲信用。

但是，除了“忠孝”或三纲之外，儒家并没有在非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上花费多少心思和精力。因为这种交往与联系并非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普遍现象。然而，虽非社会之普遍现象，但它仍有部分的需要。所以，“义”在将非血缘关系的人联系与聚集在一起时，必然注入新的内容，除了信义外，它还要求相互“结义”的人们，要共享利益，相互帮助，同生共死，共同排外。逐渐发展成为游离在皇权和宗法家族权力之外的“江湖”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

在郡县制的传统社会中，“义”始终是一个较次要的辅助价值。不能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因为，“义”不能适用于大量的分散化的宗法家族村落，只能少量地适用于“江湖绿林”或“会党”组织。也就是说，在分散化和社会组织化程度尚低的传统社会中，“义”客观上不可能支撑“忠”，支撑不了皇权，而唯有“孝”才能支撑“忠”，才能支撑皇权。

因而，我们看到，即便传统社会改朝换代多是以“义”将从宗法家族中游离或排斥出来的个体联结起来，从而形成了反抗旧有政权的初始力量，然而一旦这个力量发展壮大到可能取代原有政权时，它就会逐渐地淡化“义”而强调“孝”，并在取得政权后，抛弃“义”而只强调“孝”。

我们看到，在传统社会的那些将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聚集在一起的非主流、边缘或者地下组织内，“义”成为这些组织的基本价值，是组织成员效忠于头领的价值基础。例如，“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就特别强调“忠义”的价值观。尽管这是小说的描写，但却是现实的真实反映。所谓“忠义水浒传”， “忠”主要是指梁山好汉对头领宋江的“忠”，而这个“忠”是以宋江与好汉们的“义”为基础的。这类占山为王的山寨组织仍然将“忠”作为最高原则，但与建立在宗法家族之上的皇权不同，它将“忠”建立在“义”之上，而不是“孝”之上。像“天地会”、“洪帮”等会党组织的基本组织原则也与此类似，但他们的“忠”没有山寨组织那么强烈。

与覆盖全国的皇权不同，山寨组织的权力交接不是传位于子，而是在组织内部选择。一般按在组织内部的地位、实力、威望，还有前任头领的意见等多方面因素来选择或指定最高权力继承者。像水浒梁山好汉就排了座次，排了交椅。按照他们的座次，如果宋江死了，就该卢俊义继位。为何山寨组织不搞“家天下”呢？原因在于组织规模小，组织成员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成员之间的联系要强于血缘关系之间的联系。另一个因素是，山寨组织面临外部的巨大压力，组织和每个成员都时刻处于危险的状态之下，所以，它必须要求最高领导人本身要具备较强的能力，能够以身犯险。所以不能选择毫无经验和能力的前任头领的后代作为继承人。

相反，对于皇权而言，它也只能传位于子。因为它控制的范围大，它的权力体系也大，它又以“孝”为基础，所以，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无论是权力体系内部，还是乡村社会之间的联系都是微弱的。那么，就只有皇子才能无可置疑地成为皇位的继承者。其他任何人，无论他的能力如何强，功劳如何高，都很难具有对全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不具有对全社会的标识作用，因而选贤在制度上不能成为继承皇权的规则。就这样，“家天下”必然成为传统社会中皇权继承的不二规则。如果臣子“皇袍加身”，就是篡位夺权，那就破坏了规则。

但是，当中国社会在近代遭到西方世界的冲击，技术的引进，生产的发展，交通通信越来越便捷渐渐打破了宗法家族的界限，社会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没有血缘宗亲关系的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自然而然，传统社会中居于次要地位的“义”的价值的地位就会越来越高，应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成为将中国人联系起来的重要价值。与此同时，“孝”价值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低，作用越来越小。

不管“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共和”的口号喊得多么响亮，将他们联系起来从事推翻清王朝的反抗活动的价值却并非“平等”与“自由”，而是传统社会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忠义”价值观。只不过与过去的改朝换代不同，这一次，“忠义”价值不仅在反抗活动的初期，而在整个反抗时期及成功地瓦解了原有政权后，仍然得到保持。原由就在于中国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人们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特别是非血缘宗亲关系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大大增加了，使得“义”的价值观可以将中国人联系起来，并支持“忠”这一最高的价值观。而对于任何社会变革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口号与目标，而是将人们联系凝聚在一起的纽带才决定了他们最终所能得到的东西。

就这样，草创时期“革命党人”的会党组织模式逐渐成为将中国人联系和凝聚起来的主要组织形式。在经历了只反“父权”，不反“君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列宁式的政党非常容易地就在会党组织模式上嫁接过来，它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进一步将思想权威赋予给“政党组织”和”政治领袖“。这种新型的政党组织，仍然以“义”为成员间联系的纽带，以“忠”为最高的组织原则，而且还同时垄断了思想话语权。后一点是传统社会中的山寨会党组织所不具备的，但也可以在以宗教为载体的会党组织中找到痕迹。虽然政权垄断话语权是外来的，但符合中国社会“君权至上”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内部具有这样的内驱力。完全符合“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一哲学原理。

当“革命同志”、“阶级兄弟”这些以“义”为本意，而更富于号召力的价值观念将众多的底层民众也联结起来后，中国社会发展成为一个将控制末端延伸到基层社会的“政教合一”的更高级的专制社会也就水到渠成了。

一些人批评蒋介石安排蒋经国继任是“家天下”，其实不然。诚然，蒋介石为了蒋经国能继任栽培了蒋经国，这是出于宗亲关系。但是，我们要看到，蒋经国继承大位并不是由于存在具有传位于子的合法规则和受到全社会的普遍默认。相反，传位于子在“辛亥革命”之后，已受到人们的普遍反对。 蒋经国继承大位的直接原因并非由于他是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他在国民党内已经取得了相应的资历与威望，得到了大多数党内大腕的支持。他是蒋介石的儿子只是他成为继任者的间接原因和优势。换言之，只要不是在规则上规定了非前任领导人的后代不能继任，就不能说是“家天下”。

总之，“辛亥革命”并没有结束中国的专制制度，而只是终结了“家天下”。它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可以分封制的结束相比。在此之前，中国的政治制度是郡县制加“家天下”；而在此之后，中国历经30多年，却最终形成了一个更高级的专制社会。

2009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