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撤換翻譯｜再說Amanda Gorman譯稿一事

之前Amanda Gorman新書《The Hill We Climb》撤換荷蘭籍獲獎作家/詩人/翻譯的事情剛剛以Marieke Lucas Rijneveld請辭告終，鋪天蓋地的新聞還未降溫，歐洲翻譯Amanda Gorman詩歌之事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英國衛報3月10日消息以題為"Not Suitable": Catalan translator for Amanda Gorman poem removed【“不合適”：Amanda Gorman詩歌的加泰羅尼亞譯者被撤換】的一則新聞將這位年輕的詩人在此推到聚光燈下。文中稱，加泰羅尼亞的這位譯者被撤換的原因是有著“wrong profile”。很意味深長的兩個詞。加泰羅尼亞的譯者Victor Obiols的回答也跟之前我在文章裡寫道的我被撤換的原因何其相似。Victor說，「他們沒有質疑我的能力，但是他們找的是不同的形象（profile），這個形象必須是女性、而且年輕，是一個社會活動家，最好是黑人。」這樣一連串的要求似乎是讓翻譯經過「政審」，而其中的每一條都不是譯者能夠輕易改變的。他能變成女性嗎？再年輕一次？更何況還有種族的要求。

Amanda Gorman的英文原版《The Hill We Climb》在德國依舊是訂於3月30日出版，但是她這本32頁的小冊子我不會買。無論歐洲一再撤換譯者究竟應該由誰負責，一次次地因性別、種族、形象撤換譯者，是翻譯界在此時此刻的一大倒退！唉，等等。或許並沒有倒退，而是一直是這樣的。

我突然想說，一下子覺得自己好理解歐洲這一位位被撤換的翻譯們。但是又回想，我真的能夠真的理解他們嗎？人與人之間能有理解和感同身受嗎？昨夜寫道孤獨，是覺得有時候自己的感受似靈魂般被困在自己這唯一的身體裡，哪怕想理解別人，至多，是嘗試著去理解，因為其實每一個人的感受都牢牢地被鎖在那個人的身體裡，跑也跑不掉。如果抱著這樣的心思，如若有人要翻譯我的創作，我是不是應該斷然拒絕呢？因為，你憑什麼來體會我的體會，感受我的感受？沒有人能體會我的感受。然而，這又是怎樣的決絕與狹隘啊！

為人之美，不就是在無法真正意義上感受另一個人的時候，嘗試用語言、文字、音樂、繪畫、科技來彌補，來貫通，來overcome這樣的孤獨嗎？

加泰羅尼亞的譯者說，照這樣的推法，我不能翻譯《荷馬史詩》，因為我不是古希臘詩人⋯⋯如此推論，裝著一位譯者怎樣的失望啊？

我又要搬一下魯迅了。魯迅一再地寫翻譯，批評亂譯、漏譯、錯譯，但總還是抱著那麼一點點希望的。《為翻譯辯護》開頭一句——

「今年是圍剿翻譯的年頭。
或曰「硬譯」，或曰「亂譯」，或曰「聽說現在有許多翻譯家……翻開第一行就譯，對於原作的理解，更無從談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 

之後，又講——

「翻譯的不行，大半的責任固然該在翻譯家，但讀書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評家，也應該分負若干的責任。要救治這頹運，必須有正確的批評，指出壞的，獎勵好的，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

即便如此，翻譯的質量也好、翻譯界行業的瑕疵也罷，那個時候也沒有任何對於一個翻譯因其種族、性別便無法對應產出有質量的作品的說法。如此看來，沒錯，是大倒退了。不過，翻譯與翻譯界並不受多少重視，再大的波瀾、再大的倒退，也可以到忽略不計的程度。但請不要忽略這樣的倒退，而是更多地討論翻譯的功用、貢獻，更多地參與翻譯，其實，我們每個人每天都有做翻譯的。當你把兒時的方言母語翻譯給你最好的朋友時，當你把母語中的比喻翻譯給外國人時，當你發現讀譯本能增進文化間的溝通時，都是翻譯之美。

翻譯是分隔、也是融合，翻譯是期待、也暗含一次次的失落。翻譯是那道北緯38°線。

另請關注我的圍爐——

今天我開啟了圍爐，其中會收錄出版的中英文詩歌或文章。每一首詩，都是一個或拉長、或縮短的Moment，它們是與我擦肩而過、來來去去的生命們留下的碎片，有的鋒利如刀，有的溫軟如花，哪怕手上血流如注，我也一片片撿起，投入那金黃的爐火，在竄出的火舌裡涅槃。即便冷場，我依舊會堅持創作，爭取出版更多。而「圍爐」則能讓我們離得更近，少些孤獨。更歡迎愛詩的大家一起交流，與我一起讀詩。如果有什麼建議，也請您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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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圍爐叫做 This Way 👉 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