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洲读社工硕士，我忙得「两耳不闻窗外事」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三月。我顺利地拿到了澳洲学签，完成了从打工人到留学生的身份转换，并由此获得了继续留在澳洲生活的两年时间。

至今，我仍然记得拿到学签的那天，是在周三的下午。当时，我正在女装店上班，好不容易等到上厕所时，才有空看手机的信息。然后，我就看到了中介群的消息提示，学签已经顺利下签了。瞬间，我又跑回了服装店，紧紧地抱住了同事。终于，一颗石头落地了。

但兴奋感只持续了这个下午。拿到学签只是起点，我的生活仍然忙碌又紧张。自从一月底开学之后，我几乎每天都学到了晚上12点，甚至是更晚。至于工作，只要不上课，我几乎都在服装店和酒店上班，有时候工时有一天，有时候则是短短的三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

我告诉自己，只要我还能学，我一定要努力掌握社工的英语专业术语，从而更好地在毕业之后找到对口工作。哪怕整理课程笔记到了深夜，眼睛都睁不开，也没有时间洗澡，但我还是尽量坚持着。打零工也是如此，为了交上房租和后续的学费，我不敢说累，必须一直撑着。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长达一个月。我能清晰地感知到，身体正在变弱，尤其是有一种强烈的疼痛感。尽管我分不清到底是哪个身体部位在作痛，但我知道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足够的睡眠。我对自己感到失望，因为当下的我，并没有能力改变现状。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家境并不是那么贫困，且家人愿意提供的经济支持，或许我在澳洲可以不用这么辛苦地打工，反而可以有更充裕的时间学习。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贫穷不仅仅是激起我的求生意志，也让我更想证明给其他人看，尤其是那些和我有相似命运的女性：

在一个结构性不平等的社会里，一个贫困的亚裔性少数女性，能够在移民这条路上，走多久、走多远？

读社工硕士，回到我的舒适圈

之所以选择在澳洲读社工硕士，不仅仅因为这是相对容易拿到永居的职业，也是考虑到这个学科更贴近因为我过往的教育及职业经历。在此之前，我是一个记者，在性别领域以及残障领域已经深耕多年。

2025年1月底，我正式开学，成为了ACU社工硕士班的一名新生。入学之前，我就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很多人在国外留学却经历了「反向留学」的感慨。我们班其实也不例外。在校园迎新日（Orientation）那天，出现的学生都是国际生，从中中国人又占据了大多数。后来直到正式上课，我才见到两个本地学生。

反向留学有好有坏。好的一方面是，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向人求助。尽管来到堪培拉已经有半年了，但我对这个城市并不了解，平时除了工作就是学习，活动空间非常闭塞。这让我非常依赖我的同学，给我提供很多我不了解的信息。学习也是如此，因为我有学习障碍，总是需要向同学提问，从而确保自己可以跟上学习进度。

班上有更多不同背景的学生，也带给我一种安全感。堪培拉是澳洲的公务员之都，所有行业都优先招聘公民以及有永居身份的人。除了对个体的身份极其挑剔之外，堪培拉也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城市。尽管我们常常在课堂上听到老师向原住民表示敬意（Acknowledgement of Country）；但走上街头、放眼望去，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典型的白人城市，远远比不上更多元的悉尼与墨尔本。

反向留学的不利之处，也很明显。由于同学们和我都是来自世界各地，对澳洲社会体系以及支持系统的了解并不多，因此在讨论到澳洲本土案例时总觉得吃力。我特意选择了和本地学生组成了学习小组，希望可以听到她们的分享。但很快，其中一个本地学生因为无法接受过长的低薪实习要求（注：国际学生是无薪实习），准备换成另外一个硕士项目。我能获得的信息来源就更少了，让我觉得很可惜。

除了课堂讨论有欠缺，我对目前的课程设置也有不满。自从疫情之后，澳洲的学习体系从线下授课转成了线下网课为主。尽管如今疫情已经不再严重，但学校仍然以网课为主，线下授课的频率仍然大不如前。老师说，这种混合的学习模式（Mixed Mode Learning）更灵活。

以我现在学的两门课程为例，一门是线上课加每周一次的工作坊；但另一门却是大部分线上网课，只有三次的工作坊机会。这对我来说是不够的，看视频难以满足我的学习需要——因为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去进行头脑风暴。很快，我就向老师提出对课程质量的质疑，但老师也无法改变课程设置——毕竟，这是学校管理层的决定。这让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无力感。

与此同时，我也发现了学校在招聘学生大使的时候，出现了仅招聘公民以及永居持有者的条件。这让我非常意外，因为学校并不是政府部门，不应该在招聘学生时加上与身份相关的条件。而且，据我了解，其他学校如La Trobe University，在招聘学生就没有这样不平等的要求。这在我看来，非常不公平。如果我因为个人能力而落选工作岗位，我可以接受。但现在我要求的是一个平等的面试机会，而不是因为我的国际生身份而否认我的能力。

我开始意识到，在澳洲读社工硕士，把我过去多年零零碎碎学的知识，终于像拼图一样拼了起来，又如同知识网络般连接起来。吸收的新知识，给我赋权，让我变得更加从容，并且对自己在异国他乡的身份认同有了更加具象的认知。尤其是学到种族、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时，我感受的是一种轻盈感，如同如鱼得水。我终于是回到了舒适圈。

