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出旧时代的人：大长今与韩国文学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段时间，街上的小女孩都穿传统韩服，学校里举办文艺汇演也会有好几个穿韩服的歌舞表演节目。今天无意间和朋友提起，她惊讶地告诉我，说她小时候也有过一套，而且在身边的表姐妹、同学之中也都很流行，不知道什么缘故。

感觉这个现象并不是毫无来由的，现在想起来，也许和当年热播的《大长今》有很大关系。我有时候还会无意哼起一两句主题歌，后来查证了一下歌词，发现这部剧的主题曲光是中文翻唱制作就有三个版本，另有粤语版、男声版，和原曲轮番播放，我到现在都搞不清，就只记得陈慧琳唱：看天空飘的云还有梦/看生命回家路路长漫漫。

想要接续《大长今》当年那样的影响，今天似乎不太可能了。就连 2016 年当红网络的《太阳的后裔》都已经算得上是某种现象级的传播，不能再往前了。更何况你为了一部电视剧身穿韩服上街、表演，在民族主义情绪无限高涨的今天，被当众扑杀都是有可能的。并非危言耸听，最近已经看到好几例行人、顾客因身穿和服而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新闻，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网络批评，可以看到人们的愤怒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像早已盛满，随时有可能倾洒的汽油，遇火就着。

所以关于韩国，K-pop 或许是最安全的，但即便知道这个秘密也要悄悄进行，祈祷诸位偶像表现得更加国际化一些，不要那么“韩国”，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被看出来。不能像《大长今》和传统韩服一样，会被一眼识破，他用一颗卑劣的心怀疑别人有卑劣之心，紧接着无数桶汽油就泼过来了。

包括在文学上，中国人也是一贯瞧不起韩国的，可能有朝一日终于有个韩国作家获诺贝尔奖了，才会高看一眼。别的奖项就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效果了，因为他有限的眼界里只装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而韩国电影之所以在这里能有一席之地，可能也是因为获太多奖了，得到了一定的“国际承认”，所以不得不关注。但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题材，什么创作，电影评论家们之所以围绕着韩国电影旋转，是因为大众的目光和奖项都聚焦于此，他们只不过是在做便宜和讨喜的事，迟缓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几句翻来覆去讲的口水话，还硬要装作是懂很多。

几乎一提起韩国电影，评论家们互相打配合的主题就是“底层叙事”，用我们微不足道的文学和电影经验来进行解读，还要嘴硬，强占一下便宜，揶揄几句韩国人就是不行，就是表达得不够深刻。于是中国人喜欢什么，就喜欢“东北文学”、“东北文艺复兴”、《二舅》、《隐入尘烟》，因为太痛了，但“忍着”，继续痛，看生命还能痛到哪儿去。中国人就喜欢这种东西，“不要抗争”，要学会认命，好好活着。所以他们才会说韩国人不够“深刻”，那当然了，谁像你这么会忍。

不过说到底，韩国是亚洲国家中具有漫长的、持续的民主化传统的国家，然而新时期以来，中国知识界有一种明显的反民主和妖魔化民主的倾向，这种倾向自然也渗透到大众当中。在对待“底层”这个话题的时候，韩国人延伸到“民主”与“反抗”，中国人只会下意识地排斥，倒退回去，觉得是不够“苦”、不够“彻底”的缘故。由此，即便是中国的作家和导演，也根本不可能重视韩国的文学经验，观众也不明不白地跟着瞧不上这种经验。

最近几年来比较受关注的“底层文学”，或者我们有更具体的描述，“保姆写作”、“工人诗歌”、“打工文学”，一个比一个猎奇。有的主流作家甚至明知“骑手被困在系统里”的困境，还能愚蠢地发出感叹：“羡慕外卖骑手一边骑车一边写作的奇妙经历”。还有所谓新工人文学奖的登场、非虚构叙事的扩大，让更多边缘写作者获得关注，但始终还是冲着“畅销”、冲着题材去的。

然而这些作品要在文坛获得一席之地，就必须要回避政治，必须符合“纯文学”的取向——这只不过是前人趋利避害，按照自己的想象构造出来的一个软弱秩序。在这层枷锁之下，仅靠部分作家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是不足以推动“底层文学”登上历史舞台的。

（一）棺材穿在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