但我仍然保持警惕，并且对不平等的现象更加敏感。作为一个刺儿头，也作为一个在权利领域深耕多年的记者，我最后还是针对招聘学校大使这件事，向学校提交了投诉信。我不知道学校管理层会不会重新考量招聘申请，但我最起码做到了我能做的——

作为一个未来的社会工作从业者，要挑战不公正的现象，从而推动社会变革。哪怕，这只是一个学生岗位的招聘。

做销售助理，反思身材焦虑

和忙碌的学习生活一起并行的，是我一样忙碌的工作。

2024年11月下旬，由于酒店清洁工的工时变得很少，我直接去了商场的各个服装店，试图找到一份新的工作。那时，已经是大部分商店招聘圣诞零时工的后期，工时也已差不多被员工们瓜分完毕。我对此没有报太大希望，只希望自己能捡漏一个工作机会。

我去了两个大商场，一个是家附近的，另一个则是需要坐一个小时公交的。为了生存，能及时交上房租、买到食物，无论距离多远，我都不在乎了。我必须要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庆幸的是，我很快就得到了回应，在12月就开始了这份新工作——在女装店做销售助理。

如今，我在这个岗位已经三个月了，早已习惯站在店里，向客人笑得跟花一样。刚开始，我不知道怎么操作收银机，上班总是很紧张。但现在做久了、适应了，我觉得做销售助理唯一的难处，就是很像罚站，常常站着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的客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女装店工作越久，我对身材焦虑的认知也有了新的变化。在澳洲，大码女装有一个专门说法，就是Curve（曲线玲珑）。这个说法的意思，就是说时装品牌要设计不同尺寸的衣服，社会大众也应该接纳与尊重不同的身材类型。

在不同种族中，女性对身材认知的差异很大。比如白人女性会直接走进店里询问大码女装的信息，比如店里和网购能提供的最大码是什么。她们并不执着于减重，而是会大大方方地跟我说起自己对大码衣服需要，和我讨论如何让自己穿得舒服又好看。

相比之下，亚洲女性并没有那么坦然。我印象中有一个亚裔妈妈，在挑衣服时特别紧张，小心翼翼地跟我说自己在生小孩之后胖了不少。我便跟她说不要担心，毕竟这里是澳洲，没人真的在意你的体型；无论你是什么体型，大家都会说你今天很好看（You look good）。这位亚裔妈妈也提到澳洲衣服都是V领的情况，很担心自己会走光。我安慰她说，这种领口其实是想给女性的胸部有更多的空间，而不是紧绷的压抑感。

事实上，在澳洲，无论胖瘦，大家都已经习惯展露身体这件事，没人真的会在意你要不要遮住一个身体部位。展露乳沟，又或者肚脐，其实不过都是人的身体部位，你有我也有，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有时候我在想，商店招亚裔的销售助理，不仅仅是为了职场多样性，也有可能是给其他亚裔女性一些鼓励、一些友善的提示，帮助亚女们可以更大胆选择衣服的类型以及颜色，甚至改变原有的打扮风格，让时尚和审美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元与开放。

此外，我也会碰到一些来购物的中国阿姨。她们会一点点英语，知道我会说中文之后，就开始滔滔不绝跟我分享她们的生活。一个来自上海的阿姨，在店里跟我聊了很久如何在澳洲拿永居的事情。她在国内是中产阶级，花了很多钱给儿子留学；但是儿子只是在家躺平，想拿永居却不够努力。于是我跟她说不如断供，反正房租水电都交完了，学费也交完了，他完全可以自己赚生活费。

不过，在跟阿姨说建议的时候，我突然有种「被命运捉弄」的感觉。如果我有阿姨这样家庭的经济支持，或许我不需要纠结这周有没有足够的工时，有没有足够的存款继续交完今年的学费。我战战兢兢，不敢说累，生病也不敢请假，有班就去上。我就是活生生的牛马，但为了生存，即使喘不过气也只能习惯性忍耐。

但是，从留学到留下来拿永居，我觉得最缺的不是资金，而是动力，要有足够的勇气，以及坚忍的耐力。恰恰是贫穷，以及自己是社会少数族裔的身份，才让我把这种忍耐能力发挥到最大。当然，我不是想鼓励吃苦，只是想安慰自己，苦有时候是没法少吃的，尤其是异国他乡孤立无援的时候。但我相信，苦尽甘来，天道酬勤。

写作当下，我所在的女装店的其中一个分店，已经倒闭了。这导致我的工时变少，我也不得不开始重新找工作。新的挑战即将又要开始了，我很紧张，也很害怕。怀着对未知的恐惧，我又要重新出发了。只要向前走、一直走，我知道就一定会有路，出现在前方。

因为和《日本女子图鉴》那个女主角一样，我有了这样之后，还想要那样。我就是这么一个充满野心的人，既要有要还要。直到我得到我想要的，才可以在忙得不可开交的澳洲生活中，喘一口气。

约稿合作：

在澳洲一年多之后，我发现迫切需要写作。比起繁重的体力活，写作是我最擅长的事情，在记录和反思的过程中也可以疗愈自己。如果有需要产出性别、残障、影评、商业软文等文章，非常欢迎来联系我进行合作；我也可以做线上编辑，进行修改和创作文章。

另外，如果有任何媒体机构或者出版机构，对我的故事感兴趣，请一定要联系我。我很想出书，出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只有回归中文写作时，我才是我自己。